《徐永光说希望工程》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不懈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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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徐永光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也许就用不着我们编辑这本书了。

在名人出书热、作传热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朋友建议徐永光写本书,写写希望工程10年。10年间,将心血、智慧和辛劳都倾注给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徐永光,自然有得可写。

但徐永光没有写。不写的原因是不好写。依徐永光一贯的真诚与坦荡,下笔,就要写深、写真。但10年希望工程并不是风平浪静,有许多矛盾冲突,不少难言之隐,只能独自品味;若写浅、写假,那又有悖徐永光的性格和做人准则。

的确,从事希望工程10年来,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和机构内部的讲话外,徐永光几乎很少公开发表文章,很少出去演讲。但为了希望工程的推动,徐永光其实并没少写,也没少讲。见诸内部刊物和内部会议上的文字、讲话,再加上媒体记者的访谈对话,零零总总也有六、七十万字。

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档案,这些文字正好反映了10年希望工程的发展轨迹和全部真实。

我们以为,将这些文字中最精要的部分辑录成书,对10年来无数关心和参与希望工程的人们,是一个必要的交代;对研究基金会和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学者,是一份有价值的史料;对进一步推动中国青基会和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所幸,当我们把辑录的文稿送给徐永光审阅时,他斟酌再三,终于说出“既然这样那就出吧”的话来。这便是这本《徐永光说希望工程》的由来。

 

2

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在《创造希望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一书中,对希望工程和徐永光,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有一位哲人说过,任何成功的事业都是个人的事业,只有以个人为中心、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我深深地服膺这样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很简单。对于公众来说,如果他能够认识到在一个有个性的事业背后,是有个性的机构和有个性的人,那么他对这个事业会有更强的信赖感。”

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既崇高、执着,充满理想的光辉,又植根于90年代中国的大地而脚踏实地。可以说,希望工程是极具个性化的事业,打上了徐永光个性的烙印,强烈地体现着徐永光的个性色彩:理想而务实。

徐永光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本书的文字一样,处处显露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色彩。徐永光为文,都是“有感而发”,决不“无病呻呤”,决无虚言假话。这从他极具个性的文字中可以窥斑见豹:“做官也好,做公益事业也好,只要为老百姓做好事,都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走仕途不得要领。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和一个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为后者更适合于我。”(《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棗这是他1988年主动请辞团中央组织部长之职,筹办希望工程之后说的。 “做希望工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上天堂,二是下地狱,我是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上天堂不容易,下地狱更是后果不堪,两条路都不好走。”(《在天堂地狱间走钢丝》)棗这是他与香港《壹周刊》官司胜诉后的感言。

但徐永光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识时务,守规矩,正所谓“宏观把握、中观策略和微观操作”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在希望工程和机构建设中,他始终遵循“开拓而不越轨、创新而未离宗、开放而有节制、保守而不僵化”(《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的生存原则。没有这些,希望工程不可能历10年而不衰。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徐永光,有希望工程为证。识时务、守规矩的徐永光又是如何造就的呢?

徐永光当过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训练,使他具有很强的等级秩序和服从意识。从1978年进团中央至今,22年中团中央第一书记换了6任,徐永光成了这个青年机关的“元老”。但尊重领导,服从组织,对徐永光来说,是不可动摇的“文化认同”。偶尔也打点擦边球,但那是为了突破一点陈规把事情做成,不是为了给上头添麻烦。

当然,团中央也给了徐永光相对宽松的环境。康晓光认为:“上级主管部门的宽松,是中国青基会获得的不同于其他同类机构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正是这种内在的个性与外在的宽松,成就了一个机构、一项事业,也成就了徐永光。

 

3

也许受南怀瑾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徐永光从儒家学说中思“虑而后能得”;从《道德经》中悟“功成而弗居”、“知止可以长久”;从《易经》中寻找“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的秘诀。

正因为如此,我们请徐永光的温州前辈、经常给徐永光指点迷津的南怀瑾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

南老先生挥毫写下“叩问天人之际”。

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明其志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留下千古传诵的“无韵之离骚”棗《史记》。南怀瑾何以用“叩问天人之际”名之此书?对南老先生的“玄机”,我们不敢造次讨问,只得自己努力去领悟。

“叩问”,是对未知领域的虔诚探求;“天人之际”,是宇宙人事间的关系、奥秘。我们终于明白:当初,中国青基会能否成功?希望工程能做多大?公益事业怎样运作?对徐永光和他的同道而言,不正是未知的么?而后,希望工程的10年历程,所有的成功与遗憾,不正是上与“天命”关联下与“人事”相涉么?

南老先生正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地点破了“徐永光说希望工程”的主题。

希望工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探索的产物,“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徐永光和他的同道,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是他每天心境的如实写照。从问人到问天,总是在不断地“叩问”。

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徐永光喊出“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跳荡在蓝天下的那簇圣火就不会熄灭。”(《为了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管理疏误,外部干扰,体制摩擦,政策风险,使希望工程面临“八大隐患”,头上始终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到1997年第七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徐永光提出了“嬗变”的设想,即实施希望工程战略重心的转移。他说,“功成身退,见好就收,绝非为小团体利益计,而是保护一项全民共同创造的美好事业,使这项在当今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公益项目善始善终。希望工程的成功,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失败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成败功罪,责重如山。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低调。越是别人说好的时候,越是要冷静,越是要有忧患意识。”(《希望工程能否善终》)有时,徐永光在与人辩论时,实在没有词了,只好说“天命不可违”。

但是,进也好,退也好,临深履薄也好,嬗变转移也好,中国的公益事业需要有人献身。对徐永光来说,这终究是最大的“天命”。

在这个转型期的中国,在飞速发展一派繁荣背后又存在大量不公的中国,在被损害被侮辱、在贫穷苦痛中煎熬的庞大弱势人群需要有人帮助的中国,在市场法则作用下政府不可能再包办一切的中国,公益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无论从古老中国的“大同”理想,还是现代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无论从有“不忍之心”的人性法则,还是缓解贫富分化时期社会矛盾的需要,“仁”与“善”,都永远不会是可有可无的。由是观之,在当今的中国,像希望工程这样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资助公益事业的企业和老板,都显得太少了。徐永光以希望工程的实践和探索,以自己的呼吁和呐喊,帮助唤醒国人的良知,的确是在尽一个合格公民之责。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事业和一个人的崇高,就不言自明了。徐永光自嘲当了“高级乞丐”,也正是“天命”使然。


4

为什么徐永光文字中总是透露出痛苦?

就我们的了解,这肯定不是生活中的痛苦,尽管徐永光童年曾经有过穷困苦难的历程,但毕竟不伤及心灵。

徐永光的痛苦,是灵魂之痛。在中国,要做事,尤其是真诚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是注定要忍受痛苦的。

抑或是因为痛苦而激发出带有心灵震撼力的、乃至有艺术感的语言,抑或是希望工程本身就算得上一种社会公益领域的艺术,徐永光的一些文章,有哲学思考,也有艺术韵味,把自然和心灵融入艺术的境界。

艺术正是在痛苦中产生的。人在痛苦中要找到某种表达形式,于是产生了艺术。这是一位艺术家的精辟之言。10年中许多不能对外人道的痛苦,令徐永光备感压抑和煎熬。这些,都升华为艺术感浓烈的文字棗

“面对自然之美,我们往往只是简单感知她的外在,而不真正去理解这种美的内涵包含着纯洁、和谐、流畅、静谧、雄浑、平衡和神秘,包含着一种依照亘古不变的规律生生不息的运动。自然美的本质是一种精神。这种并非有形的存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只有音乐可以表现它。音乐是来自宇宙的天籁,它可以引导我们去探求自然美的真谛。我曾感受过,当心处痛苦的时候,大自然和音乐能给我同样的抚慰,使我心中泛出希望的绿色。此时,生命的律动与自然、音乐的旋律融为一体,身心进入无我状态。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奇妙感受。”(《崇尚自然》)

希望工程这门社会和人事的“艺术”,毕竟不是纯粹的专门艺术可以让人痴迷到永远。徐永光曾这样说过:“10年希望工程,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身心确实很疲惫。现在之所以还保持热情和旺盛的精力,确实是社会期望给我带来的一种压力和激励所致。”(《在天堂地狱间走钢丝》)他常对人说:“我累了,想到大山里休息,想读书、练书法、听音乐。”他说,在完成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工作以后,“我还会有追求,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更加富有,追求人性的更加完美。一个精神富有、人性完美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

其实,徐永光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消沉,而是更加执着地关心那些穷孩子,关心乡下的穷人。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教育信息资源,他致力推进希望网校远程教育项目;为了填补“数字鸿沟”,不让信息化浪潮把几亿农民抛弃,他又开始创建“乡村电子信息馆”,提出“没有农村的信息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警世口号。

儿童时期“每天都饿”的贫困出身,使徐永光身上有着刻骨铭心的平民意识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从徐永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不懈的“叩问”,看到了“尽人事知天命”的智慧,看到了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和一个矛盾的内心世界。

 

5

经过取舍,本书我们共选编了约30万字,按内容分筚路蓝缕、临深履薄、自强不息、风光无限、纵横评点、心泉流淌6个部分。从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说到它的管理和监督,从中国青基会的机构创新说到希望工程的拓展与深化;从与社会名流和记者的精彩对谈说到对希望工程和人生的感悟,各个部分竟线条清晰,井然有序。为了方便读者,一些文章的大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自序体的《代序》中,徐永光以“知天命”之年的经历,述说了一个新中国同龄人的生活信念。我们只见一个曾经痛苦、不甘平庸、追求卓越、崇尚个性、保持自然真实的徐永光,一个带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徐永光跃然纸上。

《筚路蓝缕》部分,着重记述了希望工程的发展历程。《为了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希望工程是怎么出台的》分别介绍了希望工程产生的背景和起因;《百万爱心行动:中国心跟着希望在动》、《1(家)+1助学行动:将救助进行到底》、《冲刺攻坚 再上高峰》则记录了希望工程推动过程中从宣传启动、迅速发展到冲刺攻坚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中可以了解希望工程各个阶段的思路、推展策略和精心部署;《志愿者劝募行动:最忆“行路上北京”》、《希望工程的战略重心转移》有了更多的冷静思考,读来会产生思想的交流。

《临深履薄》部分,讲说希望工程的管理和监督。这部分文字较多地披露了希望工程实施中的困难、矛盾和冲突。希望工程到底有无腐败?为什么能保持10年清廉?有何法宝?徐永光在《信誉是根本 管理是生命》一篇中指出“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公众监督希望工程 善款不虞腐败挪用》一篇是在香港《壹周刊》诽谤文章后,明报记者带着大量疑问采访徐永光的实录,提问严厉尖刻,答问坦荡严谨;《希望工程的八大隐患》、《我的检讨》则表达出徐永光对希望工程管理的深深忧患和强烈的自律意识;《胜诉了,我们对香港捐款人有了交待》和《庭审归来谈感受》,使我们比较完整地了解对《壹周刊》长达6年之久的诉讼案的前因后果及徐永光在香港法庭上斗智斗勇的精彩片断。

《自强不息》部分,讲说中国青基会的机构创新。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青基会是如何从一个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起家、名不见经传的机构,发展成为国内一流、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民间基金会。字里行间,表现了自胜自强,追求卓越的个性和融入机构的文化理念;《告诉你一个完整的青基会》、《青基会系统的崛起和我国第三部门发展之路》等篇章,是我国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的成果篇,对基金会组织的性质、任务、面临的挑战、应采取的对策以及机构文化、改革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是徐永光在中国青基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的“希望工程与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指出了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是当今中国社会领域改革的紧迫任务,分析了其生存发展环境及中国青基会在此领域探索的意义;《希望工程能否善终》是全面阐述希望工程“嬗变”的文章,最能代表徐永光在这一阶段的思考。读罢此文,能理解徐永光为什么要为希望工程“划句号”的良苦用心;《中国青基会的改革转型》则阐述了对机构改革的思考,描绘了中国青基会未来发展的蓝图。

《风光无限》部分,讲说希望工程的拓展与深化,表达了徐永光“永无止境的创造冲动”。由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引发到希望书库和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棗是从“我要读书”到“我要读好书”、到“与经典同在,与圣贤同行”;三辰影库、希望网校、互联网大赛和乡村电子信息馆棗是从“读书”到“读电子”。这些项目的推出,真实表达了徐永光和中国青基会“研究发现、实验创新、宣导影响”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促进社会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实现教育平等的理想;“保护母亲河棗绿色希望工程”,展示了21世纪绿色将成为希望工程的主色调;《倡导绿色意识 推进绿色文明》的记者访谈,是这一阶段徐永光深入思考的代表作,阐明了教育与环境、树人与树木的内在关系和推进世界性绿色文明的深刻意义。

《纵横评点》是一部徐永光的访谈录。有与白岩松、艾丰、杨澜等人关于希望工程的精彩对话;有《壹周刊》诽谤案、“巩俐阿姨广告”两个牵动人心、轰动一时事件的记者访谈。这两篇访谈表现了徐永光面对矛盾冲突、复杂局面的智谋策略和希望工程荣誉至上、社会利益至上,自若坦荡、宠辱不惊的态度。在这两大事件的处理上,一个用了6年,一个只用了8天,个中的手笔与意蕴、果敢与分寸,耐人寻味;而与张朝阳的对话,热情表达了对互联网改变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憧憬;与人民日报网络版“网友”的对话,则看出徐永光与“新人类”交流的应变能力……

最后一部分《心泉流淌》,是徐永光关于希望工程和人生感悟的散录。文为心声,文如其人。《虑而后能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宝库中寻求“关于人的进退行止、功过是非、成败得失;事物的本末始终、运动变化、兴衰损益”,为嬗变进行哲学思辩;《无竞争忧患》、《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衷心向往共同愿景》是徐永光针对机构日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和各种机构病贴出的“三张大字报”,是中国青基会机构改革的三部曲。徐永光“为转型立论,为改革建言,为自由开风气”,提出把创建“世界名牌基金会”作为机构的理想和长期的目标追求。为了这一目标,他把中国青基会推上改革的“手术台”。邓小平、南怀瑾、母亲、凌峰和同道,都是对徐永光成功推展希望工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均有短文记述。散文《崇尚自然》是借景咏志,以物喻理,表达对顺其自然、接近自然、物我混一的自然天性的追求;《戒烟感悟》可算是一篇关于戒烟心理学的文章,每一个抽烟的、不抽烟的、想戒烟的或欲劝人戒烟的人均可一读;《我是温州人》讴歌了深受南宋永嘉学派文化传统影响、创造了中国市场神话的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引申出了关于“人的发展”的命题;《我在美国踢足球》作为全书的压轴篇,讲的是“足球精神”,是徐永光的“男子汉宣言”。中国的男人特别是足球队员和球迷,一读有益。

编完这些文字,我们舒了一口气,邀徐永光小酌。闲聊中,徐永光说起接受某研究机构调查时,在“离开青基会后的职业选择”一栏中他写的是“自由撰稿人”。读完这本《徐永光说希望工程》,人们可能会想,以徐永光的文字修养、思想水平、丰富阅历和洞见人生的悟性,胜任此职当无疑问。

但中国的“自由撰稿人”果真缺一个徐永光吗?


2000年12月26日


真实的有责任感的生活

1989年10月30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机构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世人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我担任这个仅有10万元注册资金的基金会秘书长、法定代表人。消息传开,即有朋友打上门来,痛心疾首地诘问:为何放着好端端的团中央组织部长不当,干起手掌心朝上的“高级乞丐”?

朋友自有朋友的道理。

我从1978年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次年调团中央组织部起,不到8年,由干事干到部长,两年一个台阶,顺顺当当,怎么一下“跌”成一个民间机构的秘书长?于是,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在公众场合介绍“秘书长”时,必后缀一句“原团中央组织部长”,生怕辱没了一个人才。我总是淡然一笑,还是默默做我的希望工程。我相信有一天,这个秘书长会比那个组织部长有分量。

几年后的一天,四位于1978年同时进团中央大门、后来各奔前程的老朋友在福州不期而遇。那三位是:中央统战部某局局长覃志刚、中国青年旅行社董事长张希钦、福建某高校教授王章煌。老朋友见面,分外欣喜,举杯之间,感慨系之。我说:我们四个人都有点本事。有本事的人未见得都奔仕途一条道。做官的把官做好做大,搞经济的把生意做好做大,教书的把学问做好做大,也算人尽其才,得其所哉。至于本人,能把希望工程做好做大,则此生足矣。朋友们皆以为然。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为什么活着,怎么个活法。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在我生命铸就的信念是:要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

曾经苦痛

1949年农历3月12日,在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之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在我的记忆里,见过父亲的面,他病得很瘦很瘦。但我从未叫过一声“爸爸”。我还没学会说话,父亲便离开了我们。

母亲靠给人缝补浆洗养育5个子女。小时候,我常常饿着肚子读书。每当开学前,母亲就四处奔走,为5个子女的学费东挪西借。我永远忘不了家门口那块在寒风中摇曳的“袜子补底”的招牌和母亲在菜油灯下纳袜底时轻轻叹气的情景。实在熬不下去了,母亲把我和一个大一点的姐姐送了人。姐姐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我去的是个有钱人家,给我好吃好穿,可我还是一次次逃回家。终于没有送成。母亲叹息道:这孩子是吃苦的命。

小时候家里没有书看。政府开始装有线广播那年,刚好把一只喇叭装在我家窗下,正对我的床头。从此,喇叭里放出的所有声音,包括音乐和时政新闻,成为我的“开蒙老师”。中苏论战时,“九评”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是趴在窗台上一字不落地听完的,虽然似懂非懂,但听得津津有味。那时还是小学生。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环境影响,往往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我服膺专家的这一论断。

在学校,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小学五年级就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时,我是全校第一个入团的。1966年“文革”开始,因为是校干部加“红五类”,成为红卫兵头头,但“站错了队”,当作“现行反革命”被关、被打。后来越墙逃跑,躲到姐夫家乡的一个小岛养伤避难。那时17岁。

1968年3月,我带着身心的伤痛应征入伍。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我希冀新的生活。正是入伍半年的重阳节,连队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后因一个姨夫在台湾的“海外关系”而未获上级批准。

部队是个大熔炉。严整的队列训练和军容风纪,令行禁止的军营纪律,向生命极限挑战的行军拉练,真刀实枪的实战演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人作风,还有养猪、种地、盖房、救灾、抢险、制止武斗、拥政爱民,所有这些,会带给你所谓“军人气质”。虽然我当兵三年便复员了,在部队的最高职务是班长,但我常常自豪自己是“行武出身”。

退伍后我成为温州邮电局的一名汽车修理工。我不满足于车、钳、刨、铣、焊和搞点小革新,想读书。1973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恢复大学考试入学制度,我报考大连海运学院日语专业,自信可以中榜。不料出来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作废,重新推荐。我是属于“有前科”的那种人,与推荐无缘,大学梦破灭。不久前出差大连到中国华录公司办事,看到“大连海运学院”的校牌,勾起这段往事。我冷不丁给同行的朋友出了一个“没有张铁生就没有希望工程”的命题。大家始以为荒谬,经我解释,都说该命题可以成立。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小平同志在送走总理后再未露面。巨星陨落,大厦将倾,“四人帮”猖獗,党和国家命运到了危急的关头。我忧心如焚,与朋友们在温州最高的邮电大楼挂出悼念周总理的巨幅挽联,表达的其实是悲愤、绝望和抗争……

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10年浩劫,对一个年幼无知的中学生,不仅触及了灵魂,而且触及了皮肉。整整10年,人仿佛不是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而只是在一个精神世界里游弋。在3000多个日日夜夜里,缠绕你的,全是理想、狂热、挫折、忧患、求索、迷惘、期盼,间或的一丝希望又稍纵即逝。这种灵与肉的煎熬磨练,是对你生命意志的挑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时候,如若你没有倒下,你就会站得更加坚强;如若你的信念未泯,你就会追求得更加炽烈;如若有人给你一把火,你就愿举着它把冰冷的世界烧红,在火的丽焰和光明中,你甘愿化作一缕清烟而去。

 另辟蹊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我也以一名解放者的热情投入工作,被评为浙江省“邮电学大庆先进个人”。1978年6月被推荐参加筹备共青团十大,搞组织工作。后来留在组织部,一干就是10年。

有人说我这个人不安分,不像个组织干部。其实,只不过是我这个人的创新意识比较强。这也许与我孩提时代的创造天性未因“父威”而受到挫坏有关系。为了研究共青团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到农村、工厂、机关、部队、学校、街道调查,与各界人士接触;为了把共青团“吃透”,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团史资料。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不仅包括了共青团组织、干部人事、团员队伍建设方面,还包括了共青团体制本身。1987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领导下,我担任“共青团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主持起草了《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这份文件经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后,在共青团十二大通过。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当时的一些主张可能超前,得罪了不少团干部。一次在北京市团校讲课,当讲到“共青团聚集优秀人才的功能下降,许多团干部不过是二三流人才”时,台下立即响起一片抗议声。有人振臂高呼:“我们就是一流人才!”我笑答:既然是一流人才,为什么我接到各地那么多“团干部安置困难”的告急信?现在正值用人之秋,一流人才何以安置困难?

最有意思的是1988年团十二大上围绕通过《关于建立团员证制度的决议》的一番较量。

建立团员证制度的动因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团员流动,原先那种严格按照行政区划建立团组织以及团员流动需要县级团委开具介绍信接转组织关系的做法,已严重妨碍了团员管理和基层组织建设。实行团员证制度后,团员持证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因而可以废除组织关系介绍信。这项顺理成章的改革在团内遇到极大的阻力。一些参加团十二大的代表宣称:这次来开会的首要任务是否决团员证制度。

原因何在?因为共青团基层组织严重瘫痪,不颁证,可以混;一颁证就会露马脚。为了不露马脚,宁让一项新制度“胎死腹中”。我知道,假如这项决议被否决,对共青团将意味着什么。我只能背水一战!当时大会通过决议前都抢话筒辩论。我于是组织了支持派辩论队,要求必须压住台,不能让反对意见占上风。最后一招,万一底下招架不住,自己抢话筒。

由于代表中已经遍传“徐永光将不择手段保护团员证决议通过”的消息,大会表决前竟然出现“鸦雀无声”的反常局面。经过整整5分钟的冷场之后,决议终以多数代表同意获得通过。

紧随其后进行团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我已豁出去,当不当选无所谓了。结果以得票倒数第二当选。散会时,许多代表拥上来握手道贺,都说为我捏了一把汗。

团代会闭幕的第二天,团中央常务书记刘延东打来电话,说书记处认为你为这次大会任务的顺利完成立了汗马功劳,也受了不少委屈,决定让你参加两个出访团,分别访问苏联和西欧,作为对你的奖励。这是我在团中央系统工作20年中所获的惟一一次奖赏。

我明白,自己已完成在团中央机关的使命,应当激流勇退了。按我的年龄,选择“转业”,继续仕途,正当黄金时期,但我对共青团的责任未尽,感情难舍。整体改革不好推动,何不搞局部突破,“杀出一条血路”。

1988年5月18日,离团代会闭幕不到10天,我即向刘奇葆书记请缨 。于是筹备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继而有了希望工程。

 难忘瑶山

1989年3月,当我与郗杰英、李宁、杨晓禹等人一起商讨青基金发展大计时,思绪回到了三年前。

那时,我带团中央工作团下基层,在两个月内跑遍了广西柳州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县。我的调查报告中有如下的记录:“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目前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富禄乡和同乐乡,人均收入仅50多元。富禄乡16个行政村有8个村找不到一名初中生。”调查报告指出:“教育落后,人才奇缺,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基金会小小的办公室里,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我心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一次,北京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我时问: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官走仕途而来办希望工程?我答:做官也好,做公益事业也好,只要为老百性做好事,都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走仕途不得要领。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和一个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为后者更适合于我。

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献给希望工程,是大瑶山孩子的呼唤,也是命运的呼唤;是生活信念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人生必然。诚如黑格尔所言:“一切真实的思想都是必然的思想。”

我与希望工程作家黄传会有过一段关于命运的对话。

黄传会:一个孩子出生在陕西农村的窑洞里就是陕西娃,出生在北京的楼房里就是北京的“小皇帝”。城里的孩子从一出生就享受到农村孩子所享受不到的权利,像教育、文化、卫生设施及各种政府福利。

笔者:我承认,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从他们呱呱落地时就存在着不平等。我看到一篇报道:讲一个县招考播音员,一名青年以明显优势位居榜首,但人事局不同意录取,就因他是农村户口。这说明,即便在同等条件下,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竞争也是不平等的。我们的基础教育应当成为缩小这种不平等的桥梁,而不应再成为扩大这种不平等的鸿沟。希望工程的实施就是要让所有的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

黄传会:干希望工程是需要一种献身精神的。那么,支持你的理念是什么?

笔者:是人道主义。你想,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成果是靠什么传递延续的,是教育。如果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离开人世,不受一天学校教育,不能享受人类五千年的文明成果,那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种悲惨的命运不应再在我们这一代发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要大家都出一点力,改变所有失学儿童的命运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希望工程8年,中国青基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动员海内外民间的财力资源,为国家排忧解难,为穷孩子雪中送炭。所筹10多亿元捐款尽管数量十分有限(只够在上海修一公里多地铁)但这笔钱已经改变了160多万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命运,建设了4000多所希望小学。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倡导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76%的人认为希望工程是近年来最有成效的思想教育活动。这是希望工程始料不及的效果。

我永远不会忘记,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他离开最高领导岗位之后,仍十分关注希望工程,不仅亲笔为希望工程题名,还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小平同志一家都非常支持希望工程。他的夫人卓琳同志和子女也多次捐款,他的外孙女羊羊还到青基会做希望工程志愿者。

1997年3月,在金秀县圣塘山万亩杜鹃含苞待放之时,我又回到阔别11年的共和村,参加共和村希望小学落成典礼。与瑶族师生载歌载舞,共度良辰,宛如梦中。不禁吟出:“梦萦灵山十一载,魂牵夙愿回瑶寨。希望之树结硕果,圣塘杜鹃似潮来。”继而来到三江县,听说全县农民均收已超千元,连过去最穷的富禄、同乐两乡,也已面貌大变。兴奋之余,唱道:“富禄街头曾彷徨,悉肠欲断同乐乡。只因小平路线好,财源滚滚达三江。”

无欲则刚

1994年6月27日,中国青基会在香港状告《壹周刊》无端诽谤希望工程。这是香港历史上首例内地机构的名誉权诉讼案,一时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大新闻。

在同年的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发表了题为《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文章。不顾事实,制造谜团,对希望工程进行恶意诬蔑和诽谤,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青基会获悉此事,于当天急就6000余字的《严正声明》,于次日发表在香港《文汇报》和《商报》上。香港舆论认为,内地机构如此迅速地对一桩报道做出反应,尚无先例,并纷纷批评《壹周刊》的报道矛盾百出,不负责任。在此情况下,《壹周刊》于27日发表《我们欢迎指正》的文章,诡称“我们对希望工程并无偏见,如果基金会能够提供具体证据,证明我们所得资料失实,我们愿意更正”。次日,青基会又以整版篇幅在《文汇报》发表来自吉林、浙江的三篇调查报告,逐一驳斥了《壹周刊》的歪曲报道,还事实以本来面目。青基会同时声明:“《壹周刊》必须对此负法律责任。我会已责成常年法律顾问小组研究有关问题,我们将采取一切手段来捍卫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2月3日,《壹周刊》发表《虽有不足,但问心无愧》的文章,说什么“不足之处,以后定当改善,请多多包涵”。

《壹周刊》的诽谤文章已造成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名誉的极大损失。据统计,在文章发表之前的25个月内,来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达300多万港元,之后的数月内,每月仅有十几万港元捐款。《壹周刊》轻松一句“多多包涵”岂能逃责任。我们定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壹周刊》。

香港和内地许多好心的朋友劝我:香港的事深浅莫测,这场官司打不得。我说: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我不相信在香港白的就能变成黑的!信誉是希望工程的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那样捍卫希望工程的清白!

此案目前尚未开庭,但我们对胜诉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和勇气来自我们对事业的忠诚,来自我们坦荡无私的胸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无欲则刚”。

在希望工程已经取得相当成功的今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18个字,仍是我每日心境的如实写照。

救助一名失学儿童需要完成20多道工作程序,160多万救助规模的背后,有3000万以上的手续。哪怕千分之一的差错率,也会有3万多笔捐款出毛病。中国青基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以科学严谨的管理监督制度,以现代化高效率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支持着这项巨型的管理工程。一天,我走进财务部,看到桌子上摞得老高老高的汇款单,拿在手里一掂,沉甸甸的。我心头一热,对财务人员说:“这里倾注了多少人的感情和期望啊!我们要是管理得不好,真是有负天下人啊!”

自律靠的是人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有可能因人因时而异。因此,公众监督才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希望工程“一对一”救助方式本身,使得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全国监察委员会监察巡视员制度的建立,使“保护神”足迹可以到达全国每一个边远山区。政府审计更是铁面无私。1997年4月17日新华社消息:“全国各地审计结论表明,各级希望工程基金、资金的财务管理基本规范,符合公认的会计原则和有关的会计核算制度,捐款使用符合希望工程的有关规则并落实到位,没有发现贪污、挪用、截留希望工程资金的现象。”

1997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在孙孚凌副主席带领下视察了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区)希望工程。视察报告认为:希望工程是“放心工程”。

研究贫困地区扶贫款落实情况的国家教委科研中心研究员张力说:“拨往贫困地区的扶贫款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一块钱小于一块钱,二是一块钱等于一块钱,三是一块钱大于一块钱。我认为,希望工程的一块钱大于一块钱,希望工程的腐败率近乎零。”此话说得比较满。一位贫困县的县长则讲了一句大实话:“希望工程的钱都是人们的感情钱、血汗钱,在我们眼里每一分钱都有磨盘大。我们再缺钱,也不敢对希望工程的钱动非分之想。”有监督就不会有腐败。使希望工程保持纯洁的监督机制,也许能够为推动我国社会监督制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砥砺升华

1996年,3名希望工程“火炬手”参加了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接力,随后作为联合国的客人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特别政治顾问、助理秘书长格林女士的接见。1997年9月,联合国新闻署特利利司长专程来中国山东、陕西、辽宁考察了希望工程。他兴奋地说:“难以想像中国有如此成功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应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共同的财富。”

国际上称之为“ONE TO ONE”的“一对一”资助形式,中国希望工程的规模堪称世界之最。作为新兴的NGO(非政府机构)的中国青基会,可以与世界上任何最优秀的NGO相媲美。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并吸收了现代社会管理理念的中国人,只要好好做事,不会比任何外国人做得差!

投身希望工程这项崇高的事业,令人生命飞扬,创造性如涌泉奔突,“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之信念在希望的事业中砥砺升华。当某一天希望工程圆满画上句号时,我会由衷庆幸这个时代给了我一个平民子弟这样的好机会;我会心存感激地对所有关心支持这项事业的有识之士,对理解帮助我的领导、同事、朋友和我的亲人,道一声:谢谢!

15岁的女儿爱与我聊天。一次我问她:“安维,是你羡慕我还是我羡慕你?”女儿不假思索便答:“当然是你羡慕我啊!你都快老了,可怜的爸爸。”是啊,从“而立之年”走进团中央大门,“不惑之年”做希望工程,马上将与共和国一起进入“知天命之年”了。我的目标是,把一个功德圆满的希望工程留给这个世纪;让一个财力雄厚、信誉卓著、制度完善、人才荟萃,具有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中国青基会跨入下一个世纪。此后,我还会追求。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更加富有,追求人性的更加完美。

一个精神富有人性完美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原载《人物》杂志1998年第2期《共和国同龄人自述》)


理性评价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最初是中国青基会的一个资助项目,几年间就成长为全社会的一项事业。社会各界人士以对希望工程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关注,推动了这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希望工程效益评估”在理性层面上给予了希望工程一个历史的定位。它超越了参与者根据亲身体验、切实感受对希望工程的“说法”,而以全面、系统、客观、量化的实证研究,达成了一种理性的认知。

评估报告明晰了希望工程的图像,肯定了希望工程的成就,指出了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希望工程发展中遇到的困惑和困难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改善社会环境、提高工作质量的可能的办法。这既是对希望工程发展状况的一种结论,更为我们分析和认识希望工程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点。

对公益事业的评估在国内还很少见,对希望工程这样一项超大型公益事业的评估更是极富挑战性。我感谢中国科技发展促进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出色工作,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研究能力保证了评估工作的高质量。我也对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表示谢意,他们为本项工作提供的必要的资金支持确是一项有远见的投资。

全社会的爱心造就了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期待全社会的更广泛的参与、更深入的研究。

(摘自1998年8月5日在“希望工程效益评估结果发布会”上的讲话)


希望工程的战略重心转移

1998年,是既定的希望工程冲刺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为如期实现筹资救助任务,我们推出“’98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招募20余万名志愿者,深入社区,贴近公众,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化筹款方式,再次掀起了捐资助学的热潮。在去年夏季洪水肆虐,灾区大批农村小学被毁,学童无校可上的危难关头,中国青基会与全国200多家新闻媒体合作的“’98希望工程救灾劝募行动”,成为社会各界支援灾区教育的一面旗帜,赢得捐助上亿元,救助3.9万名灾区儿童回到了校园,向灾区紧急提供2000多顶“帐篷希望小学”,资助灾区建设希望小学500多所,为灾毁学校迅速复课做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全国希望工程实现筹资3.54亿元,其中中国青基会近2亿元,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记录。

冲刺攻坚目标的实现,同时标志希望工程的战略重心转移的开始。今年初,中国青基会决定: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学儿童的捐款。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学儿童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像任何事物一样,希望工程必然有开始,有高潮,有生命周期的发展变化。希望工程战略重心的转移,不仅表明希望工程救助因贫失学儿童的初始目标已经基本完成,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发阶段;同时也表明希望工程作为中国青基会10年来主导项目地位的改变。这种变化符合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也符合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和全社会的利益。

希望工程产生和发展于90年代的中国。这10年,正是我国政府致力于扶贫攻坚和实现普九目标的10年。政府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财政拨款用于资助失学儿童和贫困地区教育的专款数额已远远超过我们所筹集的资金;“春蕾计划”、“烛光工程”等公益项目和社会上自发性的捐资助学、助教活动广泛出现;贫困地区经济、教育水平和人民生活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工程筹资救助的效用和地位已经弱化,继续把“救助因贫失学儿童”作为全局性的工作目标也已不合时宜。我们还应当看到,希望工程已经渡过了它的鼎盛期,如果继续一味去追求筹资资助规模,不能增添新的光彩,而只会不可避免地面对管理成本的加大而边际效应递减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队伍疲惫而出现的管理懈怠,捐款“体外循环”,管理不善而使希望工程蒙辱,社会上腐败之风的侵蚀,如香港《壹周刊》那样心怀不善者的恶意诽谤和觊觎,都是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直到今天,希望工程在人们心中还是比较完美神圣的事物,在社会对希望工程管理质量的要求近乎苛刻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局部的恶性事故的出现,都可能使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毁于一旦,万劫不复!假如真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希望工程成了‘豆腐渣’”,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成就了一项光辉事业的功臣,而是毁灭了一种神圣的罪人;不是上天堂,而是下了地狱了!

希望工程在每年教育投资总盘子里的比例还不足千分之一,它的综合社会效益远远超出了教育投资效益本身。由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主持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显示:一方面,“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保障贫困地区儿童得以继续学业、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希望工程“提高了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的意识”,“唤起了全社会扶危济困的爱心,改善了社会风尚”,“为发展我国民间公益机构和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力的民间公益事业”。中国青基会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社会服务效率的社会团体,要把“研究发现、实验创新、宣导影响”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通过研究,前瞻性地发现某种社会问题,还要通过实践,创造解决问题的模式,而最终也是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示范、宣传,唤起社会的重视,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以求全面解决问题。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希望工程,应该说,希望工程已经圆满实现了这一目标,实施战略重心转移是理性的选择。

希望工程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学儿童捐款之后,对社会公众捐资助学的热情应继续支持和保护。对有意为贫困地区儿童助学捐款的人,我们将介绍其直接与有关学校联系,通过学校安排助学对象。这样做,减少了捐款的中转环节,也方便了捐款人与受助学生的联系,有助于青基会把力量放在巩固希望工程已有的成果上,即从200多万受助生中选拔“希望之星”,继续资助和培养;在7000多所希望小学中开展更大规模的培训以提高教师的素质,捐建“希望网校”,开展远程教育,配备三辰影库音像电子馆。希望工程战略重心转移还有助于我们把力量更多地投入到管理和监督上来。今年,我们已开始对现存的希望工程地(市)县基金进行全面清理;对“体外循环”并擅自冠名的“希望小学”的清查工作,也于近期部署和展开。我们将更加严格希望工程的名称保护,强化希望工程筹资、资助的管理,积极配合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和政府、社会监督部门的监察,对一切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一概严肃对待,绝不姑息。要以强有力的措施,确保希望工程健康、顺利、安全地实施战略重心转移。

希望工程战略重心转移所包含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对希望工程进行总结和研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康晓光研究员所著《创造希望棗中国青基会研究》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已在希望工程研究评估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正着手进行“希望工程10年”系列活动的筹备,包括第三部门研究,召开国际研讨会,编辑10年丛书等。希望工程是共青团、青基会系统与全社会共同创造的一笔巨大财富,要通过总结研究,回溯10年追随中国社会变迁而艰难发展的公益事业的轨迹,明晰公益事业、公益机构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中的地位作用,营造第三部门的发展环境,提出中国青基会以及中国第三部门未来发展的方向及战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摘自1999年4月20日在第八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 实施重点转移 创新助学模式

今年是希望工程10年,据本月初发布的《1999年中国青基会工作要点》披露,今年,希望工程将开始实施工作重心的转移,即由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普遍救助转移到对希望工程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和对希望小学的后续扶持上来。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

记者:请问提出希望工程工作重心转移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是什么?

徐永光:希望工程实施10年来,已经累计资助了200余万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由于政府扶贫、普九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基会提出了希望工程工作的重心转移。今后,希望工程工作还有两项重点:一是面向200多万希望工程的受助生,对确有培养前途的进行跟踪培养。二是面向7000多所希望小学,对学校的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进而提高希望小学的教育质量,使之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中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我们已经设立了“希望之星奖学金”,资助近500名希望工程优秀受助生上中学和大学;在上海郊区建立“希望工程全国农科教基地”,对希望小学教师进行培训。

记者:希望工程工作重心转移后希望工程的资助项目和资助方式是否也有相应的调整?

徐永光: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青基会,包括省级的青基会,仍然接受社会各界向希望工程的深化项目,如“希望之星”、“教师培训”、“希望工程全国农科教基地”等项目的捐款;为继续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中国青基会、各省青基会仍将继续筹集希望小学捐款。

调整比较大的是结对救助失学儿童。现在的方式,是捐赠者向青基会捐款,青基会负责落实。调整后,是青基会提供贫困地区小学的名单,由捐款人直接与学校联系,捐款人通过学校直接向受助儿童提供资助。这种调整的具体内容包括:一是青基会系统不再面向社会就救助失学儿童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募捐;二是不再直接接受社会救助失学儿童的捐款;三是在社会与受助儿童中间,青基会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不再承担助学金中介管理机构的责任。

记者:对失学儿童的捐助方式进行这样的调整有什么积极意义?

徐永光:调整对失学儿童的捐助方式,首先是广大捐赠人的要求。希望工程历时10年,激发了社会捐资助学的热情,形成了“一助一”的捐助模式,其管理规范已为社会认同和掌握。同时,这种捐助方式,从捐助者捐款到失学儿童复学,需要经过全国、省、地市、县、乡、校六个环节,对管理环节中情况和问题的反馈,同样需经六个环节。由于中间环节多,操作复杂,难免影响工作效率和造成捐款人和受助生之间联系不畅。因此,广大捐赠者和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都要求我们对捐助方式进行调整。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捐款人早已在这样做了。相比较而言,这种方式效果更好,效率更高。其次,捐受双方经由学校直接联系也符合国际惯例,对于创造助学新模式进一步形成全社会捐资助学的热潮,也具有积极意义。

(原载1999年1月10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志愿者劝募行动:最忆“行路上北京”

把热心人士组织起来

希望工程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到去年,全国性大规模的劝募活动搞了三次。第一次是1992年的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第二次是1994年的1+1助学行动;第三次是从去年开始的最后一轮劝募行动。今年的志愿者劝募,是最后一轮劝募行动的延续。去年的劝募行动,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的配合,三大行几万个网点为希望工程开放。我们对去年的工作部署寄予很大的期望,但结果不尽人意。以我们与工商银行联合开展的“百万企业献百元”活动为例:全国大约发出了300万封信,收到捐款仅有2万多笔,不足百分之一;捐款也只有1200多万。我们觉得奇怪,难道一个工商企业连100元都捐不起吗?假如一个企业捐100元,这项活动就可筹集3个亿以上。经过调查分析,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是工作没有做到家。我的一个朋友是企业经理,也没有捐过款。他对我说:我当然非常支持希望工程,不要说捐百元,捐几千也没有问题.没有捐款的原因就是一条:捐款太不方便。再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从电脑里随机抽样向几千名捐款人进行调查,结果90%的捐款人都表示愿意再次捐款。但是,我们实际接受的个人捐款却在下降。原因在哪里?回答还是不方便。

摆在我们面前是两个反差很大的事实。一方面公众中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捐款热情,希望工程还有丰富的未开发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做宣传,做广告,发募捐信,捐款却上不来。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在希望工程管理机构和捐款人之间,缺少或者说断了一个重要环节棗就是志愿劝募者。从中国青基会到省青基会,到市、地、县团委,目前基本承担着希望工程的资金管理、救助管理工作;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基本没有或者很难做到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出去募捐上。向社会的募捐,主要通过媒体宣传或者依靠并不很深入细致的活动。我们的工作触角远远没有到达可能为希望工程提供捐款或其他资源的每一个单位和个人。一句话,希望工程的资源存在着大量闲置和巨大浪费。大家都知道,现在工商企业为了占领有限的市场,竞争那么激烈。一个爱多VCD,付给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费就达2.1亿。而希望工程的品牌,已经家喻户晓,在社会上有崇高的信誉;我们又是独家经营,别无分号,没有人和你抢资源。拿不到捐款,原因就是工作不到家,方法不对路,更重要的是缺乏竞争意识。一个企业如果开拓不了市场就会没饭吃,假设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筹不到捐款也没饭吃,局面就不会是今天这样。

希望工程实施9年来,聚集了一大批热情的支持者。他们当中,有的是自己主动捐款;有的不仅自己捐,还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捐。有一位老同志叫王遐方,70多岁了,去年,他一个人跑了229天,劝募到20万元,在云南建设了一所雷锋希望小学。今年4月8日,他作为首批志愿者开始新的劝募行动。昨天,他拎着沉甸甸的一包钱来到青基会,说已经劝募到2万多元。这样的热心人士还有很多很多。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的目的,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希望工程管理机构和捐款人之间的桥梁。对于各级团组织和希望工程实施机构来说,志愿者劝募与以往的募捐活动的根本区别是,过去我们是直接动员广大公众,面向每一位捐款者;现在,我们是动员希望工程的积极分子,授予这些积极分子向他人募捐的权利,让他们去宣传、去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希望工程中来。这样一来,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的力量就会增加十倍、百倍、千倍。更重要的是,志愿者还负有为捐款者服务的责任。志愿者要完成收款、到银行捐款、把收据送给捐款人的全部捐款过程。这就大大方便了捐款人,使他们能在家中、在办公室和生产学习岗位上实现自己的爱心。

遵循国际惯例

通过志愿者进行公益募捐,不是希望工程的独创,而是世界上公益募捐的惯例。大家知道的去年香港17名义士行路上北京为希望工程筹款,就是对我们这次志愿者劝募行动的直接启示。这些义士徒步从香港走到北京,行程2800多公里。有一位名叫袁布的退休老工人参加行路,他的女儿在香港募捐。她女儿的劝募信是这样写的:如果我父亲走10公里你捐1元钱,那就请您捐280元;如果我父亲走1公里您捐1元钱,那就请您捐2800元。结果袁布老人的捐款超过了10万港元。整个行路上北京的志愿者共为希望工程筹款2000万元,建了100所希望小学。今年初我到美国考察,访问了罗彻斯特一个叫联合之路的公益机构。这个机构每年都要在大公司开展劝募活动。比如他们到柯达公司劝募,首先通过公司的志愿者设立一个工作站,由工作站在公司职工中开展劝募活动;在向个人劝募的同时,也向公司劝募。去年,这个组织在柯达公司劝募到830万美元,其中个人570万,公司260万。受此启发,中国青基会在志愿者劝募活动开始以后,也在一些共青团之外的机构设立了劝募工作站,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设站,李鹏委员长的夫人朱琳同志知道消息后成为1号志愿者;通过在北京市电信局设站,短短一个月时间,该局职工捐款就达到120万元。最近,我们还与全国有线电视台协作体签署协议,除了在该协作体的100多家有线电视台播放劝募广告外,还将在各个台设立劝募工作站。有线台的观众可以直接到那里报名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通过在共青团以外的一些机关、企业、机构设立工作站,对于扩大志愿者的招募规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各地都能重视这一点。同时,在共青团系统内,也不只是在省、地、市、县、区等地方团委设立工作站。可以像鞍山市那样,在有条件的基层团委设站,扩大宣传和招募志愿者的辐射面。

实现两大名牌联袂

近年来,共青团创造了两个社会上有影响的名牌。就是希望工程和青年志愿者活动。这两项活动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共青团工作社会化的产物。这两项工作使共青团不再囿于组织自身的封闭,而是面向社会、面对公众和青少年的需求,吸收海内外的资源,直接参与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得到了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好评。希望工程和青年志愿者还是共青团走向开放、与国际接轨的成功典范。

今天,我们把希望工程和志愿者这两个共青团创立的名牌结合起来,对于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的成功对于其他公益机构具有示范作用,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希望工程本身。大家都已知道,志愿者劝募行动是希望工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它既是全新的概念,又是最后一搏,也正是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团干部、青基会系统施展才干的机会。只要努力去做,任何一个哪怕经济再落后的县,也不可能招募不到几名志愿者,找不到几个有能力捐款的企业或个人。湖南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是全省最穷的地区,就是这个地区,希望工程的捐款超过了2000万元,这个数字比一些省的捐款还要多。广西是经济落后的省份,但去年百万企业献百元活动的捐款名列全国第1名。这些事例都说明,同样一个版本的希望工程,同样的政策条件,何以在各地差距这样大?差距就在省、地、县共青团和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水平上。

(摘自1998年在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不辱光荣使命 实现自我完善

中国青基会正处于重要转型时期。我们既要把救助失学儿童继续作为工作重点,又要服务全体青少年;我们的工作领域既要面向教育,又要向科技、文化、体育、社会服务等多领域拓展;我们的机构既要继续发挥公共筹款机构的优势,又要体现民间基金会、公共筹款机构、社会团体的综合职能。承前启后,再创辉煌,把一个信誉卓著、实力雄厚、制度完善、人才荟萃、朝气蓬勃,初具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中国青基会带入下一个世纪,是我们的崇高历史使命。

8年来,希望工程以科学的运作方式、严格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监督机制、卓著的救助成果,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已形成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是中国青基会的宝贵财富。但是,希望工程独特的筹资资助方式,使我们在“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没能给机构积累必要的发展资金。按照目前救助计划的安排,中国青基会在支出全部捐款后,有形资产几乎为零,而希望工程巨大的无形资产也并未与机构紧密联系。中国青基会尤如“运载火箭”把“希望工程卫星”送上了天,自己又回到地面上。希望工程进入冲刺攻坚阶段的时候,扭转这种状况,已是刻不容缓。

首先,要通过希望工程效益评估、青基会机构研究以及有效的宣传,扩大中国青基会的知名度,把希望工程的品牌效益转化为机构的无形资产。同时,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实现资源转换,把机构的无形资产向有形资产转换。我们已经着手进行一些具有高无形资产附加值的项目开发;通过无形资产投资形式获得了一些公司的股权。要本着互利互惠和符合机构宗旨的原则,寻求合作伙伴,进一步进行无形资产的开发,转化出物质财富,提高机构的综合实力。

中国青基会机构实力的增加最终将取决于形成自己的基金,并对既有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实现增值,为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在我国公益信托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我们将在理事会建立“资产管理咨询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的法律、金融、财务、资产管理专家为我们提供咨询指导;中国青基会的资产管理部门要按照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遵循“合法、安全、有效、流动”的原则,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把资产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进而为中国青基会的资产实现全面托管做准备。

培育新的增长点

希望工程作为中国青基会的支柱项目,鲜明地体现了机构的宗旨,在中国青基会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希望工程毕竟是一项阶段性的工作,也没有涵盖机构宗旨所涉及的全部领域。在大力推进希望工程的同时,培育和开发新的骨干项目,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中国青基会长远利益所在。

希望工程的实践给我们以启示,选择开发新的骨干项目,必须遵循六个基本原则。一是符合机构的宗旨;二是配合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三是赢得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参与;四是满足青少年群体的需求;五是有利于树立机构的品牌;六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运作方式。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符合这六个原则的项目,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在研究和培育新项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把继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培养面向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结合起来;在项目选择上要特别重视那些无形资产含量高、能够成为中国青基会新的资源增长点的项目。

坚持以法治会

我国的社团立法尤其是基金会法律制度建设比较滞后,又因为公众的社会公益意识还比较淡薄,我国公益社团的发展还处于初级的、缺乏理性的阶段。处于这样的阶段,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机构的发展,还会影响公众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信心。因此,加强管理,完善制度,以法治会,是中国青基会健康发展的明智选择。

今后三年,我们要继续遵循以管理促发展、向管理要效益的指导思想,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制度。

一是希望工程的管理和监督制度。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严格规范系统内外的行为,广泛开展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确保希望工程冲刺攻坚的顺利进行,维护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

二是中国青基会的财务管理制度。要根据国家新颁布的事业机构会计制度和中国青基会事业发展、机构转型的要求,将财务核算的制度化和电算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是中国青基会的人事管理制度。要健全吸纳、培养和凝聚人才,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实现个人利益与机构利益、个人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和谐统一,使机构人才荟萃,保持活力。

四是机构人员的廉洁自律制度。在财、物管理上,要切实做到“五透明、五不准”,即财务管理透明,不设任何形式的“小金库”;收益分配透明,不以职务和工作之便获取工资以外的收益;物资管理透明,不以捐赠物资或政策性特许物品为个人牟利;资产运作透明,不谋求任何与机构相关的个人投资收益;资助管理透明,不利用分配资助款的权利收受任何礼品。

五是资产管理制度。要适应机构资产运作方式的转变,将机构的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将资产的保值增值、效益分配和资助使用等各个环节,都纳入到管理序列中来,通过专业化、科学化管理,保证资产运作“安全、合法、有效、流动”。

六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要通过集思广益、专家论证和其他任何必要的方式,使中国青基会做出任何一项重要决策,采取的任何一项重要步骤,都有科学的依据,都比较符合实际,都能促进事业的发展。

扩大国际交流

希望工程8年的高速发展,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8年来 ,希望工程“对外开放”的特征也很明显,在全部捐款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海外和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机构。希望工程还得到了联合国机构的高度评价和支持。

中国青基会应进一步加强与海外机构及联合国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面向海外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争取更多的海外资金支持国内的公益事业,提高机构的国际化水平,使中国青基会逐步在世界知名基金会中踞有一席之地。

提高机构的国际化水平,需要拓宽国际交流的渠道,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互访、研修、培训等方式,运用INTERNET等信息化手段,提高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国际化的能力,提高中国青基会在国际上的声誉。

今后三年,我们要继续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开展“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的表彰奖励活动。明年与雷理国际这一知名的国际青年机构共同举办“’98雷理中国远征行动”。在中国青基会创建和希望工程实施10周年的时候,召开“希望工程与中国公益事业”国际研讨会,并通过联合国机构的推介,让希望工程走向世界。

展望计划是中国青基会为海外学人服务的常规项目,要根据海外人才交流的新的动向,采用新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益。

实现组织创新

在社会变革中发育起来的中国青基会,只有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实现组织创新,才能满足社会进步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本届理事会期间,中国青基会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同样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职责更加分明、运行更加灵活有序的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理事会决策系统、理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系统、理事会秘书处执行系统、秘书处项目运行子系统,以及与中国青基会密切合作的省级青基会系统构成。

理事会是议事决策机构,担负着制定方针政策,确定发展方向和目标,领导中国青基会完成各项任务的职责。本届理事会新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是在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的以研究、咨询为主要职能的工作系统。专门委员会由理事和非理事专家组成,以更好的发挥理事和各界专业人士的作用,提高理事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理事会秘书处作为理事会的执行机构,要认真执行理事会的决议,努力履行机构的宗旨,同时,也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合理设置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秘书处项目运行子系统,是中国青基会工作手臂的延伸,活跃在青少年教育、文化、科技和社会服务的最前沿,与市场接轨,与青少年密切联系,要成为机构新的资源增长点。

省级青基会与中国青基会有以希望工程为纽带的“血缘关系”。希望工程事业不仅推动了省级青基会的建立,并使全国青基会系统血肉相连,荣辱与共。就机构而言,我们有着相同的性质、宗旨、任务,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今后三年,我们要一以贯之,坚持“整体性、规范性、合法性”原则,形成合力,完成希望工程冲刺攻坚的历史使命。同时,我们也要着眼长远,开辟为青少年事业服务的新领域,开展新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摘自1997年12月12日在中国青基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冲刺攻坚 再上高峰

中国青基会推出希望工程,至今已7年多时间了。7年多来,全国各级团组织和希望工程工作者积极努力,用爱心和汗水为希望工程培土奠基,动员社会力量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使这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形成了可喜的发展局面,为协助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希望工程已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廓清思路,统一认识,顺应形势,把握规律,把希望工程推向冲刺攻坚的新阶段。

希望工程发展的新阶段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我们成功地设计开展了一系列筹资与救助活动,推动希望工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这就是,1989年到1991年的宣传启动阶段,1992年到1994年的蓬勃发展阶段和1995年到1996年的巩固提高阶段。

在第一阶段,我们根据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渴望读书的需求、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现状和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经过深入调研和救助工作试点,确定了希望工程的名称、宗旨和任务,通过广泛宣传,开始启动,赢得了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初步树立了希望工程的形象,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我们先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和“1(家)十1助学行动”,创造了捐受双方结对挂钩、定向资助的模式并不断完善,推动了希望工程迅速蓬勃发展。资助失学儿童从第一阶段的不足4万名猛增到101.5万名,援建希望小学由17所增加到749所。多数省(区)和一大批地(市)县建立了希望工程基金,直接开展筹资与救助工作。希望工程声誉鹊起,家喻户晓,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显现出超乎预料的积极作用和综合效应。

第三阶段,在事业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大量建立的地(市)县基金带来的管理不严的隐患,强调加强管理对于希望工程发展的重要作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1995年确定为希望工程管理年,决定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主要是对地(市)县基金进行规范化管理,撤销全部县级基金和多数地(市)级基金,实现希望工程基金的高层、集中管理;制定实施《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等一系列工作规范;接受政府审计,接受希望工程监察系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两年来,通过加强管理,有力地推动了希望工程事业的发展。截止1996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9.78亿元,救助失学儿童154.9万多名,援建希望小学3634所。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的希望工程,在本世纪末基本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必然要经过冲刺攻坚阶段,攀上新的高峰。

冲刺攻坚的条件

7年来,我们在实施希望工程的实践中,始终注意宏观把握、中观策略、微观运作,并不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好的基础。

一是根据社会需求设计项目实施内容和推进步骤,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广泛赞誉。全国人大工作报告、国务院《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教育工作和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文件等都写了希望工程。国家教委认为希望工程“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动员人民参与办教育的一种极好形式”,并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切实予以支持。广大干部、职工、教师、军人、农民、学生、个体劳动者和港澳台及海外各界善心人士支持希望工程的热情日益高涨。希望工程已成为当今社会捐资助学的代名词。参与希望工程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二是依托共青团组织逐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工作系统,锻炼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希望工程工作者队伍,并凝聚了一大批各界热心人士,形成了希望工程志愿者群体。

三是建立了希望工程的工作和发展机制,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就是,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机制,以管理为生命的自律机制,以信誉为根本的监督机制,以反馈为纽带的动力机制,以资助为中心的运作机制。实践证明,这些机制有效地将需求告诉捐方,把爱心送给孩子,以希望回报社会,足以把希望工程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四是经过不断总结,形成了《关于加强希望工程管理的若干意见》、《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希望工程实施机构会计核算制度》等一系列完整配套的管理与操作规范,建立了希望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特别是经过近两年的集中强化管理,消除了隐患,提高了信誉,涵养了资源,增强了后劲。

冲刺攻坚的时机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我国政府正致力于实现两项宏伟目标,这就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消除贫困。我国的“普九”工作成绩斐然,到1996年,全国在校小学生1.32亿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5%。但是,要实现适龄儿童入学率99%以上,在校小学生1.35亿人的“普九”目标,还有300多万名适龄儿童徘徊在校园之外,他们多数集中在贫困地区,“普九”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全国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6年的5800万。但是,由于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边远地区,脱贫难度很大,近年来贫困人数减少速度明显下降。为了确保《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现,去年中央专门召开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再次表明到本世纪末基本消除贫困的决心,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普九”和扶贫开发都已进入攻坚阶段。希望工程一向以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继续学业、协助政府实现“普九”目标作为自己的社会定位和公众形象,因而也被中央列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成功做法加以肯定。可以说,希望工程横跨于“普九”和扶贫开发这两项攻坚任务之间。因此,在当前形势下,组织冲刺攻坚,为“普九”和扶贫开发做出更大的贡献,既是政府的要求,也是社会的期望,更是我们的责任。应该看到,“普九”和扶贫攻坚在向希望工程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希望工程冲刺攻坚提供了极好机遇。

冲刺攻坚的影响

我国人民素有捐资兴学助教的优良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呼唤这一传统美德的回归。几年来,希望工程正是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倡导爱心与奉献,致力兴学与育人,培植了关心他人、共同发展的时代风尚。许多团体、企业、学校、家庭把支持希望工程同时作为向自己的成员、职工、学生和子女进行思想教育的途径和载体,引导他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国情,培养他们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思想情操和道德素质。希望工程已成为我国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鲜艳的旗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充分肯定并要求进一步发挥希望工程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组织冲刺攻坚,把希望工程推向更大发展的新阶段,也是贯彻党的六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

事物总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发生、发展的。要把事业推向前进,做得圆满,就必须顺应形势,抓住机遇,把握规律,因势利导。基于上述背景,组织冲刺攻坚,把希望工程推向更大发展的第四阶段,既顺应了形势,抓住了机遇,又符合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我们要再次一搏,切莫坐失良机。

(摘自1997年4月在第七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 别让美好愿望失之交臂

日前,中国青基会宣布,希望工程进入实施以来最关键的时期棗冲刺攻坚阶段,并在全国范围开展本世纪内的最后一轮劝募行动。这一举措,引起了千千万万关心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强烈的社会反响。就此,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希望工程进人冲刺攻坚阶段的背景是什么?

答:从1989年至1996年的8个年头中,希望工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989年至1992年的宣传启动阶段,1992年至1994年的蓬勃发展阶段和1995年至1996年的巩固提高阶段。经过三个阶段的稳步健康发展,截止1996年底,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9.78亿元,救助失学儿童154.9万多名,援建希望小学3634所。

希望工程实施8年,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良好的社会氛围,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性循环的实施管理体制,为希望工程向新的高峰冲刺攻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我国政府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58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两项宏伟目标,扶贫开发和“普九”都已进入攻坚阶段。作为横跨于扶贫和教育两项事业的希望工程理所当然应担起自己的责任,组织冲刺攻坚。这既是政府的要求也是社会的期望。应该看到,扶贫攻坚和“普九”在向希望工程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希望工程冲刺攻坚提供了极好机遇。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问:请您具体谈谈希望工程冲刺攻坚阶段的目标是什么?

答:希望工程攻坚阶段的基本奋斗目标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实现累计救助失学儿童250~30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6000所,为协助政府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消除贫困做出更大的贡献,到本世纪末基本完成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历史使命。依据这一目标,在冲刺攻坚阶段,我们必须把加大筹资力度和扩大资助规模作为主攻方向。

1997年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将组织希望工程国内最后一轮大规模劝募行动,做到全社会动员,多渠道筹款,大规模救助,力争实现全国筹资5亿元,资助失学儿童30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000所以上的年度目标,为后几年的发展打下基础。

问:为什么现在就提出“希望工程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

答:把“希望工程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作为攻坚阶段的动员口号,是经过认真调查论证后确定的。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我们组织过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劝募行动,即1992年的“百万爱心行动”和1994年“1(家)+l助学行动”。两次行动的力度和覆盖面都很大,使希望工程家喻户晓,许多个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部队多次捐款。在“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中,对于希望工程既有支持者来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再次奉献爱心,而不必长期承受捐款压力;对于那些尚未捐过款的个人和法人单位来说,希望他们能慷慨解囊,以免一种美好的愿望失之交臂而抱憾。

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一轮劝募”之后,并不意味着希望工程救助工作的终止,而是指中国青基会不再进行大规模的筹资宣传动员。对于机构和个人的自愿捐款,我们仍然非常欢迎并由衷感谢。

问:那么请问,你们用什么方式和措施来推动最后一轮劝募行动实现既定目标呢?

答:为便于社会公众参与支持希望工程,进一步增加希望工程的公信度,我们在技术手段上有了重大突破,即依托商业银行受理希望工程捐款。

受中国青基会委托,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将开设希望工程捐款受理点,这不仅是今年劝募行动的重要条件,而且将继续到本世纪末希望工程结束。与中国工商银行联合开展“希望工程百万企业献百元”活动,是实现“最后一轮劝募行动”预定目标的关键性举措。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抽样调查,我国已有16.9%的企业法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鉴于为希望工程捐献100元并不会给企业增加很大负担,故有38.6%的企业法人表示愿意参加该项活动。还有,中国青基会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开展的“全国青少年爱心储蓄”活动,在“最后一轮劝募”中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支持希望工程和扶贫开发事业,全国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投入了巨大的无形资产和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充分显示出他们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创举将为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增添光辉的一页。

问:中国青基会如何保证此次行动的顺利推进?

答:大发展、大推动的同时必须强化管理,强化监督,这是希望工程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日前,中国青基会已将希望工程进行了服务商标注册,这对于希望工程事业在法律保护下规范运作、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次“最后一轮劝募活动”中受理希望工程捐款的机构,除国有三大银行外,我们只授权到省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其他任何未经中国青基会授权的单位和个人,都不能直接收受希望工程捐款。劝募行动结束后,要进行普遍的审计监察,不允许任何未经授权的单位和个人接受和留存希望工程捐款。对于一些假希望工程之名营私谋利的非法行为,我们将运用法律手段,严肃处理,以维护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

(原载1997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难忘1994

1994年,是实施希望工程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推动力度最大、社会影响最强、工作成效最显著的一年。年初,中国青基会以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家庭年”为契机,适时推出“希望工程1(家)十1助学行动”,号召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家庭结对救助失学儿童。同时,以“跨世纪的钟声棗希望工程大型义演”为先导,掀起了捐资助学的宣传浪潮。由邮电部发行数百万枚“希望工程专用邮资明信片”,为社会各界参与希望工作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1(家)十1助学行动”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从中南海到地方,从各级党政领导到普通群众,从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到部队学校以及许多海外机构和热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仅中国青基会全年接受的捐款,就超过12万笔,是前4年捐款总笔数的4倍,捐款总额为7091万元。从各地情况看,去年也是推动力度最大的一年,通过多种有效形式,进一步扩大了筹资和救助规模。加上京、津、沪以及铁路、民航、中直和中央国家机关系统的全面介入,使这一年省级希望工程机构接受捐款首次大于中国青基会。筹资数额增加幅度较大的省(区)有湖南、新疆、山西、海南、山东、江西等省(区),一些省去年筹资额是前几年累计的数倍。全年总计,中国青基会和省级机构接受的希望工程捐款达到1.8亿,5年累计接受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地(市)县接受的捐款统计不全,如果加上,总额在4亿以上。

1994年,我们提出在原有54.9万救助规模的基础上,新增救助名额50万名,使总规模达到百万,希望小学建设,在原有204所的基础上新增100所,达到300所。截止12月31日,实际完成结果是:全年共救助失学儿童46.6万名,当年救助额接近前4年的总和,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749所,其中已建成407所、在建342所。这里需特别提出,在有救助任务的26个省(区)中,去年有14个省(区)完成了当年救助任务,其中超额幅度较大的省,有安徽、江西等7个省(区)。同时,许多省区在希望小学建设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

1994年,希望工程实施工作向纵深拓展。我们成立了希望小学联谊会,7个联谊片中,有6个片的23个省(区)开展了交流、观摩和研讨活动;在希望小学建设的研究方面,我们组织北京大学研究生们进行了大型调研活动,调研成果已结集出版。1994年,我们还将希望工程园丁奖的表彰奖励规模扩大到1000名,使它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奖项;由希望工程城乡手拉手活动引申的手拉手互助活动也已在全国城乡少年儿童中蓬勃展开。

总之,希望工程积5年之功,尤其是1994年的全方位推进,加速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希望工程不仅已经家喻户晓,成为海内外最有影响的社会公益事业,而且,支持和参与希望工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它不仅对于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所有投身这一事业的人们,能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忠诚奉献,播种希望,收获未来,为人民、为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应该感到无尚的荣光。为了表彰奖励和充分肯定那些默默奉献于希望工程事业的工作人员,中国青基会设立了“希望工程建设奖”,同时,准备为每位专门从事过希望工程工作,并且富于敬业精神的人员,颁发“希望工程建设者”证书。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希望工程的今天,他们的名字应当与这项崇高事业一起载入史册。

回顾希望工程1994年的工作,不仅有成功的喜悦,还有沉重的压力和深深的忧患。应该看到,希望工程的发展是超乎常规的,我们在推动社会,社会也在推动我们,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1990年,在团中央制定“八五”规划时,我们提出希望工程到1995年的目标是:救助10万名失学儿童,建设30所希望小学。实际上,到1994年,这个目标已被突破10倍、20倍。这种超常规的发展,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某些方面的失衡。主要是急剧膨胀的救助规模、不断扩大的实施范围,使管理控制达到了承受的极限。希望工程的繁荣背后潜伏着危机,存在着隐患。正视这一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拿出有力的措施,把握健康发展的方向,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摘自1995年3月3O日在第五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 书本费涨了怎么办?

近日,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资助标准进行了调整,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

问:受助儿童的助学金标准为什么要上调?

答: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对受助儿童的助学金上调过两次。1993年9月1日以前,助学金标准为每名受助儿童每学期20元,完成小学学业以平均资助5年计,需捐款200元;1993年9月,每学期助学金上调至30元;从今年起,又调到每学期40元,至小学毕业的助学金需400元。如果您现在要参加结对救助,就需要按400元的标准捐款。

对助学金标准进行调整,主要是因为物价上涨,小学生书本费负担增加。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儿童家庭都很困难,如果提供的助学金不够他们支付书本费,他们可能又要失学。因此,调整助学金是必要的,这种调整今后还要根据情况适时进行。

上调助学金,是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并由中国青基会理事会全体会议做出决定。从现在开始,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工作机构都要按照新的助学金标准接受捐款,并在9月1日新学期开学时,按新标准下拨助学金。

问:助学金标准上调后,以前参加结对救助的捐赠者是否应补捐上调部分?

答:助学金标准调整后,原来按照200元或300元参与结对救助的捐赠者可以补捐上调部分;若没有补捐,我们将用基金增值部分和结存捐款予以补充。

问:捐赠者捐赠的结对款在安排使用后若有节余,是怎样处理的?

答:失学和即将失学的儿童,以低年级居多,也有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希望工程助学金标准已从1992年的每期20元,调整到今年的40元,同时,我们在下拨助学金时,还要按照助学金的10%匹配受助学生的复信经费。因此,连续资助5年使低年级学生完成小学学业,我们接受的捐款是不够支出的,尤其是原来按200元或300元标准捐助的。这个缺口可以通过资助高年级学生毕业后的节余资金来弥补。有亏有余,以余补亏,大体保持总体上的平衡。

问:为什么捐资援建希望小学的标准要下调?

答:以前,捐资援建希望小学的标准为50万和20万元以上。前者为全额资助建设,后者需要地方政府匹配一部分,当地群众筹集一部分。

从1995年开始,我们把捐款标准主要放在20万元,同时又提出捐资10万元的新标准,用以改造贫困地区乡村小学危旧校舍,改建后的学校也命名为希望小学。80年代中期,全国农村中小学的危房面积为4000多万平方米,至目前,还有1500多万平方米。大量改造农村小学的危旧校舍,体现了希望工程“雪中送炭”的原则,受到了贫困地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建校资助标准下调是为了扩大希望小学建设的受益面。

问:今年希望工程又推出了哪些新的资助项目?

答:希望工程已资助上百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我们发现,这些已经上学读书的孩子几乎看不到课外读物。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但能上学,而且有丰富的课外读物作为精神食粮,中国青基会在全国数十家出版单位的支持下,隆重推出《希望书库》项目,精心选编印制每套容纳500册图书的大型丛书,捐赠给1万所贫困地区的学校。

《希望书库》的内容是从21世纪对人才素质的需要出发选编的,具有小百科全书的性质。农村儿童循序渐进读完整套书库后,可以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有初步了解,可以得到健康成长的综合营养,能够对勤奋学习立志成才树立信念。一套套希望书库,将惠泽一片片乡土,造就一批批人才。

个人或团体向中国青基会捐3000元人民币,就可将一套《希望书库》赠予一所农村学校。这套《希望书库》是以捐款个人或团体的姓名或名称命名的,命名将烫金印制在全套书库500本书的封面上端。

问:除了接受捐款,希望工程是否接受捐赠物资?

答:除了接受捐款,希望工程欢迎海内外企业界捐赠物资。所捐赠的物资有的可以直接用于贫困地区的学校,有的可以用于奖励贫困地区的优秀教师。中国青基会新成立了“希望工程捐赠物资管理调剂办公室”,将对一些捐赠物资进行调剂以最适合于贫困地区教育需要的方式投入使用。

(原载1995年4月26日《中国青年报》)

1(家)+1助学行动:将救助进行到底

1994年是联合国“国际家庭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希望工程的推动与发展中,千百万家庭的参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决定以“国际家庭年”为契机,向全国推出以千百万家庭为参与主体的“希望工程1(家)十1助学行动”,使希望工程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深入人心。“1(家)+1助学行动”的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或以家庭的某一成员出面资助一名(或多名)失学儿童。据概算,我国城镇家庭在7000万个以上,经济状况好的比较好的约为5000万个。这意味着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家庭参与,今年就可以实现50万的救助目标。

为支持和推动“1(家)+1助学行动”的开展,邮电部决定,今年3月在全国发行一枚“希望工程助学行动”特种邮资明信片。明信片印有“希望工程结对救助报名卡”,凡愿意参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的家庭和个人(也包括集体和单位),只需在当地邮局购买一枚这种明信片,填写好报名卡交邮局寄出,并汇出相应的救助款即可。我们收到明信片和汇款后,即根据捐款人的意愿,为其安排一名需要救助的孩子与之结对,建立救助联系。

以发行希望工程邮资明信片为抓手,展开“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是希望工程筹资与救助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使希望工程突破了过去只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和个别直接接受捐款的模式,以遍布全国的数万个邮政网点为报名点,为捐款人特别是要求结对资助的捐款人提供了一个参与希望工程的规范便捷的渠道。这是“1(家)十1助学行动”顺利开展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1994年,我们要做到救助规模在过去4年50多万名的基础上翻一番,关键在此一举。

“助学行动明信片”规定的捐款方式为两种,一种是一次性捐款300元,一种是分期捐款,第一次捐30元后,在两年内捐足300元。收款单位是固定的,即中国青基会。我们原则上按哪里来哪里去的办法,向各省(区)分配名额和拨款。

采取统一收款的方式不仅不会影响各地救助活动的推进,相反是由中国青基会承担助学金金额不断递增的全部压力和各项费用。按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学期助学金每两年增加10元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学校收费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通膨率。有的地方一年增长50%,甚至于100%。所以,即便按最保守的每两年增10元,现在接受300元捐款,到完成5年救助,连助学金带工作经费(10%匹配),共需支出462元。如果这样的增幅不够,支出还要增加。这种压力,一些地方可能难以承受。这是一;第二,考虑到参加助学行动的多为工薪阶层,按以往的经验,分期捐款的约占90%,其中小部分可能中断捐款,需以基金补缺,如果缺乏资金调剂能力,也会难以为继。把这种压力留给地方,不仅会给地方带来许多困难,也为将来的整体调控带来麻烦。所以,我们考虑还是把救助款集中到中国青基会,然后拨下去。说到底,这是从谁口袋里再拿钱补缺的问题。在会上,我与一些省里的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中国青基会这样安排,充分考虑了省里的困难,的确是从全局利益出发。

推动“1(家)+1助学行动”的措施有以下几条:

下达指标。指标主要根据各省(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中国青基会和各地应同心协力进行推动。当然,本地区的工作十分重要。假如某一个省,分配指标2万,结果报名卡只上来1万,那么,另外1万名,要由本省基金来补足。捐款和拨款,原则上哪来哪去。这样一来,西部地区自己能完成的名额偏少怎么办?由中国青基会从海外及其他非受助地区的捐款中解决。经济发达地区,有责任为经济落后地区做贡献,必要时,做少量的调剂。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不调剂不合理,调剂太多会影响积极性,是否以10%~20%为度。

协调行动,展开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在希望工程义演晚会上,向社会宣布了“1(家)+l助学行动”,从第二天中国青基会就接受个人捐款8万多元的情况看,群众对这种方式乐于接受。我们要以此为契机,保持一定的宣传势头,在接收捐款的同时,调查民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今年3月份邮电部正式发行邮资明信片时,全国统一行动,开展持续的、高强度的宣传。中国青基会联系全国20多家报纸和30多家刊物发宣传广告。各省也要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北京电视台最近做了两集反映肯德基公司职工救助失学儿童的纪实电视片《圆梦》,反应十分强烈,每播一次,第二天后圆恩寺甲1号就捐款者如云。各地一定要做一些以家庭结对救助为题的电视片。只有充分运用电视这一媒体,“1(家)十1助学行动”才能深入家庭。

与邮政部门紧密配合,加强助学行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明信片的发行工作由邮政系统来完成。各地要根据全国的总体安排,积极会同当地邮政管理部门,就发行工作进行具体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责任。为扩大明信片发行宣传的覆盖面,弥补报刊广告覆盖面的不足,我们准备设计印制10万张富有指导性的助学行动宣传画,随明信片一起发到全国各地邮局。

1994年希望工程的救助工作,把“1(家)+1助学行动”作为主体行动,对于推动希望工程的深入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国际家庭年”为开展这项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舆论背景;这一行动在形式上是动员每一个有条件的家庭参与,实际上,在每一个家庭背后,既有普通老百性,也有企业家、政府官员和承担各种职务的社会人士。深入了家庭,也就深入了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新开发的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使这一助学行动有了科学高效的管理手段。

(摘自1994年1月31日在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1: 1(家)+1 大家都受益

“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推出后,今年3月邮电部又在全国发行了“希望工程助学行动专用邮资明信片”。近期编辑部不断收到来信来电,询问参与这一行动和使用明信片捐款的有关事项,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请他回答了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

问:“1(家)+l助学行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1(家)+1助学行动”是以全国城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为主要参与对象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活动。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市镇家庭为7000多万户,其中收入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家庭约为80%。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许多家庭也已开始步入小康。如果我国城市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能够参与希望工程,就能基本解决每年上百万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失学的问题。

问:请介绍一下参加“1(家)+1助学行动”的具体方式。

答:按目前的助学金标准,捐款300元人民币就可以救助一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可以一次性捐款,也可以分期捐款(捐足300元以后安排救助)。受助儿童是否与捐款人保持联系,视捐款人意愿而定。需要联系的,捐款人应在捐款的同时,填写“结对救助报名卡”,写明详细通讯地址和捐款意愿,以便定向安排,建立联系。

问:邮电部发行“希望工程助学行动”邮资明信片有什么意义?

答:主要是为了方便捐款人。过去结对救助的报名卡是通过报刊广告或来信索取,既不方便也不经济。由邮电部发行印有结对报名卡的专用明信片,意味着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个邮电局(所)成了希望工程的捐款和报名点。这对于方便捐款人和扩大希望工程的救助规模将是十分有利的。

需要说明,这枚明信片只是结对救助报名卡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报名卡可以复制。

问:今年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的指标是50万,救助总规模达到100万。除了以家庭参与的方式,还有哪些方式?

答:今年是国际家庭年,为家庭参与、支持希望工程提供了良好契机。许多捐款人乐于接受这种参与形式,有的经过全家讨论,由自己的独生子女出面帮助一名贫困地区的同龄失学孩子。他们认为,这样做,受益的不光是对方,而是双方。

当然,我们也提倡单位有组织地参与。北京西苑饭店动员1000名职工家庭参与“1(家)+1助学行动”,假如全国有1000个西苑饭店,将有100万失学孩子得到救助。有的中学、

小学一个班级救助一名失学儿童,全国中学的班级数是118万,如果广泛动员起来,力量也不可估量。

(原载1994年7月6日《人民日报》)


附录2: 播一份爱心 架一座桥梁

3月22日,邮电部在全国发行一枚“希望工程助学行动”专用邮资明信片。日前,邮电部邮政司司长黄宪明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黄司长,邮电部为什么发行这样一枚明信片,它和普通邮资明信片有什么不同?

黄:“希望工程助学行动”专用邮资明信片是邮电部为配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国际家庭年推出的“希望工程1(家)+l助学行动”而发行的。它和普通邮资明信片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信片的背面印有《希望工程结对救助报名卡》,专供所有参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的团体、家庭、个人报名时使用;并且在明信片正面印有收件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其所在地址和邮政编码。

问:这枚明信片发行到什么范围,发行数量是多少,能否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

黄:希望工程专用邮资明信片统一由邮电部发行。发行范围原则上发行到县以上邮电局(西藏除外),发行重点是大中城市。对一些经济和邮政事业较发达的地区,发行范围将扩大到乡(镇)邮电支局(所)。分配给各地的明信片,原则上保证各地销售需求。每枚销售价格是0.30元。

问:邮电部发行希望工程助学行动专用邮资明信片的意义是什么?

黄:邮电事业是公众服务事业,希望工程也是公众参与程度很高的社会公益事业。从希望工程实施的过程看,从捐款人汇款、救助名额落实,到捐受双方建立通讯联系,邮电通信在许多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过去参加救助报名只能通过报纸广告,许多捐款人反映很不方便,希望通过邮政通信渠道报名。这是发行明信片的由来,也是邮电系统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为希望工程服务的实际行动。

问:徐秘书长,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

徐:“l(家)+l助学行动”的内容是以家庭为单位或以家庭的某一成员出面资助一名(或多名)失学儿童。1994年是联合国“国际家庭年”,我们想以此为契机,推出以千百万家庭为参与主体的助学行动,使希望工程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深入人心。

问:捐款人如何通过明信片进行报名?

徐:明信片的背面都印有“希望工程结对救助报名卡”,凡愿意参加希望工程结对救助的家庭和个人(也包括集体单位),只需在当地邮局购买一枚这种明信片,填写好报名卡的相关栏目交邮局寄出,并向中国青基会汇出相应的捐款即可。我们收到明信片和汇款后,就可以根据捐款人的意愿,为其安排一名需要救助的孩子与之结对,并建立联系。

问:你们说的“相应的捐款”是多少?

徐:是300元人民币,即一个受助儿童上完小学5年的书本杂费。有人提出一次性捐300元,有困难也可以分次捐款,每次不少于30元,捐齐300元后,我们即为其安排结对救助。

问:捐赠人捐款报名后,何时能进行结对,知道结果?

徐:我们每年2月和7月新学期开学前分别安排结对一次。结对工作结束后,我们将向捐款人和受助儿童分别寄发印有捐受双方名址的《希望工程结对证书》。受助儿童复学后,将与捐赠人保持通讯联系,汇报学习成绩。

问:有些捐款人愿意为希望工程捐款,但不与失学儿童结对和建立联系,这样是否可以?

徐:完全可以。凡不要求结对的捐款人,就不必填写“结对救助报名卡”。只需将捐款汇寄中国青基会即可。这种形式的捐款多少不限。所有捐款,同样全部用于失学儿童的救助。

问:我国每年有多少失学儿童需要救助?希望工程的目标是什么?

徐:在我国贫困地区,每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有100多万。近10年来,累计有上千万名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徘徊在校门之外。目前,希望工程已救助了54.9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但与庞大的“待救助群”相比,还是杯水车薪。李鹏总理在刚刚结束的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动员社会力量,继续实施希望工程。这次希望工程专用邮资明信片的发行,是邮电部支持希望工程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推动希望工程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年,我们将通过邮资明信片的发行,使当年救助规模达到过去4年的总和,救助总量超过100万名。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协助政府基本解决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无钱上学和无校可上的问题,协助政府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

(原载1994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希望工程三原则

希望工程实施工作的三大原则是:整体性、规范性和合法性。

坚持希望工程的整体性,是因为希望工程是一项具有高度整体统一性的系统工程。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到授权省(区)建立地方基金,设立机构,开展募捐和救助,希望工程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宗旨、统一的目标、严格的实施规范和系统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各级基金及其工作机构,各项围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活动,都是希望工程整体的组成部分。坚持希望工程的整体性,就是要求从全局出发,统一步调,协调行动,加强系统管理,防止各行其事,这对于希望工程的稳定发展十分重要。

坚持希望工程的规范性,就是在希望工程的实施操作中,严格按照统一的规范进行。比如,在基金的管理上,如何接受捐款、如何划分捐赠类别、如何建立财务科目和填报财务报表;在救助的管理上,今年助学金标准从每学期20元提高到30元,是在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征求了一部分省(区)的意见后确定的,符合救助的宗旨和受助学生的实际。这种调整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和压力,但各地都认真执行。这说明,大家对希望工程的规范性有比较好的把握。下一步因为实行全国计算机联网,更需要按照程序,统一概念,统一指令,科学操作。不按规范办的,计算机将铁面无私地将你送来的信息剔除出去。

坚持希望工程的合法性,主要指基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必须在国家政策法令的约束下,依法进行。所有围绕希望工程所进行的募捐活动,都应经过法定机构授权,建立地方基金(包括省级和地市县一级)都要与上一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签署协议,并严格履行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地市进行希望工程募捐活动后,没有按协议规定上交捐款,任意截留。他们的理论是,我留下也是搞希望工程,没有什么错误,这种情绪是对法纪的蔑视,不能允许。如果协议可以不遵守,就有理由将这些资金收上来,集中管理。如发现将希望工程基金挪作他用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关于打假的问题,基金会通过新闻媒界发表了声明。最近又就义卖活动做出了规定,印发了统一的许可证。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抓一些正反面的典型,以正视听。

(摘自1993年在全国希望工程座谈会上的讲话)


百万爱心行动:中国人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爱心凝聚 厚积薄发

去年7月,我们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会议以后,各地认真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标志之一:多数省(区)团委已把希望工程纳入本地区团的工作发展规划,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在已布点实施希望工程的省(区)中,已有20个成立了希望工程领导协调机构。出现了团省(区)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党政负责同志领衔指导,横向部门积极参与,机关内部通力配合,省、地、县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这为全面实施希望工程提供了组织保证。

标志之二:集资与救助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已成为大部分省(区)实施希望工程的基本选择。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倡导并做出示范之后,在全国推开的。成都会议以来,在救助工作上各地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等、靠、要,而是积极开展地方性的筹资活动,努力增强自我救助能力。到目前为止,已有12个省(区)与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还有3个省(区)正在酝酿之中。可以预见,随着地方基金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工程的救助面将迅速扩大。地方基金在本地区的救助工作中,将逐渐发挥主导作用。标志之三:救助方式和手段有了新的发展,为希望工程走上新台阶创造了条件。成都会议上交流推广了甘肃以“厂县挂钩”、四川以“三位一体”、保定以“民办公助”为特征的实施希望工程的经验。这些经验受到了各地重视。成都会议后,各地并不满足于现有的做法,又有新创造。甘肃省采取干部带头与失学少年挂钩结对、一包到底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广大干部群众纷纷参与,救助规模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种方式在贵州省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四川省正在积极筹备“十万党团支部救助十万巴蜀失学少年”的活动。广东省和浙江省在募捐活动中,发行“爱心券”、“纪念卡”、“纪念封”,都是成功之举。

徐永光接受北京日本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

还要特别提到,去年华东地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之后,全国各级团组织在积极参加赈灾活动的同时,向灾区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伸出援助之手,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加的“千所小学手拉手,助我灾区小伙伴”活动,对灾区小学校复课、复学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

成都会议以来,我会成立了由台湾著名艺人凌峰先生为主任的“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不到一年,已筹资150万元,援建了4所希望小学。经文化部批准,“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正在全国进行。我会与中国美协、日本共同社、安部牡丹园联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中国四季”美展,在历次中国赴日美展中盛况空前,达到了文化交流和海外筹资的双重效益。最近,国务院《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把希望工程作为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措施之一。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又为希望工程题词,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这一事业的充分肯定和期望,同时更使我们感到肩负起了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不可懈怠。

今年,希望工程的实施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目前的工作基础和条件,希望工程的实施工作完全可以进入一个加快发展的阶段。实施“希望工程棗百万爱心行动”计划,扩大救助规模,是今年工作的重点。

1对1救助 势在必行

“百万爱心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基金会和各级团组织的牵线搭桥,把捐赠者(个人或集体)与失学少年结对挂钩,建立直接联系,进行定向资助至小学毕业的一种救助方式。这一行动计划的提出,是希望工程发展的必然。

首先,这是广大捐赠者的愿望和要求。  

随着希望工程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参与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识之士日益增加。许多捐赠人已不满足于间接的捐款资助,而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失学少年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

江苏盐城86189部队通讯连张继军同志在来信中建议:“希望由你们牵线搭桥,使每一个想帮助失学孩子的人找到自己想直接帮助的对象。这种做法容易使人产生成就感,也容易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使捐助者在心灵上产生很大的慰籍。”

上海市政府研究室的施惠群同志在给我们的一封长信中说:“我曾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对青少年充满了感情。而今我已年届花甲,总希望能再为青少年做些什么。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愿意资助一个孩子的学习费用。这个孩子我一包到底,直到他上完小学、中学。如果他能考上大学,我也一包到底。”“我的想法是,我在经济上、政治上有条件培养一个孩子将来学有所成,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中央电视台社教部的郭之文同志给我们来信说:“希望工程所做的事,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们愿意为它贡献一份力量。我的设想是这样的:请基金会挑选一名失学的孩子,我们愿意承担她的学费,直到小学毕业。我女儿现上初二,我们想要挑选的也是女孩,学习刻苦,努力上进,失学前学习成绩优良。恢复学业后,请她给我们来信,与她联系的任务将由我女儿担当。让两个生活环境不同的孩子长期通信,多方交流。我想,她们能在许多方面互相帮助。”

辽宁大连市港湾广场一号的王金兰同志在来信中说:“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达地区人人向贫困地区的孩子奉献一点爱心,那会产生多大的力量!因此,我想从我做起,请你们帮我推荐一名失学的孩子,由我资助他上完小学。”

提出这种愿望和要求的来信已经越来越多,尽快满足广大捐赠者的这一美好愿望已经势在必行。

其次,这是扩大救助规模的需要。

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字,我国6?4周岁学龄少年儿童中,有3000多万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19.07%,在这些应该接受义务教育而没有读书的少年儿童中,84%在农村,许多孩子是因为家庭贫困失学。我们说每年有上百万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显然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1991年,基金会和地方基金提供的救助总额,不过3万多名。这个数字相对于每年的失学人数来,实在是杯水车薪。要救助千千万万像张胜利、江峰、卿远香那样的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使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拥有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明天,必须动员千千万万的社会公众,人人奉献一片爱心,携手共筑希望工程。“百万爱心”既是实指棗动员百万人,救助百万失学少年;也是虚指棗极言其多。我们常说: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这是我们的信念。在这种信念下,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奋斗目标。在希望工程实施一周年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每年有上百万失学孩子需要救助,这对你们来讲是个天文数字,你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精神可嘉,但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我回答说:一年救助100万,所需资金不过人民币4000万,美元不到1000万。我相信,只要让更多的群众、海外友好团体、人士、基金组织理解、同情、支持我们的事业,每年救助100万,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青基会在宣布实施希望工程的时候,手里只有注册资金10万元,两年以后,每年资助强度已达到3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地方基金所提供的资助。它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各地在实践中也体会到,希望工程是深得人心的善举,它能激发人们最纯朴的感情,诚心所至,一呼百应。只要我们实实在在地宣传,认认真真地落实,完全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志愿者队伍,和我们共担历史的责任。

再次,体现了希望工程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我国《义务教育法》对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做了明确规定。希望工程是贯彻《义务教育法》,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社会公益工程。我们的宗旨就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动员社会和私人的财力资源,以民间的方式,为政府排忧,为社会解难。希望工程从实施到现在,已有数以万计的企业、机关、学校和数百万计的个人慷慨捐赠。社会性与群众性,是希望工程生命力的体现。“实施百万爱心行动”计划,正是适应了希望工程的这一特性。它通过更广泛地宣传动员,让更多的人了解希望工程,并使他们有机会选择自己乐于接受的方式,更直接地参与救助活动。把结对挂钩作为“百万爱心行动”的基本资助方式,便于捐赠和受惠双方沟通情况,联络感情,同时也增强了希望工程的透明度和信誉度,有助于提高救助工作的社会效果。

实施“百万爱心行动”计划,也是调动社会资源,推动贫困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有益措施。在改革开放中,我国沿海和东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差距正在拉大。即使在改革开放先行的广东省,也仍有一部分山区县发展缓慢,经济和教育都还比较落后。党的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有责任在资金和智力上支持帮助后进地区的发展。这既体现了改革开放所追求的效率,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希望工程在这个问题上,将起到一种社会导向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是全方位的。它给贫困地区带去的不仅仅是支持教育的财力资源,还将通过千万条受、赠双方的联系渠道,吹进改革开放之风,渗透先进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长期封闭落后的贫困地区,是不会拒绝这种帮助和渗透的。

第四,已经具备实施的有利条件。

一是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四川省采取的机关、企业、大专院校挂钩一个贫困县,对全省21个国家重点扶贫县的失学少年实施救助,落实救助名额4000多名。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提出10万党团支部包10万失学少年重返校园。甘肃省从“厂县挂钩”的兰渭模式中受到启发,领导干部带头包一名孩子上学,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结果,定西地区的漳县,全县900多名失学孩子全部有了志愿资助者。湖北黄冈团地委组织地直机关的团组织,建立“扶贫助学”联系点,开展“两包”(包脱贫、包失学少年返校)活动,救助失学少年500多名。更有许多捐款人,在收到受惠孩子感谢信之后,主动直接与孩子建立了联系,继续资助他们上学。尽管这些做法各有特点,不尽规范,但都把明确对象、承担责任、长期资助作为目标,为“百万爱心行动”结对挂钩的救助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是团内实施希望工程的工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为实施这一行动计划提供了组织保证。希望工程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得力于共青团的各级组织。首先是团省(区)委青农部和其他责任部门认真负责,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希望工程的实施有了良好的开端。现在,希望工程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布局、省(区)全面动员、实施县“唱重头戏”的工作格局。各级机构职责明确,工作可以一贯到底。从目前看来,推出这一计划已具备必要的工作基础、舆论条件和组织保证,应当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及时出台。

精雕细刻 大胆向前

“百万爱心行动”既是今年希望工程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长期规划的一个新的开端,需要认真研究准备,精心组织实施。

以宣传舆论为先导,广泛发动报名。

这次行动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宣传舆论的声势和广度。宣传声势愈大,面愈广,志愿参与者就越多。具体方案是:

1.在这次会议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公布“行动计划”,公布领导人题词。并发表一批群众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

2.在首都各主要报刊上刊登“百万爱心行动”的宣传广告,公布活动的具体内容,报名办法、资助方式等有关事项,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志愿报名。

3.省(区)一级团组织,按照这次会议的统一要求,利用当地的新闻媒介和各种舆论工具,广泛进行宣传发动。

以活动为契机,发挥团队组织的主力军作用。

共青团组织在希望工程实施中发挥了保证作用,但就其整体参与面来讲,还是不够的。我们有250万个团支部,假如一个团支部包一名孩子上学,就是250万,即使动员10%,也是25万。在“百万爱心行动”中,我们要把团组织作为基本的依靠,不仅在组织内部发动,发挥团员的表率作用,还要通过团组织和团员个人,宣传带动更多的群众,投身其中。四川省党团组织协调行动,是一条好经验,其他地方也可借鉴。

在救助贫困地区小伙伴中,少先队组织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今年要把“手拉手”活动与“百万爱心行动”结合起来,开展“与贫困地区小伙伴交朋友”、“在同一蓝天下共同成长”活动,以及一个小队,一个中队,一个班级救助一名失学同龄人等方式,把“手拉手”活动引向深入。

奇迹将在我们手中出现

今年的希望工程工作以“百万爱心行动”为主线,在扩大影响和救助规模上,将迈上新的台阶。毋庸置疑,希望工程规模越大作用越大,同样,责任和困难也会越大。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为了切实把工作做好,有必要重申以下几点:

认识仍需提高。

希望工程实施两年多来,团内对这项工作的认识随着工作的进展在不断深化。希望工程的实施表明;它在共青团自身职能的完善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书记处认为,希望工程的影响不仅在团内,而且在全社会;不仅在国内,而且跨越了国界。两年前,我曾对基金会的同志提出,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形成这样的局面:为希望工程做贡献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出现。这说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同时也表明,实施希望工程是共青团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并非“种了外人田”。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在团内仍有不同看法,少数地区还没有把这项工作作为正业,而是看成额外负担,缺乏重视。结果出现了上头热,基层热,中间冷的状况。实施希望工程,应当成为各级团组织的自觉行动,因此在工作推动上,不搞指令性。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机制,使先进的尝到甜头,更上一层楼;使后进的坐不住,最终要赶上来。在3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对那些领导重视、工作做得好的地方,进行表彰奖励,给予政策倾斜,造成“马太效应”。

机构还要完善。

希望工程做起来之后,许多地方反映,工作要求高、难度大,在具体环节和管理上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感到压力很大。同时,他们也认为,希望工程能为千千万万的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带来美好的明天,投入是值得的。

根据“百万爱心行动”的工作规范,23个希望工程实施省(区)安排结对、进行日常管理和追踪调查等。这些工作都需要相应的工作机构来承担。面向社会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前提是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所以,健全和完善工作机构是实施“百万爱心行动”的必备条件。

管理要规范。

希望工程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即动员社会资源,建立专项基金,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它的实施规范要合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关于募捐

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可以向国内外热心于其活动宗旨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募捐以筹集资金”。希望工程的募捐活动是依法进行的。成都会议之后,我们提倡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实现集资和救助一体化。地方基金是全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的组成部分,属该项基金的地方存款。资金的筹集,须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正式委托,即签署正式协议。募捐活动和筹资广告,均应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名,以保证其合法化和规范化。

2.关于希望工程的名称权

最近,发现多起盗用和滥用希望工程之名进行经营牟利或其他活动的不法行为。这损害了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我们已请基金会的法律顾问组研究这个问题,准备抓一两个典型,诉诸法律。各地在开展工作时,也应重视这个问题。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创立、全社会共同用爱心和汗水建筑的。崇高声誉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和爱护它,并用出色的工作为之增光添彩。3.关于档案管理

希望工程的档案管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认真做好档案管理工作,不仅是对捐赠人和受助学生的高度负责,而且是事业长期发展的必要保证。因此,对有关文件、材料、数据、音像、图片资料等,都要认真进行归档管理,保证希望工程的严密性、完整性和工作的长期连续性。这次活动的有关报名表、受助学生名单、结对情况以及其他需要归档的材料,都要认真建档,妥善保存。

希望工程从实施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成功的道路。我们虽然常有成功的喜悦,但没有满足现状,停滞不前。请大家结合各地实施希望工程的工作实际,认真研究讨论“百万爱心行动”计划,集思广益,见仁见智,完善计划的每一个细节。让我们以更高的热情,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使这一宏伟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摘自1992年4月8日在第三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 人心齐 泰山移

“希望工程棗百万爱心行动”自去年4月15日推出以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日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就今年“百万爱心行动”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推出“百万爱心行动”?

答:“百万爱心行动”的推出,是希望工程发展的必然。首先,它是广大捐赠者的愿望和要求。许许多多的捐赠人已不满足于间接的捐款资助,而希望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失学少年建立联系,给予定向资助。其次,也是扩大救助规模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字,我国适龄儿童少年中,每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超过100万;贫困地区每年需要资助读书的小学生就更多。要使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拥有幸福的童年和美好未来,必须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携手共筑希望工程。第三,这也是希望工程社会性和群众性的生动体现。我们的宗旨就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动员公众和私人的财力资源,以民间的方式,为政府排忧,为社会解难。

问:“百万爱心行动”推出一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捐款过亿元;救助失学少年32万名;建设希望小学70多所。“百万爱心行动”推出以后,得到了社会各界及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上千万人慷慨解囊,邓小平同志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为希望工程捐了款。救助失学少年的数量,在一年之内几乎增长了10倍,它的发展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想。这说明希望工程是深得人心的善举。希望工程更重要的意义是,造成了全社会扶贫助教的新风尚,倡导了助人为乐的精神,对于推动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我们的救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相对于全国每年上百万的失学孩子来讲,希望工程任重道远,我们今年要再推“百万爱心行动”,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这项共同的事业。

问:今年“百万爱心行动”的实施办法相比去年做了一些调整,请问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一是助学金标准由每学期20元调为30元,按资助5年计算,资助一名孩子上完小学就需要捐款300元。二是今年暂时停止由捐赠人分学期寄款的资助方式。做出以上调整的原因是:1农村小学收费标准提高。原来所定每学期20元的助学金标准,是根据1990年的调查情况确定的。近两年来,农村小学的收费标准逐步提高,已超出每学期20元助学金的标准。一些捐赠者也在与孩子联系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主动提出应提高资助金额。为保证希望工程的实施效果,我会决定从今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执行新的助学金标准。即把助学金从每学期20元提高至30元。对原已救助的学生,属于分学期资助的,希望捐赠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学期向受助孩子寄款的数额由20元增至30元;属于一次性资助的,捐赠人已将200元捐款寄与我会,助学金标准提高后,差额部分,将由我会从基金中支付,因这项改变,我会每年救助款支出需增加200多万元。捐款人是否向我会补寄差额部分,由捐款人自己决定。2分学期资助方式在去年的实践中,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和好评,但由于这种方式中转环节多,加上贫困地区的邮电通讯条件差,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出现了有的至今没有接到结对通知或孩子没有收到汇款的情况。因此我们决定这种方式今年暂停实施,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完善和提高上。今后,这类资助方式将主要下放至省(区)工作机构安排。

问:据反映,有一些捐赠人迟迟收不到孩子的复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校方面的原因,有些低年级的学生,还不具备写信能力,如果学校老师不给予指导或者代笔,捐赠人就可能收不到复信。也有捐赠人的原因,如有的所留的地址不详。有的迁移新址或因毕业、复员等,都可能造成捐赠人收不到回信。还有工作中的问题,完成一名结对资助需要20多道工作程序,目前管理方式还比较落后,基本由人工抄写名单,存在一定的差错率。无论哪种原因,我们都希望捐赠人能够主动去信,与受助方或学校老师取得联系、沟通情况,或者将情况向我会及有关省(区)希望工程工作机构反映。我们将会认真负责地进行处理。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复信工作的督促和指导,并逐步建立起复信工作的规范。

问:目前希望工程在管理上有哪些新的措施?

答:管理是希望工程的生命。我会正下大力建立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稽核和审计。目前,我会正组织计算机、财务、统计、档案四个方面的专家,开发建设“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全国计算机管理联网。这个系统建成后,希望工程在实施和管理上将会有一个新的进步和提高。

(原载1993年4月23日《中国青年报》)


铺好“希望大厦”的基石

不搞一刀切

实施希望工程,要从各地实际出发。从我国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贫困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希望工程的实施类型大体分为四种:

第一,没有贫困县或不含国家重点扶贫县的省、市,如京、津、沪、黑、吉、苏等地。这些地区多数属经济发达地区。他们有义务以各种方式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有些地区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何更好地投入希望工程,准备专门研究。

第二,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但还存在局部贫困的省份,如广东、浙江、辽宁、山东等地。这些省份的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反差很大。

第三,含国家重点贫困县较多的省(区),如陕西(34个)、甘肃(31个)、云南(26个)、广西(23个)、四川(21个)等地。这些省(区)贫困面大,大部分集中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底子薄的老、少、边、山地区,希望工程的救助任务很重。

第四,西藏自治区情况比较特殊,要采取特殊政策。

上述分类只是从国家重点扶贫县的分布情况来划分的,不能全面反映各省(区)的经济状况。希望工程就是根据我国23个省(区)的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为主的广大贫困地区每年有100多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这一现实而提出来的。我们开展工作,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综合其他条件和因素。提出符合本省实际的实施规划、工作方式。四川省的“三位一体”救助模式,河北省大力发展地区级“希望工程助学基金”的“民办公助”模式,甘肃省大面积推行“厂县挂钩、扶贫助学”的模式,其中一条基本经验,就是结合省情、区情,发挥优势,因势利导,大胆创造的结果。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和优势,只要开动脑筋,大胆实施,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希望工程搞得既有声有色,又扎扎实实,卓有成效。除上述列举的几种方式外,目前以“扶贫助学”为内容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少先队员中开展的城乡小伙伴“手拉手”活动,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我们必须保证希望工程各个环节的严密、规范、合法。”

各地在研究选择实施方式和目标时,要注意,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实施希望工程,都应从在省(区)辖国家重点扶贫县中普遍实施救助工作为前提;以直接向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为基本救助方式;以长期坚持,形成规模,扎实有效地开展救助工作为目标。总之,有救助任务的省(区),都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和职责,不等、不靠、不推。首先立足“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走”,而且不能抱到半路扔掉。

对那些所含贫困县较少,总体经济状况较好的省份,在选择救助方式时,除保证落实本省贫困地区的救助任务外,还应考虑如何为全国实施希望工程做出贡献。

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已成为许多省(区)实施希望工程的基本选择。为了规范这种方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已于今年3月制订并下发了《关于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的若干规定》。需要强调:1凡准备设立“地方基金”的省(区)都应向中国青基会写出书面申请报告。我们同意后即与申请方签署合作协议,办理有关手续;2已建立“基金”的地方,必须认真履行协议的内容,承担起协议上所确定的责任和义务;3地方“基金”,是全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的组成部分,其管理和使用应纳入希望工程的统一轨道,并按照全国希望工程的总体要求开展工作;4委托地方开展募捐并建立基金,是经请示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的。在募捐时,必须冠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名。无论哪一级募集希望工程基金,都要统一颁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捐赠证书,这关系到募捐活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必须保证希望工程各个环节的严密、规范、合法。

不要短期行为

希望工程实施之初,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刘延东就宣布:“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标为: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我国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设立‘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以提供助学金的方式,实现救助失学少年的目的。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毕业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计划到1995年每年直接救助5万名失学少年,并在部分省(区)建立30所希望小学。各省(区)应根据这样一个工作安排和总体规划,明确自己的任务,确定具体方案。

今年是实施希望工程的第二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去年资助1万名失学少年的基础上,今年再安排资助1万名,希望工程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23个省(区)的131个贫困县。

从今年开始,力争三年内各省(区)对所辖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所谓布点实施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直接为这些贫困县的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二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帮助含国家重点扶贫县的地区或贫困县建立“希望工程助学基金”,使其在几年之后形成自我“造血”功能,保证救助工作长期化,有后劲。无论是这几年的直接救助,还是几年后的自身救助,每个贫困县颁发助学金名额都不应少于100名。这样,到1995年,在我会直接资助5万名的基础上,加上地方基金资助,每年将至少为10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将为希望工程投入不少于500万元资金,需要建立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基金。能达到这样的救助规模,我们对推动我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就能做出较大的贡献。

希望小学的创建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目前全国希望小学已落成6所,在建5所,还有一部分省(区)正在申请中。我们计划今年资助建立希望小学总数达到15所。但是各地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很猛,超出了计划和我们的承受能力。因此需要重申一下我们的工作重心,降一降温。希望工程的主旨是直接救助因贫困而失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希望工程之所以在社会上有这样高的理解度、支持度和广泛影响是因为我们抓住了这个主旨。创建希望小学有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我们所能起的只是一种示范作用。因为改建、扩建一所学校,资金需要量比较大,而希望工程所能提供的资金又十分有限,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更多的失学孩子身上,更大范围地布点实施救助。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去年救助失学少年总人数大约在12000名,所用资金50多万元,产生了这样大的社会影响。如果建学校,这笔资金大体只够建一所中等标准的小学校。同时,创建小学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不仅要建好,还要管理好,使之成为当地教学水平一流的学校,有许多艰巨细致的后续性工作,如果办了许多而又办得不怎么好的事,很可能砸希望工程的牌子。所以,为了保证希望小学建设的健康发展,请各地在做规划时,先只提办一所希望小学的方案。

此外,还要认真抓好“希望工程特别助学金”的试点。今年4月,我们下发了《关于建立“希望工程特别助学金”的意见》和《实施办法》。今年是设立“特别助学金”的第一年,决定在全国20个省(区)资助500名贫困地区品学兼优、确有培养前途的中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学,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其中中学名额400名,大学名额100名。建立“特别助学金”,带有试验性,其意义在于形成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希望工程资助体系,进一步扩大希望工程的规模和影响。

不容丝毫疏漏

希望工程一做起来,我们就会知道是一项对管理要求很高的工作。从募捐到财务管理,到确定救助对象,把钱落实到人头,到切实产生效益,每一个环节都很实在,都不能有丝毫偏差疏漏。正是基于此,我们十分重视管理和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了《希望工程助学金实施办法》、《关于创办希望小学的意见》、《关于建立地方“希望工程助学基金”的若干规定》、《关于做好给希望工程捐赠者复信的意见》、《关于“希望工程特别助学金”实施办法》等。这些规定和意见,明确了希望工程实施工作的办事程序、审批手续和各项管理要求,虽然还不完善,但应该作为我们开展工作的必要规范。从现实和发展的要求看,我们的管理工作还跟不上,还需要下很大功夫,使希望工程的各项工作规范化、制度成龙配套,操作起来有章有法,这是保证这项工程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

为了加强管理工作,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做好希望工程实施情况的统计分析。目前统计分析工作很薄弱,一是统计数字上不来。去年40个实施县接受捐赠和救助情况统计表,按规定时间拖后了两个月还报不上来,影响了全国情况的汇总;二是统计表漏填、错填、乱填情况严重。尤其是失学少年的有关情况,填写很乱,有的连名字都写不清,让负责电脑输入的同志大伤脑筋。希望工程的统计分析工作十分重要,否则几年后,全国希望工程的捐款收入、救助成果都是一笔糊涂账。因此现在就必须下力量抓这一工作。

第二,进行实施希望工程的业务培训。希望工程的实施和管理最终要通过各实施县的工作来落实,团县委书记是希望工程实施工作的一线指挥员,他们能否在总的工作原则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至关重要。两年前,希望工程的布点工作,都是向各实施县面对面部署的,今年基金会进行了专门的业务培训。看来对各实施县特别是新布点县的团县委书记进行必要的培训,应该成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第三,对希望工程实施工作进行考核和表彰。希望工程已经作为团的各级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安排,根据共青团活动的特点和成功经验,对这项工作进行考核,对先进的进行表彰奖励是必要的。我们正在拟定希望工程实施工作的考核条件和评选表彰办法,从明年施行。  

不妨“笼络”人心

希望工程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要。两年来,希望工程工作之所以能够得到党和政府及有关方面的肯定和赞许,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除希望工程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外,重视宣传工作是重要经验。

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将翔实、有说服力的材料公诸社会,这是宣传的第一步。宣传内容既要有数据和分析,又要有典型的事例,要真正打动人心。希望工程是感情的事业,我们的宣传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落实在人们自觉自愿地捐款行动上。

宣传声势要大,既要有广度,做到家喻户晓;又要有深度,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还要有强度,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各省(区)希望工程实施工作出台时,需要设计一系列宣传活动,开动各种宣传机器,通过多种宣传形式,强化宣传效果。在宣传上的投入不仅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也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筹资效果。

希望工程的第一笔海外捐款来自日本的“安部牡丹园”

第二期救助实施时,要抓住颁发资助就读证的契机,宣传希望工程的成效。宣传工作只有紧紧围绕帮助千千万万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重返校园这一主题,才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在今年9月1日开学时,各地要以很重的位置报道实施情况,并向中央新闻单位传送消息。从9月1日到10月30日(希望工程实施两周年)我们准备再掀一个宣传高潮,希望共同配合把这件事做好。    

(摘自1991年7月在第二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希望工程是怎样出台的

1988年5月,开完共青团“十二大”,我已年近40岁,可以选择“转业”了。1988年,正是人们很想干点事的时候,我也想干点事。5月18日,我找刘奇葆书记谈话,我说能不能让我来搞一块实体,把事业开发搞起来。过了两天,奇葆通知我,书记处同意我的想法,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刘奇葆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当时就是我光杆一个,然后招兵买马,团中央的小郗(郗杰英)、晓今、晓禹,还有北京市委的李宁闻声而来。

当时我是两件事同步推进,一是创办中国华青公司,但因后来清理整顿公司就没有办下来;另一个就是筹办基金会,结果基金会办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公司注册下来了,我会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会。那么中国无非多了一个小商人,也许就少了一个希望工程。希望工程的出现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这样一些偶然因素。这也许就是命运!

当时做这件事,很有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劲头。团中央给我10万元作基金会注册资金,1万元作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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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徐永光随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左二)在广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考察,产生希望工程构想。

共青团为什么要创办一个基金会?是因为有需求。共青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青少年服务,但是为青少年服务不能仅仅玩虚的,不能耍耍嘴皮子就完了,要来实的,要办实事,这就要有钱。可国家没有用于青少年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只有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经费,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人头费。这年月干什么事都离不开钱,而国家又不给钱,还要办事,怎么办?只有向社会募集。这就是我们创建基金会的最初始的动机,说到底就是为了动员社会的财力资源,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

开始酝酿希望工程的时候,我们头脑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东西。青基会仅有1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我和郗杰英、李宁、杨晓禹几个人在组织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这10万块钱能干什么?基金会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假如没有团中央10年的工作经验和对青少年问题的深入了解,我们在选择项目时很可能就会落入老套套。我马上做出判断,中国青基会要做一件有社会动员力的事情,它既不是传统的思想教育,也不是许多人热衷的时髦活动。开展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募捐活动如何?我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这是一种“灵感”。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希望工程创意的提出是偶而为之的灵机一动,实际上,这是过去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果。

因为父亲去世早,我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我和哥哥、姐姐都是因为有了助学金才得以上学读书的。没有政府和社会资助很难想像我们兄弟姐妹能够有今天的生活。我的哥哥和姐姐都在中小学做教育工作,具有教授级的专业职称。

部队的经历对我也有深刻的影响。当兵时曾经在两个地方呆过,一个是江苏的淮阴,另一个是安徽的霍丘。在淮阴时,正是“文革”时期,部队搞“支左”,我经常到老乡家里去,一起劳动,一起吃饭。那时,淮阴非常穷,社员一天的工分就值3毛钱。农民吃的是玉米糊掺地瓜片。柴也不够烧,煮玉米糊和地瓜片的时候,只要锅一开,马上就撤火,地瓜片的中间还是生的。后来又到了安徽的霍丘县,在城西湖农场当兵。那里也是非常穷,老乡经常到部队来偷庄稼,防不胜防。

1986年我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月的调查,使我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有了直接的深切的认识。可以说,希望工程创意的源头在广西的大瑶山。

郗杰英和杨晓禹同时在吉林延边地区支教,做了一年中央讲师团工作,所以对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落后问题也有深切的认识。大家一致同意,青基会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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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一起观看希望小学孩子的书画表演。希拉里说:克林顿总统的出生地就叫“希望镇”

目标确定之后,小郗(郗杰英)提议给这个救助项目起个名。大家就在一起侃,你一句,我一句,提出很多名字,但都不如意,好长时间名字定不下来。我们就先把起名这件事放下,分头下去调查。回来之后写出宣传提纲,提纲上写的名字是“春雨计划”,是小郗的意思,寓意“春风化雨”。我说名字还不理想,先别发,再想想。我就天天想啊,辗转反侧,有时想到半夜,还把《辞源》、《辞通》找出来翻。一天半夜,忽然冒出来“希望”这两个字,觉得这两个字很好。于是在提纲清样上把“春雨计划”改为“希望计划”。后来,小郗又把“计划”改为“工程”。这就是希望工程的由来。当时我们怎么也料想不到,“希望工程”这四个字,竟然成了当今的一种社会时尚。

(根据康晓光著《创造希望》一书中的访谈录整理)


为了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

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项被命名为“希望工程”的事业,是着眼未来、造福后代、为发展我国基础教育办的一件实事。

久旱的土地

建国4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89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7.4%,文盲也由建国初占人口的80%下降到20.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逐年有所增加。1977年至1987年年均增长16.8%,高于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1.3%的幅度。

然而,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我国有2.2亿在校生,比美、苏、英、法、日等国在校生的总数还要多。由于绝对值大,尽管政府已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但按人均计算就捉襟见肘了。以1988年为例,国家教育财政拨款321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渠道筹资102亿元,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到1990年,人均教育经费仍只有52元,约合10美元,列世界倒数第几位。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

我们每年基础教育经费,小学生人均仅合60元,这笔经费一般只能支付教师的“人头费”。据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介绍,一些农村小学教育行政经费只够教师发10个月的工资。用于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中学生每人每年平均5元多,小学生仅3元多。

 
徐永光与山西大同希望学校的孩子在一起

全国的平均水平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条件之差,则更加令人不忍。我们看到,在湖南省汝城县,昔日的“红军小学”,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成了一级危房,孩子们叫它“碰不得”学校。1927年井冈山会师前后,毛主席在这里办过公,朱德在这里招过红军,如今它再也无法承受岁月的重荷,被拆除了。为了能让周围五六个村的孩子们重返校园,为了让山乡的文明之火不至熄灭,乡长李明珍带头捐了126.5元。但是,老区的庄户人实在拿不出钱来建学校。4年多过去了,人们不知道是把这126.5元还给乡长,还是让它继续在银行里沉睡。而那些嗷嗷待哺的红军的后代们,也只能在梦里再见昔日的“红军小学”。

经济贫困和教育落后相伴而生,形成了一个互相掣肘、恶性循环的怪圈。尽管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治贫先治愚,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展教育,关键在钱。许多贫困县每年教育经费已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甚至半数以上,但由于基数小,这笔资金分流到每个学校、每个孩子头上却还是杯水车薪。

有人形容,我国的基础教育犹如一块久旱的土地,要使它得到滋润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又不能无所作为,继续耽误下去。正如邓小平同志1988年9月21日强调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揪心的新文盲

基础教育落后使文盲大量生长。我国现有近2亿文盲,每年还有约400万小学生辍学。据1990年统计,其中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有109万。这些不该成为文盲的孩子正在涌向本来就庞大惊人的文盲大军!

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这些地区,每个适龄儿童入学,每年还需交纳40~50元的书杂费,这对于许多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民以食为天”,在吃饭和读书不可兼得的境况下,孩子失学,实在是迫不得已。

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失学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安徽省金寨县青山区油店乡中心小学原有学生210名,开学后有50多人没有返校,流失率达26%,河南省商城县白塔集乡有学生1006人,春节过后,辍学302人,占30%。在湖北省罗田县这个两度被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单位的县里,落梅河乡1990年春应到2254人,未到1129人,这意味着50%以上的儿童有可能成为新的文盲……

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个道理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我们在大别山区调查时看到,两家屋脊相接的农户,一家种桑养蚕,科学种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家穷困潦倒,家徒四壁,靠救济度日。同样的山和水,同样的政策环境,何以贫富悬殊?前者是高中毕业生,掌握了科学致富的本领;后者目不识丁,认为穷是命不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这一切都说明,扶贫要扶本,教育必先行。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能读书学习,掌握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本领,这既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起码条件和当务之急,也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

滴血的心

最先承担起扼制贫困地区学生流失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这些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辛勤园丁,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气象,就目睹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凋零;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成了“猪倌”、“牛娃”,他们的心在滴血!为了不在这块本来就很贫穷的土地上再播下贫穷的种子,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奉献、最大的牺牲。

罗田县落梅河乡的126名青年教师,为了找回失学的孩子,每年都要在陡峭的山路上往返14000余里。近三年来,老师为学生垫付学费、购买学习用品达4万余元,占他们全部收入的一半。黄泥畈小学教师朱冬明的账算出来就更令人吃惊:他参加工作8年:总收入8064元,而他为学生花去了5886元,占73%。

难道老师们自己很富裕吗?不,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一贫如洗。就拿朱冬明来说,在他简陋的屋子里,除一台供学习用的单卡收录机外,再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没有一件超过40元以上的衣服,没有一双超过20元的皮鞋。涞源县有个叫李恕的教师,在山乡里教了30多年的书,教出了祖孙三代人,却穷得娶不起媳妇,至今孑然一身。涞源县银坊中学的刘晓岚,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家里自留地连着两年没打下粮食,只靠49元工资要养活妻子儿,赡养80岁的爷爷。有时候,刘晓岚到中午吃饭时就躲开学生,到村边小树林读书,直到下午再饿着肚子上课。孩子病了,爱人托人捎话让他回家,他不走,校长劝他,他说道:“我走了,这班学生咋办?”就是这个年轻人,拉着几千元的债,为学生垫付学费,在封闭的乡村试验美国教育家布洛姆的反馈式教学法。爱才的校长心疼地说:“教学上宁可放一放,你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吧!”刘晓岚总是憨厚地笑笑。他填饱肚子的最新发明是,每天熬一锅棒子面粥,早上喝新粥,中午添上水喝旧粥,晚上再续上水喝剩粥,有人问:“你这么玩命为了什么?”他回答说:“只要我在一天,就不能让学生学不到知识,中国有几千年教育传统,我怕对不起祖宗。”

我们的老师也是人,他们也食人间烟火。我们既要理解老师的伟大,更要理解他们的平凡。国家再困难,也要设法保证他们的基本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是全社会的责任,这付重担不能全由贫困地区的老师独自挑起。

希望的火种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该法又规定:“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地区学生就学”;“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经费缺口很大,贫困地区尤甚。

发展教育,完全靠政府增加投资显然有困难。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1988年12月23日,李铁映同志在向七届人大第11次会议汇报教育工作时指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

以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己任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缜密的调查和论证,率先实施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是:(1)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2)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3)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希望工程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项工作深表赞许。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希望工程四个大字,李先念、聂荣臻、已故的徐向前元帅等4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希望工程题了词,充分肯定希望工程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也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社会各界怀着对失学孩子的同情和对振兴教育的期望,纷纷解囊相助,出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动人事例。不少海外友人也认为希望工程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给予热情关注和实际援助。一年半来,已筹集资金愈千万元。1991年,全国23个省(区)、130个县的3万名失学孩子已经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重返校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援助建立了15所“希望小学”,以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

徐永光与中国青基会名誉会长万里在一起     

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到1995年,每年将至少为10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毕业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直至中学、大学毕业。

希望工程还刚刚起步,所筹资金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不过聊补万一。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点燃希望火种,形成示范力量,用“精卫填海”的精神唤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支持儿童教育事业,关心贫困地区的发展,关心国家、人类的前途。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基本教育。我国政府已在《公约》上签字,并表达了同样的决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努力搞好希望工程,为儿童教育这一世界性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的信念是: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我们希望,贫困地区的孩子在爱的阳光的沐浴下,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明天。

(原载1993年6月2日《希望导报》)



胜诉了,我们对香港捐款人有了交待

备受海内外华人社会和传媒关注的中国青基会诉香港《壹周刊》诽谤案,于2000年3月1 3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3月24日审理结束。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钟安德大法官做 出判决:

1.法庭裁决原诉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2.被诉人赔偿原诉人损失港币叁佰伍拾万元整;

3.被诉人须付原诉人法律费用;

4.有关利息,如双方未能同意,由法庭裁决。

追溯到6年前的这个诉讼案,起因于1994年1月21日第202期香港《壹周刊》发表记者屈颖妍一篇题为《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有极度的 诽谤性,暗示或隐含诽谤希望工程的实施管理机构中国青基会由于疏忽,或不胜任,或不诚 实管理希望工程善款,导致巨额善款失踪,或未到达指定受益人,或被滥用。

1992年和1993年,香港明报集团、香港工联会、教联会和商业电台与中国青基会合作, 开展了大规模的希望工程筹款活动,希望工程成了香港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的支持内地发展基 础教育的一项公益慈善活动。《壹周刊》的文章在香港乃至海外华人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有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尽管我们尽了最 大努力进行澄清,但是这种“笔墨官司”的效果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希望工 程难以洗刷清白。对于一个依靠公众筹款来支撑事业发展的非营利机构来说,社会公信度如 同它的生命。1994年在《壹周刊》文章发表后,来自香港和海外的希望工程捐款急剧下降, 正是中国青基会社会公信度受到毁坏的直接后果。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壹周刊》,用法律 手段捍卫希望工程的声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不得已的选择。

还鉴于香港市民对希望工程倾注了极大热情,借助法律,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也是 对香港公众、广大捐款人负责,对他们有个交代。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欣慰地说:中国青基会及其实施的希望工程,没有辜负海内外各界 ,特别是香港公众的期望,它是清白的。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不仅让中国青基会讨回了公 道,也让所有关心支持希望工程、关心支持内地教育发展的香港善心人士得到安慰,更是那 些嗷嗷待哺的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福音。

经过6年马拉松式的诉讼活动,我们对香港的法律制度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我们对 判决结果有关赔偿数额的条款不甚满意,但中国青基会和参与这一案子的国内法律界人士, 对香港法律制度的公正性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当然从程序上讲,在香港的这个诉讼案排期长 和高额的诉讼费用,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我们有幸聘请冯华健资深大律师、莫树联大律师作为我们的诉讼代表;聘请廖绮云律师 事务所作为我们的事务律师。特别是冯华健资深大律师以他的专业判断接受了这个案子,并 以他丰富的专业知识、诉讼经验和堪称典范的职业精神帮助我们赢得了这场官司。

中国青基会诉香港《壹周刊》的诽谤案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受关注的程度 很高,这是因为希望工程这一事件本身备受社会关怀。

希望工程从1989年10月开始实施,到1999年底,接受海内外捐款计人民币18.42亿元, 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30多万名(希望工程保证他们完成小学学业),建设希望小学近8000 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捐款“三分天下有其一”,表达了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据不 完全统计,来自香港的捐款逾5亿元人民币。这些捐款,改变了235,000多名失学儿童的命运 ,建设了1600多所希望小学。受惠于这些捐助的贫困地区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老师,永 远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中国青基会特别感谢陈廷骅基金会、香港工联会、教联会 、青联会、苗圃行动;感谢方润华、方召麟、何耀光先生和把支持希望工程作为号召的香港 “同龄同心庆金禧”组织委员会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希望工程和内地教育的香港机 构和市民。香港的许多传媒是希望工程的强大支持者,如明报集团和商业电台,它们在1992 年以来开展的筹款活动,成为当时希望工程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最大捐款;香港无线电 视台在1992年、1994年、1999年连续到内地采访拍摄希望工程专题片,客观真实地向香港公 众宣传介绍了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实施效果如何?1997年和1999年,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两次对希 望工程进行效益评估后得出结论:中国青基会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 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具影响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

评估报告显示:

据对30个大中城市的居民抽样调查,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中,93.9%的人知道希望工程 ,63.5%的人自愿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据对695个希望工程实施县的抽样调查,希望工程的受助生占失学儿童总数的32.2%, 希望工程已成为保障贫困地区儿童得以继续学业的重要方式。

在希望工程的受助生中,45.5%担任了班干部,51.7%被评为三好学生,64%受到过学 校的各类奖励,75.8%升入了中学。据对734所希望小学抽样调查:平均校舍面积增加47.2%,操场面积增加75.4%,图书 数量增加234.4%。课桌椅配齐率和数学仪器配齐率明显提高,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希望小学建成后,学生数量平均增加22.1%,教职工数量平均增加16%,教师队伍的质 量也有明显改善。希望小学的建成使当地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生升学率均有显著提高。

以上数据表明,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效率是很高的,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希望工程的 每一分钱都来自社会捐赠,每一笔捐款后面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希望工程捐款管理使用的 模式是“一对一”,实施机构要对捐款落实的全过程负责,并且如实向捐款人反馈捐款使用 的情况,接受质询和监督;如果捐款使用中出了问题,捐款人有权投诉,而且完全有权利通 过新闻媒体公开揭露。在这种公众监督的强大压力下,对于希望工程实施管理机构来说,惟 有严格管理,自律慎行,一丝不苟,苛刻地说,惟有万无一失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才能生 存和发展。这是希望工程资金使用效率高,没有受到腐败风的侵扰,或者说它对社会风气的 改善产生了正面影响的根本原因。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高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透明度,这是中国青基会的一条基本发 展原则。从1992年开始,我们就接受和主动请国家审计机关、社会审计机构进行年度财务审 计,公布财务收支情况,披露捐款管理使用信息;在我们的建议下,组成了由捐款人代表、 社会公正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界参加的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委员会向社会公开 招募一批志愿者作为监察巡视员。这些监察巡视员深入到实施县、乡村、学校和受助生家庭 ,对希望工程资金和落实情况进行全线监督,协助我们处理违纪违规问题。希望工程全国监 察委自成立以来的近6年中,共派出巡视员近300人(次),对全国每省平均巡视监察3次以 上,321次深入到地(市),700多次下达到县,直接巡视的希望小学1000多所,访问受助学 生近万人。这些巡视检查对希望小学的建设、受助生管理工作的落实,对希望工程的健康发 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措施,既是对希望工程的监督,也保护了希望工程资金的安全。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了一切资源,民间基金会根本没有存在与 发展的空间。中国青基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在一个既无先例可循、又无成法可依 的环境中发展,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头摸索,而且人才奇缺、经验不足、资源匮乏,加之 公众的公益意识淡薄、社会上腐败丛生、各种歪风邪气盛行,这一切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极 大的困难,其中的艰难困苦不曾亲历其境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民间基金会的成长与壮大 ,对于完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于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又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青基会才自告奋勇,知难而上,10年来我们兢兢业 业,不计得失,不求功成名就,惟求鞠躬尽瘁,无愧于那些支持过我们的人们。坦率地说, 这些年来,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是我们没有被失误打垮。我们在总结经验、改正失误 中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为维护贫困地区贫困农家子弟受教育的权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 们坚决反对滥用媒体权利、恶意诽谤中伤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新闻媒体对 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因为我们深知舆论监督对于希望工程的成功,对于中国青基会的健康 成长,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缺少、至关重要的。这些年来,国内外新闻 媒体给予了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极大的关注,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批评,都对我们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里我代表中国青基会和所有参与希望工程的人们,对新闻界的监督 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真诚地希望新闻界的朋友对我们继续进行监督和批评(当然也包 括《壹周刊》在内),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中国的公益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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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诉讼,我们的工作要更加谨慎。”

当前,对希望工程名称权的保护,是困扰我们的一个严重问题。希望工程由中国青基会 创立并已在国家商标局获得服务商标注册。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名称享有专用权。但是, 鉴于希望工程在捐资助学方面的倡导和示范效应,一些热心人士不了解希望工程捐款必须经 由中国青基会及其授权机构来落实,而直接向内地县、乡捐款并冠以希望工程之名。这些捐 款人捐助教育的行为无可非议,但地方直接接受希望工程捐款则是越权行为。这类捐款因不 受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的监督和控制,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大风险。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出了 问题,使希望工程的声誉无端蒙受了损失。这类现象若不扼制,将有可能给希望工程带来破 坏性的后果。为此,希望通过媒体再次重申:希望工程的捐款必须由合法的机构来接受和管 理,这些机构是中国青基会和由中国青基会授权的省级青基会暨希望工程办公室。除此之外 ,任何机构都无权接受希望工程捐款;对未经授权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机构,将追究侵权责 任。

在结束与香港《壹周刊》的诉讼纠葛后,中国青基会更加冷静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以 上重申的事项,即为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将拿出具体规则措施,公告社会,在社会 各界的理解支持下,在新闻舆论的推动、帮助、批评、监督下,把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 各项事业做得更好。

(摘自2000年6月21日在“希望工程诉讼案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


附录: 庭审归来谈感受

4月18日,从香港归来的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副秘书长杨晓禹以及中国青基会常 年法律顾问王宁、朱军分别向中国青基会全体工作人员通报了中国青基会诉香港《壹周刊》 诽谤案的庭审情况和参加庭审的一些感受。

徐永光说: “我感受比较深的是被诉方黄福鑫大律师的盘问。他的盘问是要维护《壹 周刊》,打击青基会。他在维护《壹周刊》时采取三个排除:过失排除、伤害排除、损失排 除;打击青基会时使用三个手段:数字陷阱、展示过失、责任纠连。他以此6个方面步步为 营地支持他的抗辩。

“10年希望工程的每一件事我都是亲自做的,任何问题我都能应付,对管理的严谨也十 分有底。但我心里发毛的就是数字。毕竟我不是财务人员,而1989年至1994年5年中来自香 港几千万元捐款的原始凭证都作为被诉方索要的证据在大律师手中;还有审计数字、捐款收 支公告、网上的数据以及评估报告公布的数字。这么多数字,经过分析整理,如果找出其中 的毛病,我又解释不清,那是很麻烦的。麻烦就是会影响大法官的判断。黄大律师的盘问先 从数字疑点开始,我一一做了清楚的解释。

“不过有一处很险:黄大律师让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项‘1993年11 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亿零400万’,问我‘是正确的吗’?我回答‘正确’。他反复 问了几次,我心里开始发毛,心想后面一定有个炸弹,不知何时引爆。在继续盘问中,我突 然想起来:审计报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数为1亿零100万。就是说时间多了一个月,钱还 少了300万。这是怎么回事?我很紧张。幸好下午的盘问时间到,没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气 ,赶紧回去查个究竟。原来在发布公告时,财务没有经验,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统计进去 了;而审计时则审查每一笔捐款的内容,减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黄大律师追问我 这‘300万’问题时,我不仅把来龙去脉解释清楚,还变被动为主动,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说:黄大律师一再盘问我这些数字,似乎对中国青基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有怀疑, 我能再做一些解释吗?黄大律师表示‘可以’。我说:‘中国青基会成立于1989年,而当时 我国基金会的法规只有一个932字的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关于基金会的财务管理, 国家没有制定任何规则,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1993年,我们已经建立《中国青基会财务核 算规则》,在中国可能是惟一的一个基金会财务管理成文规则。中国青基会是在艰难的探索 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缺点甚至有错误。对这样一个尚不成熟的非营利机构,是抓 住一些毛病把它一棍子打死,还是爱护它……’黄大律师打断我的话,说:‘你讲的这些与 我的提问无关。’

“最后他提的5个问题设计得很巧妙,他需要我回答‘同意’,以达到《壹周刊》‘伤 害排除’的意图。第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没说7000万元全部失踪,你同意吗?’我说:‘ 不同意。《壹周刊》后来承认使公众误认为7000万元失踪。’第二个问题:‘这篇文章只是 记者个人的调查,你同意吗?’我说:‘不同意。这篇报道是不真实,不负责任的。’第三 个问题:‘这篇文章是在批评对学校的乱收费,你同意吗?’我说:‘不同意。她的报道是 说希望工程捐款被贪污了。’第四个问题:‘这篇文章不是针对中国青基会,只是针对基层 的不良现象,你同意吗?’我说:‘不同意。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负全部责任。’最后一 个问题:‘文章中也提到中国青基会建立了希望工程管理制度,你同意吗?’这应该是回答 同意的,但我还是说:‘不同意。即便有这句话,也不能证明这篇文章是善意的。’黄大律 师设计让我回答‘同意’的5个问题,我全部回答了‘不同意’。可能出乎意料吧,他停顿 了一会儿,说:‘我的问题提完了。’

“黄大律师是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很有威严,他的职业精神和水准还是教人佩服的。 在被诉方证人不能出庭的情况下,他抗辩到最后一分钟。

“通过这次诉讼,我们要更加谨慎。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尤 其欢迎媒体的批评、监督。下一步要借题发挥,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在希望工程名称和 捐款管理上,要强调未经授权接受希望工程捐款都是非法的。杜绝‘体外循环’给我们带来 的隐患。”

作为重要证人出庭的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杨晓禹风趣地介绍了他出庭作证的一些感受。 他说:“头两天没轮到我作证,不能进到法庭,只能在走廊里,有一种很焦灼的心情。上庭 后,法庭的气氛很威严,对方律师的目光很犀利,我俩经常四目对视,进行心理较量。我暗 暗告诉自己,别把眼睛移开。对方律师总是设置很多‘坑’让你跳,很危险,我还被‘坑’ 了一次。在法庭上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心理压力很大。不过这次的经历可是非常有价值。”

中国青基会常年法律顾问王宁律师介绍了此案审理的有关进程。从3月13日开庭至24日 休庭,案件审理用了10个工作日。最后,徐永光表示将在判决结果出来后,在北京召开记者 招待会,公开通报有关案情及其对判决结果的评价。

(原载2000年4月2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希望工程有了法律保护

中国青基会作为申请人,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册“希望工程”服务商标 获得批准。4月28日,国家商标局正式向中国青基会颁发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注册证。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于1989年首倡并组织实施一项募集海内外资金,救助我国贫困地 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公益事业。实施8年,得到了社会各界、海内外机构和人士的热烈响 应和大力支持。但是随着希望工程的不断深入,有的单位和个人利用希望工程良好的社会声 誉,以支持希望工程为名向社会募捐、推销商品,为单位和个人牟利。更有甚者,一些不法 分子竟然打着希望工程的旗号诈骗钱财。这些行为若不依法制止,必将严重伤害人民群众的 善良愿望和美好感情,损害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

值得高兴的是,这一情况得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的关注。在他们的大力支持 下,中国青基会于1995年6月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申请在全部八类服务领域中分别以“希望 工程”文字及图形注册服务商标。在经过了商标初审、公告及核准注册等法定程序之后,中 国青基会最终依法成为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专用权所有人。将一项公益性社会活动名称 注册为服务商标,纳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我国尚属首次。我们相信,此举将不仅极 大地推进希望工程事业,而且对我国社会公益机构寻求法律保护,依法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配合党和政府在本世纪末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的目标,从今年开始,希望工程将进入冲刺攻坚阶段,掀起筹资、资助的新高潮。在这样一 种大推动即将展开之际,希望工程服务商标获得注册,无疑为我们依法推进和严格管理希望 工程,提供了法律武器。今天我们在这里授权32家省(区、市)级青基会和相应机构使用希 望工程服务商标,正是我们依法管理希望工程、保证希望工程的大推动顺利进行的积极举措 。我们坚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有良好的法律环境,有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有我 们自身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高度的自律意识以及接受广泛的社会监督,希望工程事业一定能够 健康发展,直至功德圆满。

(摘自1997年5月13日在希望工程服务商标注册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我的检讨

8月20日,给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杨团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刘红卫。当她听我报出名 字时,马上声调一变,忿忿地说:“徐秘书长,我们理事王忠捐的三套希望书库怎么还没到 位?王忠理事已经忍无可忍,恨不得打到青基会去讨个说法!”我一听,更是怒火直冲头顶 :“真不像话,我非追究责任不可!”

三套署名“中华慈善总会王忠理事”的希望书库 ,自1996年1月捐款到现在,还未落实到位。捐款人一再追询,我也督问过多次,还没有给 捐款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此事已在中华慈善总会闹得沸沸扬扬。杨团对我说:“这事真砸青 基会牌子。”

听到上面这些忿忿和惋惜的话语,我感到羞愧。我表态:“不论是任何原因,都是我们 工作的失误。这事我向你们做检讨,而且是公开检讨。”

一笔捐款时隔一年半还没有落实,等着捐款人打上门来问罪。据了解,先是几个环节衔 接不到位,未把捐款人的意愿录入电脑,这反映了我们工作协调不力和管理程序不严密;后 来书发到了别省,经捐款人查问才知出错,本来补发无妨,却决定跨省调回书库,耽误了时 间;调回书库可不容易,又劝捐款人改变意愿,说法是“保证你指定的学校分配到书库,但不署你的名”,更引起捐款人的不满。

希望工程干了8年,有点本钱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感觉也有点不对劲了。我已多次听到反映,钱送到捐款接待室,捐款人没有见到所希望的热情面孔,不知是钱捐得太少了,还是捐钱的人太多了?有的捐款人多提点问题,就显得不耐烦,还“摆谱”。为这些,我没少给 当事人陪不是,有的人是看着我的面子才干休的。

青基会希望工程这里,不是个可以“摆谱”的地方。我们既无权力又不生财,惟一可以 依靠的就是信誉,是不折不扣落实对捐款人的承诺从而获得信任和支持。“摆谱’是角色错 位忘记了自己是谁,有了承诺不兑现就是自砸招牌。当希望工程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 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反省:我们是越来越“牛”了,还是越来越小心谨慎了?你可以“牛”, 而捐款人可以不理你(譬如把钱送到慈善总会去);你可以承诺不兑现,而捐款人有权向你 讨个说法,真出了问题还可以收拾你。到那个时候。看你是“牛”还是“熊”?

名谓“检讨”,实则借题发挥,是为了引起一些震动。我们承担着太大的责任,背负着 太大的期望,需要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走了8年, 还要更加自律慎行。

希望工程尚未成功,因为它没有结束!

(原载1997年8月2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希望工程的八大隐患

 “希望工程必须洁白无暇,不能有任何污点”,这是社会对希望工程近乎苛刻的期望 。实际上,希望工程并非生存于真空之中,有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它的身边。每一个 隐患的恶性发作都有可能给希望工程带来灭顶之灾。

这八大隐患是:

体外循环。希望工程因其成功实施获得了良好的信誉,已成为社会捐资助学的代名词。 但对于希望工程的捐款必须经过中国青基会及其授权的机构来落实,许多人不了解。一些机 构和个人直接给乡、村捐款建校,并冠以“希望小学”之名。这样做的动机无可指责,但因 用了希望工程的名义又没有希望工程管理机构的监督,加上社会腐败之风的侵扰,难以保证 不出问题。而出了问题,受损害的是希望工程的名声。这种代人挨板子的事情已经出现过多 起,如果失控,会有很大麻烦。

假名营私。在中国,只要一个东西好使,就会出现假冒。如今,假冒希望工程之名骗取 钱财的事情也出来了。某地,一个不法分子公开挂起希望工程牌募捐,当然没几天就被抓起 来了。还有一个公司居然搞起“希望工程神秘链”,骗得不少人上当。这个公司也被查出来 取缔了。这些直接了当的勾当好识别,容易迷惑人的是假义卖。已经发现多起公开登报为希工程义卖,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希望工程的名称权如何保护,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好的 办法,找不到法律依据。希望工程既不是技术专利受专利法保护,又不是产品品牌受商标法 保护,也不是出版物受版权法保护。希望工程是一项由中国青基会创立的具有特定含意的社 会公益活动,究竟哪一项法律法规能够保护它的专用性,而不被别人滥用,需要探讨并努力 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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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并非自下而上于真空之中,有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它的身边。”

体制磨擦。希望工程的捐款来自社会,来自海内外的团体和个人,根据希望工程的操作 规则,捐款人是“上帝”,捐款的使用必须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同时,希望工程实施机构青 基会系统是在共青团领导下,共青团又在党和政府体制内。青基会要听共青团的,共青团要 听党政领导的。在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青基会尊重捐款人的意愿与服从领导,在多数情况 下没有矛盾。但确有一些党、团领导喜欢对捐款的使用发表意见,写条子,要按他们的意见 办。有的领导不顾捐资方的能力,把规划做得很大,干到一半停下来,也不顾影响,硬是“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最麻烦的是,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资金的使用管理有一系列规 则。要求地(县)基金特别是县一级希望工程捐款收上来统一管。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不同意。 这时候,团县委只好按党政领导的旨意办,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前途,不听行吗?这种体制 性的磨擦、干预,使我们感到十分棘手。

政策风险。在我国,有关基金会的立法很不健全,仅有一个不足千字的行政法规《基金 会管理办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基金会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在变化,出台于1988年的 这个法规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某些后出台的政策又与这个法规相抵触。如《基金会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国外给基金会捐赠的物资可以免税,而海关的新规定则必须交税。基金会募 捐是有成本的,这是国际惯例,而中国的法律却不允许。还有制度方面,国家对各行各业都 制定了财务管理的规范,像基金会这类管理大量钱财的机构却没有一个财务规范。我们只好 “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年代,都讲“摸着石头过河”,但对于中国青基会这样一个面对 亿万公众的非营利机构,如果摸不到石头,失足落水,那就不是一个机构的失败,而是全社 会的损失,它对中国整个非营利事业的发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管理疏误。希望工程管理层次多,程序复杂。一笔捐款从捐款人到孩子手里,有8个层 次,中间要经过全国、省、地、县、乡、校六级;每笔捐款的转拨又有一些必要的程序;最 后还要求受助孩子给捐款人复信,报告学习成绩。完成一个孩子的救助,共有20多个环节。 这些环节是希望工程规范管理所必须的,要一环扣一环,任何一环脱扣,都会出乱子。救助 100万失学儿童,要有二三千万个工作环节;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失误,也有二三千笔捐款不 落实,我们就要挨骂。挨骂是小事,捐款人说你不讲信誉,甚至怀疑你把捐款贪污了,也不 过分。希望工程做得越大,贡献越大,风险也越大,这是悖论。我们到底能够承担多大规模 的管理压力,承受多大的风险?需要好好研究,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人提出应搞“大希望工 程”,即把社会上所有捐资助学活动都纳入希望工程,使得希望工程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效益 。我说万万使不得,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局面。这样做,希望工程非砸牌子不可。到出问题时 ,希望工程因其影响大、社会期望高,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重”,真的会被钉上历史的耻 辱柱,成为万人唾骂的罪恶的代名词。这样的罪名谁能担得起?

中伤毁誉。古人说:“谤随名高”。希望工程不幸而被言中。1994年1月,香港《壹周 刊》无端诽谤中伤希望工程的文章在海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香港和海外华人世界对 希望工程的捐款急剧下降。尽管我们通过各种媒体发表声明,驳斥了《壹周刊》的谎言,但 这些谎言还是不径而走。为此,我们不得不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壹周刊》,试图通过法律 途径为希望工程讨回清白。我们这样做,也为了起一种警示作用:希望工程是全民参与、倾 注了感情的事业,不允许任何人恶意诽谤。从我个人的立场讲,希望工程的利益重于我的生 命。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不能到香港打官司,因那里“水很深”。我说:“为了希望工程的 清白,打死在香港也要打!”

失准评判。“失准评判”和“恶意诽谤”尽管性质不同,但也会给一项事业带来不堪的 后果。对希望工程这件亿万人注目的公益事业,需要不断做出评判,这种评判将影响它的前 途和发展。评判主体包括公众、新闻媒体、政府、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在各类评 判主体中,公众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以参与者的身份来评判希望工程,最有发言权,也 最客观公正。比如,有100个人为希望工程捐款,有99个人满意,说好;有1人不满意,说不 好。这样的评判一是一,二是二,很准确,很公正。把同样的数字放大,希望工程有100万 人捐款,有99万人满意,说好;有1万人不满意,说不好。根据这1万人的评判(他们是公正 的),我们的新闻媒体或政府如果要收拾我们(纯属假设),那是分分钟钟可以收拾的。到那 个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地方说理,没有能力自保。所以,我一直在想,要请一家权威的中介 机构,按照国际通用的规则,对希望工程进行全面的评估。评估有量化指标,进行科学测定 ,可以得出接近客观真实的结论,不会以偏概全,更不能“指鹿为马”。

自砸招牌。我始终相信,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如果不能实施严 格的管理,出现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的行为,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常对人说:“做希 望工程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没有第三条道路。我是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我现在这样 努力做事情,就是为了不下地狱。”从希望工程实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管理视作生命, 强调工作人员的自律。但因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现实的影响,自律有时候是脆弱的。加强他律 ,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对希望工程保持纯洁至关重要。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个别地方在希 望工程资金管理上的违规问题,要查清事实,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 会的成立,监察巡视员队伍的建立,是希望工程的一件大喜事。希望通过严格的监察巡视, 对希望工程各级实施机构造成公众监督的强大压力,督促我们把管理自律的弦绷得更紧。严 格有效的监督,是对希望工程最大的爱护和保护。

(根据1994年在第一次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巡视员会议上的讲话及有关场合的讲话整理)

附录: 有感于徐永光的监督观

“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经常如是说。

希望工程在中国虽已家喻户晓,但徐永光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很多。7年前徐永 光和他的同事们发起并组织实施希望工程时,不过是想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事,帮帮贫困地区 那些失学的孩子。他们当时还不敢奢望希望工程干到今天这么大,还想不到希望工程能如此 牵动人心:截至1996年底,中国青基会共募集希望工程捐款10亿元人民币之巨,救助失学少 年130万之多。说希望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点不为过。

希望工程不衰的生命力来自何处?贫困地区无钱上学的孩子们饥渴的双眼,固然会感动 富有同情心的人们慷慨解囊,但是如果没有对希望工程组织者和实施者的信任,一切都无从 谈起。徐永光的秘诀——同时也是希望工程的秘诀,恰恰在于:他在中国青基会刚一成立并 着手实施希望工程时,就把希望工程的信誉、把善良的人们的信任作为生命,用他的话说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为了维护希望工程的信誉和圣洁,徐永光和他的同事们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措 施,采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自律固然重要,但希望工程的组织者更看重他律,也就是来自公众的监督。为此,希望工程设立了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国监察委员会,聘请了监察 巡视员,对希望工程的实施工作和基金管理进行监察和定期审计,认真对待每一起举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正因为把希望工程变成“透明工程”,让千万双眼睛紧紧盯着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才有今天的蓬勃发展:3000多所希望小学拔地而起,百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

严格的监督控制,可以使好人更好,使坏人不敢轻举妄动。对少数害群之马的揭露和查 处,并不是暴露阴暗面,恰恰是为了防止和避免阴暗面的出现和扩大。我们有很多社会工作 ,由于涉及面广,相关者多,工作繁难复杂,稍有疏漏,就可能出现差错。不让公众了解, 会使差错更多;捂着盖着,会使问题更大。反倒是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会让组织者和实施者 时时自省,处处小心,当我们的事业赢得公众的理解、关心和支持时,工作会好做得多。

由此我们可以说:依靠公众的事业,最需要的是公众的监督。

(原载1997年5月23日《经济日报》 作者 君奇) 


成败系于管理

既要自信又要自省

希望工程管理工作总的状况是好的,这是我们的基本认识。这样一项巨型工程,面向社 会各界和海外,覆盖广大农村贫困地区,数以千万人慷慨捐款,上百万失学儿童得到救助, 数百所希望小学拔地而起。这些,都是通过从全国到省、地、市、县、乡、村、校的各级希 望工程实施机构和教育部门进行管理和落实的。每一笔钱都要经过许多必要的环节和人手才 能到达受助方。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在资金使用上有极高的信誉,而且需要在工作操作上严谨、高效、准确无误。直到今天,我们运作这么大项目,能够做到正常稳定的发展,依靠的是 什么?是社会各界的理解信任,是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是不断健全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的保证。从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实施以来,中国青基会先后就基金管理、救助管理、希望小 学建设管理、财务管理和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等,发过近50个管理规定性文件,在去年 的第四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去年底下发的《关于加强 希望工程管理的若干意见》是历年希望工程管理制度和工作实践的结晶,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和政策性指导。我们开发的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为大规模的捐款和救助管理提供了 现代化的手段。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实施管理的经验,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优秀的基金 会的管理相媲美。同时,许多地方希望工程工作机构,在管理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创造了许 多的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肯定这些,并不是自我陶醉,而是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工作, 树立信心。

隐患与警钟

那么,希望工程在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加速度的发展、迅速扩大的救助规模、实施范围与相对滞后的管理的矛盾。

在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我们反复强调了管理是希望工程的生命,并提出了 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对地(市)县基金进行清理整顿,强化希望工程捐款的统一规范管理, 建立希望工程共同基金管理机构,筹建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及开展巡视监察工作等。不 足的是,1994年,我们虽然提出了管理和发展并重的方针,但实际上由于救助目标定得比较 高,各级的压力都很大,腾不出更多的精力去抓管理。结果,速度上去了,原已存在的管理 滞后的问题,实际上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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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在湖南农村小学调查。

希望工程管理滞后,主要表现在:

从思想上还没有牢固确立管理在希望工程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对加强希望工程管理的紧 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认为强调管理,未雨稠缪会束缚手脚,影响发展。

希望工程管理规范还不尽完善,尤其是对地(市)县两级,缺乏切实有力的管理制度的约束。

系统管理不力。比较突出的是省级机构对下管理、协调及控制乏力,一些地方团组织不 履行审批手续,自行募捐和管理资金,由于未纳入管理规范,违规现象已有发生,使希望工 程声誉蒙受损失;有的虽然纳入了管理系统,但从本地利益出发,对上瞒报筹资数额。虽然 没有违规使用资金的动机,但留下了资金脱离监控的隐患。

地(市)县基金设立过多,资金多头分散管理,是希望工程资金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和 隐患。近几年,出于扩大筹资、推动救助、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需要,地(市)县两级普遍开 展筹资活动,许多地方不论是否批准建立基金,或多或少留存了一笔钱。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这两级直接掌握的资金大约在7000万以上,绝对数不小,大体分布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 方,少则几百元、几千元,多则上百万。这种分散性管理的风险很大,出问题的概率很高。 从调查中已经发现的有:有的地方拿着这些钱当宝贝,一味结存不动,长期不用于资助;有 的地方不具备运作资金增值的合法身份和条件,违反国家规定搞资金拆借、投资活动,甚至 有的借给团办实体,收取利息,使资金流失的风险很大;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地(市)县结 存和管理资金缺乏专业人员,规章制度又不健全,有的没有建立财务账,靠笔记本记录收支 情况,有的没开立银行账户,采取公款私存的做法,至于白条子下账、坐支现金等问题更是 常见。我们多次说过,希望工程只有整体利益,没有离开整体的局部利益。每一个局部出了 问题,都可能危及整体的发展。出一个问题我们都受不了,何况现在地(市)县基金有那么 多,存在那么多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坐立不安。

在希望工程资助管理方面,不光是工作上的差错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基层已暴 露出来。比如,个别地方虚报救助名单,名谓先拿到名额再说,严重破坏了救助工作规则, 有的地方不认真审查确定受助对象,至使少数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得到资助,发现后又不 得不进行调整,引起捐赠者的强烈不满。一些地方建设希望小学的思想不端正,各项管理措 施不落实,立项后长期不开工、不交付;有的竣工后,施工质量差,建设不配套,搞得我们 无法向捐方交待。最近一阶段,我们深切地感到希望工程资助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每当拿 到一些资助项目需安排在那些管理工作薄弱的地方,总是提心吊胆,惟恐出问题。由此可以 看出,希望工程管理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把加强管理摆在各项工 作的首位,迅速改变管理滞后的局面,希望工作有可能成在我们手里,也毁在我们手里。希 望工程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疏于管理。这决非危言耸听。

措施与目标

我们把1995年作为“希望工程的管理年”。这不是一般地提提口号,而是有硬任务、硬 指标的,要求逐级负责,抓出成效。过去,我们考核工作,主要是以救助的指标为尺度,而 1995年的工作考核,要以管理工作的好坏为主要依据。

清理整顿地(市)县基金。

我们所讲的地(市)县基金属于借用名称,严格意义上的基金是指经过正式授权、签署 协议而建立的基金,目前除了上述具有合法性质的基金外,许多地(市)县只是有一笔希望 工程捐款的结存资金。应当肯定,几年来,地(市)县两级直接参与希望工程筹资和救助工 作,对希望工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提出对地(市)县基金进行清理 整顿,是在尊重历史、肯定作用的基础上,对其留存的资金加以规范化管理。这次清理整顿 ,概括起来需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未经批准自行筹集、管理和使用希望工程捐款的 地方,通过清理整顿,摸清情况,纳入系统管理;二是解决地(市)县希望工程捐款留存过 多的问题,通过清理整顿,加快救助的资金投入,大大减少资金结存;三是变希望工程捐款 分散管理为集中管理,多层管理为高层管理,通过清理整顿,使地方希望工程基金管理机构 的数量,限定在上级管理机关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四是解决地(市)县希望工程捐款管理不 规范的问题,通过清理整顿,对符合条件保留下来的基金和有救助任务的地区的资金使用, 建立一套严格、有效的管理制度,保证全国统一的《希望工程基金管理规则》一贯到底

加强动态管理,巩固工作成果。

今年对受助学生的管理,要重点抓好三项工作:

第一,落实秋季助学金上调。由于物价上涨的因素,助学金标准必须相应上调,否则很 难保证希望工程的救助效果。当然,助学金每学期增加 10元(即每学期40元),对各级希 望工程实施机构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按照动态管理的原则,我们不能以现有资金多少作为 依据,而应着眼于发展。中国青基会目前结存资金只有1.2亿,但今年预算开支将达到5亿左 右,可能出现收支不平衡。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这只能促使我们更加发奋图强,在发展中求 生存,在发展中求发展。今年有些省(区)可能会出现当年收支入不敷出的情况,因此需要 早做准备,统筹考虑,包括与地(市)县基金的清理整顿、按受助年限划款以及当年筹资目 标等一并研究。需要强调,各地必须执行全国统一的助学金标准,包括地(市)县两级自行 安排的救助名额,助学金也要上调。对于少数地区实际收费低于助学金标准的,应将余额部 分仍用于该受助生,帮助其购置必要的学习用品。

第二,根据实施受助年限进行资助,这是今年资助工作动态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 青基会1990年安排的救助对象中,有的已完成小学学业,将从暑期开始,按实际受助年限划 拨助学金。各省(区)同时执行这一规定。为此,今年8月度以前要对全国受助学生进行一次普遍的复核工作。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可以使受助学生档案更加完整、准确,为全国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对受助学生实施更加有效的动态管理,打下基础。

第三,抓好受助学生的培养教育和跟踪管理工作。受助学生的品学状况和小学毕业后的情况,既是捐款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向社会展示工作成果的必要内容。目前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做好这项工作应该纳入实施县的工作职责。各省可以重点抓几个县,取得典型数据和指导经验。

社会监督体系必须覆盖全国。

在严格系统管理的同时,必须自觉地将希望工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只有强化社会监督 ,我们的管理工作才能得到更有效地加强。所以说社会监督是保证希望工程杜绝腐败、立于 不败之地的重要措施。

去年底成立的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以及建立的监察巡视员制度,受到了社会广泛好 评。监察巡视工作的展开,确实起到了推动和加强希望工程的管理、监督和保护希望工程健 康发展的作用。今年,各省(区)都应参照中国青基会的做法,积极推动成立由有关部门和 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希望工程监察机构。各级实施机构除每年参加全国统一安排希望工程社 会监督日活动外,还应组织经常性的社会监督活动:要通过有效形式,广泛听取捐赠者和社 会各界对我们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要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展示希望工程的工作成果及管 理状况,增强透明度,进一步赢得社会的信赖和支持。在此同时,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都 要自觉接受全国监察委的工作监督,认真对待并积极回复监察办下转的各种信函,全力配合 监察巡视工作的开展。为了维护希望工程的纯洁性,对截留、挪用、贪污希望工程捐款的不 法行为或其他有损希望工程形象的舞弊行为,一经发现,必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追 究法律责任。今年各省(区)要结合清理整顿工作,争取各级工作机构普遍接受审计机构对 希望工程捐款收支情况的审计。

希望工程推动规模的大小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如果管理抓得不好,出了问题,希望工程 就会出现质的变化。最好的事情就会变成最坏的事情,我们就会从“天堂”下到“地狱”, 就会从功臣变成罪人。

(摘自1995年3月30日在第五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好形象是最大的财富

中国青基会一无权、二无钱,白手起家做起希望工程,靠的是什么?是良好的社会信誉 。而信誉的外化则是形象。

什么是形象?《辞海》上说:“形象是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予以选择、综合所创造出 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的图画。”任何事物都有外在的具体可感的 形象,如人的形象、音乐形象、艺术形象、文学形象、机构形象等等。

希望工程是一个公益项目,自然也有自己的形象。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注重形象的塑造 ,首先给人们展示一幅“具体生动的图画”。我们推出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张胜利、吕成山。 他们失学了,给政协主席写信要求读书,发出了“我要读书”的呼喊。以后,希望工程的宣 传品上出现了一个苏明娟形象,解海龙拍的大眼睛的小姑娘。这个形象已成为希望工程的标 志。这些形象很有冲击力,有些人就是冲着这给希望工程捐款的。这些具体形象与希望工程 的实施同步,逐步抽象升华为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的形象。公益机构的形象不是有形资产,不 是钱,但可以变成钱。有了好的形象,没有钱可以变得有钱;形象砸了,有钱也会变得没有钱。

与营利机构比,非营利的公益机构的形象更重要。比方说,一个商店卖假冒名牌产品、 盗版光盘,显然形象不好,但有人买,因为价格低。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不一定非吃麦当 劳,乡下老太太的煮玉米棒也是好东西,可以“饥不择食”。向公益机构捐钱可没必要“饥 不择食”,他只会找形象好的,委实可以信得过的机构才把钱给它。所以,公益机构的形象 ,对于自己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无形资产。对青基会来讲,最重要的形象 是信誉,信誉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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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在湖南湘西走访失学儿童。

李岚清同志1993年在希望工程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希望工程不单是捐资助学、救助失 学儿童,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唤起了全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对贫困地区教育的 关心和支持。李岚清同志这段话有两层重要的意思,一是强调希望工程的社会效益;二是把 它和政府行为区别开来,界定了它的形象。国家教委也发过一个关于支持希望工程的文件, 指出希望工程走出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的新路子。在希望工程实施初期,有同志提 出是否联合教委共同推进。我在一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希望工程的生命力在于“ 民办”,什么时候希望工程变成了“官办”,它的生命就完结了。这里面有很多理论和实践 的问题,因为办教育既是政府行为,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理论界有一种观点,基础教育是政 府的事,不应该搞希望工程。假如说希望工程真的变成官办了,老百姓肯定不会接受,相反 会有抵触情绪。我们这个机构是在政府支持下以民间的方式,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同时 又有官方背景,没有官方背景也不行。大体上应说是民办官助。这样的定位比较准确。这个 定位是希望工程的重要形象,不要把这个形象变了味道。

把握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形象有八个要点:

第一, 要充分认识形象对于希望工程和机构的重要性,无形资产比有形资产更值钱。

第二, 要把握形象的真实性。 我们的形象是什么就是什么,真实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只要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形象不被扭曲,我们就有力量赢得人心。

第三,要把握形象的准确性,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不要偏差变味。

第四,要把握机构形象的核心,那就是社会公信度。机构形象是多方面的,在大楼办公 或在四合院办公也是一种形象;谁当头也是一种形象。而社会公信度则是最根本的形象。

第五,要注意从品牌形象到机构形象的过渡。现在希望工程的品牌形象很好、名声很大 ,家喻户晓,而青基会形象没出来,所以要提高机构的形象,树立机构的品牌。由品牌形象 到机构形象,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如同一个企业和产品的关系。消费者认识一个企业 ,首先是从认识它的产品开始的。先知道产品的品牌,如果产品好,成了名牌,然后人们才 会关注是谁生产的,才完成了从品牌形象到机构形象的过程。机构形象的确立十分重要,一 旦机构形象确立,以后凡是这个机构(企业)生产的东西,人们都会认为是好东西。要经过三 个阶段。现在的青基会还处在第一阶段,我们创出了一个好品牌,我们还没有完成从项目品 牌到机构形象的转变。机构的形象,机构的品牌还没有树立起来,更谈不上第三阶段。

第六, 要注意典型在形象当中的地位。比如说“希望之星”的评选,它使人们看到希 望工程实施的效果。“希望之星”的代表到美国参加奥运火炬传递,这是多么好的形象。通 过这种典型形象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希望工程的成果。

第七,要注重个性形象。没有个性,就不会有魅力。希望工程是谁在做,有人说是政府 在做,更多人说是共青团在做。这说明青基会的个性形象很模糊。青基会是共青团组织创新 的产物,这是一种个性。青基会是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精神的人在做事,他们所 进行的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这也是一种个性。适当地表达这种个性,让社会了解它,从信 任这个机构到更加坚定对希望工程的信心,这于事业发展是有利的;反之,把个性模糊化, 不见得好。当然,如何把握好这个度,不很容易。

第八,要让形象丰满。现在青基会的形象就是希望工程,就是扶贫助教,形象单一,不 丰满。我们搞了“展望计划”,外界一些人还不接受,说你们怎么搞起别的来了。青基会的 宗旨包括青少年发展的诸多方面,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必须研究青少年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开发新的项目,形成青基会全面服务于“中国青少年发展”的丰满形象。

(摘自1994年1月在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让希望之树常青

发展速度超乎想像

希望工程自1989年开始实施,首倡集社会之力,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此举得到了 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理解和热情支持,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赞许和高度重视。6年来,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省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捐款近5亿元,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逾百万名,援建希望小学千余所。

6年来,希望工程的救助数额是以几何级数递增的:第一年1万;第二年4万;第三年32 万;第四年54万,到1994年底达到101万。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仅出乎世人的意料,也超乎我们自己的想像。

希望工程实施之初,我们曾设想,如果有一天希望工程成为社会时尚,那么就意味着这 项事业的成功。希望工程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捐资助学、尊师重教的义举,唤起社会的重 教意识,倡导并培育一种时代新风尚。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一历史 时期,希望工程给社会吹进了一股清风,它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其作用和影 响远远超过了救助工作本身。

希望工程这项事业之所以有今天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的局面,首先是因为这项公益事业 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需求。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渴望读书;政府教育 经费短缺亟待补充;捐款企业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城市家庭从中找到教育子女的途径; 社会呼唤良好的道德风尚……希望工程的推出,满足了各个方面的需求。从需求出发,是市 场经济的一个鲜明特征。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才能使市场成为一池活水。一件商品的推出 如此,一项公益事业的推广亦然。正因为反映了社会的需求,所以,虽然我们在筹资中并未 依靠行政手段,更未施以任何形式的物质诱导,但仍然使捐赠希望工程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 美好事物,并且热情不减。

信誉是立身之本

作为一项依靠公众支持才能发展的事业,社会信誉度是希望工程的立足之本,也是至关 重要的无形资产。公众信誉度越高,无形资产就越大,所带来的有形资产(捐款)就越高。 希望工程是全民参与度很高的公益事业,每一分钱都凝聚着爱心,寄托着希望,每一笔捐款 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因此,对于希望工程的捐款,我们一向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 心情严格管理,须臾未敢怠慢。我们始终坚持这样的信条:管理是希望工程的生命,监督是 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

目前,我们已在全国颁行《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在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增 值以及资助管理、希望小学建设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工作规范,明确了各级实施机构的职 责,希望工程的每一笔捐款都在系统内的严格监控之下。我们运用先进的电脑技术研制开发 的“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正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市联网运行,以此为依托,希望工程 的基础管理更加准确高效。同时,我们自觉将希望工程的实施工作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中 国青基会的捐款收支和财务报表,每年都要通过政府审计部门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向社会 公布。为使社会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经我们动议,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希望工程全 国监察委员会”,目前所聘13名监察巡视员正积极展开工作。

管理是长久之道

希望工程的成功还得益于我们有一支得力的管理队伍。这支队伍富于理想、勇于开拓、 崇尚效率、追求卓越,有很强的自律意识和献身精神。特别是那些工作在基层的同志,工作 经费少,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往往为落实一笔捐款就要在深山沟里奔波几天,他们辛勤劳 动、忠诚奉献,在捐款者和受助学生之间建起一座爱的桥梁。

为使希望之树长青,中国青基会把今年定为“希望工程管理年”,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l(家)十1助学行动”和“爱心筑校计划”,同时,推出了“希望书库”项目 ,让贫困地区的教师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素质。中国青基会吁请社会各界继续为希望 工程添砖加瓦,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献计献策,为协助政府实现基础教育的“两基”目标 做出应有贡献。

(原载1995年《人民日报》)


公众监督希望工程 善款不虞腐败挪用

在香港《壹周刊》1月21日发表《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文章 后,香港社会为之震惊,传媒界也十分关注。1月28日,香港《明报》记者就希望工程善款 监管、使用以及《明报》所捐款项的去向等问题,在北京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徐永光,以下为访问实录。

善款监管严格规范

问:基金会是如何监管基金,特别是县、乡、镇一级使用善款的?

答:希望工程实施方式,就是充分考虑到捐助人(帮助失学儿童复学)的愿望能够真正 实现。我们设计的救助失学儿童的方式基本是“一对一”:即捐一笔钱,“包”一个失学的 孩子读书,直到他小学毕业(希望工程的目标是完成基础教育)。现在“一对一”的比例已 达到90%以上。具体来说,就是你捐300元钱,我们就通过希望工程的系统,把孩子的档案 材料抽调出来,然后通过电脑“结对”,再通知双方,捐款人和受助儿童就可以保持联系。 这种方式在内地是很健全的,因为通信联络要比香港地区方便,这就是说,捐款的使用结果 必定要得到反馈。所以,有人问希望工程会不会搞腐败,国内人们对腐败很有意见,希望工 程是否早晚也要走上这条道路(指腐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但我们说希 望工程不会腐败,而且有能力杜绝腐败!这是希望工程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保证。原因就在 于,每一笔捐款,一方面体现了(捐助人的)爱心,同时捐助人要监督你的实施,要使他们 的爱心得到回报,这是非常具体实在的。

希望小学的建设也是这种方式,完全尊重捐款人的意愿。你提出想在哪里建小学,我们 就根据你的意愿,但范围必须在贫困地区,经过一系列工作程序和严格审查,看看这一地区 是否需要建希望小学,建校资金我们投资多少,地方配资多少,经过审查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了,然后批复,把钱拨下去。这就是希望工程实施的两个主要方式,不论哪种方式,都要求 对捐款人有直接反馈。正因为每一笔捐款都是有监督的,所以,希望工程不会发生腐败。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的最好保护神。

当然,在“结对”过程中联络中断,或发生其他一些问题,也是有可能的,最主要是通 信联络不通畅,特别是在贫困山区,有的地方甚至闭塞到祖祖辈辈不知通信是什么东西,所 以有的捐款人得不到反馈。从1993年下半年后,我们感到必须采取一种规范的方式来解决这 个问题,于是印制了100万张希望工程明信片,我们贴好邮票,发下去,让孩子们在明信片 上简单地写几句话,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后来香港地区的捐助者,大部分都收到了明信片 。

问:基层是否出现过贪污、舞弊及挪用善款的个案,如果有,你们是怎样处理的?

答: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只有一起,还不算是贪污,而是属于舞弊,发生在辽宁省 。有一个小学校长,把救助款给了自己亲属(不够救助标准和条件),后来查了出来,被撤 了职,结果这位校长自杀未遂。到现在为止,我得到的有关希望工程善款挪用、滥用以及舞 弊的个案,只有这一起。我不能肯定没有第二起,但到目前为止,我只知这一起。我也希望 捐款人、大众传媒和政府机构,在对我们实施监督的过程中,若发现有不良情况,及时揭发 、制止。

问:包括希望小学在内,你没有接到过有贪污希望工程捐款的报告吗?

答: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一宗贪污希望工程捐款的报告。当然,在进一步 地深入调查之后,会不会发现有贪污情况不敢说,但我可以肯定,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是极 少的。因为这些钱都是捐款人的血汗钱,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你要动这个钱,就是摸高压( 电)线。在全国希望工程系统会议上,我们这样说。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希望工程绝对不 可能被别人打倒,希望工程只有被自己打倒。任何人的攻击,我们都不在话下,只要你自己 经得起检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所谓被自己打倒,就是管理上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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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在香港接受香港工联、教联捐款。

问:希望工程在基层存在哪些问题和漏洞?

答:在基层有一种情况,就是希望工程的发展非常快,特别是1992年一年当中,救助的 规模猛增10倍,受助学童从不到4万增加至30多万,在这种迅猛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力 量和经验一时还难以适应,人手不够,救助程序复杂。在这样大的工作量面前,难免有个别 的差错。一名孩子完成救助,需经20多道工作程序。如《明报》的捐款救助了10万多名学童 ,那就意味着要完成200多万道程序。我们要求差错率不超过1%,那也可能出两千个差错, 至少有上千人会搞错,结不上“对”了。

问:有无捐款人定向捐一笔款建希望小学,而款项不知所终的情况?

答:香港《壹周刊》所指的吉林向海乡希望小学的例子,与事实不符。据我们了解,曲 小姐(指《壹周刊》记者)到向海乡是去年8月7日,而我们的捐款在7月28日送到了向海乡 ,而且举行了捐款仪式,吉林省青联主席马俊清、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志富等 都参加了捐赠仪式。该记者当时在向海乡所询问的人是不是很清楚,就不知道了,因为钱是 汇到银行的,银行也是可以拿出证据来的。

问:你们有没有当时捐助款已到达的收据?

答:因为款项是通过吉林省下拨的,收据也在他们那里。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的话,收 据我们当然可以提供。我们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负责任,如果到那种程度,我们会提供证据; 我相信还会有当时举行捐赠仪式的报道,这些是会收集到的。

问:除了向海乡希望小学以外,就没有其他善款失踪的传闻呢?

答:你所担心的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你的钱捐过来,同时会提出来,我的钱 用在什么地方。这笔钱的下拨,有一整套的工作规则,最后要把学校建成摆在那里,并不是 凭空说钱去了那里。这样一个过程,易于让大家检验。

问:刚才你提到辽宁的例子,一个小学校长,把善款用在自己亲属身上,那么有没有基 层的干部以权谋私,将善款拨给子女或亲属使用?

答:我们救助失学儿童的具体规则是:首先经过调查,把进入贫困线的失学儿童名单输 入希望工程管理系统,然后根据捐款情况来分配名额,再把这些孩子与捐款人“结对”。孩 子获得救助以后,按照工作程序,还要张榜公布,接受监督。有一些地方甚至做出这样的规 定,村长以上干部的子女,不得享受希望工程的助学金。这样的规定对不对暂且不说,但起 码杜绝了捐款被一些有权的人拿去谋私。至于善款是不是给了一些不需要救助的孩子,按照 我们的工作规则和调查结果来看,也是非常少的,除了我刚才讲的辽宁那个例子外,我跑了 全国十几个省,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调查的时候,我都是直接到受救助儿童的家里去看 的,看他们是不是非常困难,我所见到的都是非常需要救助的孩子。

问: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在上报亟需救助孩子资料的时候,中间有的干部做了“手脚” ?

答:我们的工作规则是非常严谨的,而参加希望工程实施的人呢,多数是国家工作人员 ,有共青团系统的,有教育部门的,包括乡政府这一级的官员。这些人自己的子女,一般来 讲很少有连几十块钱书本费都缴不起的情况,所以,他们一般没有必要做这个手脚。而且, 目前的管理,不是我给你多少钱,你就分多少给孩子用。按照工作规则,县以下希望工程实 施做三件事:一是建立失学孩子的档案,二是落实捐款,三是组织写信反馈。我们已建立起 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已经联网到全国。全国的数据全部集中到北京,然后再根据 捐款的数量及捐款人的意愿,由系统自动检索、配对、打印出一份有结对双方名字的证书,给捐款人一份,给孩子一份。

问:现在有的省份在搞自己的希望工程,对于这些捐款是怎样进行监管的?

答:希望工程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希望工程是由我们建立的。为了扩大 筹资和救助,调动地方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在全国26个省区授权建设希望工程××省或区的 基金,并对省里有一系列的制约。从资金的筹集使用到日常财务管理,都有统一的财务规则 和科目,而这些财务规则和科目是由国家审计署审定的,各省的财务人员都经过我们的专门 培训,我们对省基金有撤销权。当然首先是加强管理,但万一出了问题,可以撤销基金,把 钱撤回来。对省的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由我们审查,认为条件具备,我们再任命。

问:省希望工程基金会的运作方式,是否同北京总部一样?

答:完全一样,我们是两级同步操作。例如到目前为止救助儿童总数是54万,其中我们 总部是24万,26个省这一级大概是30万。省里的面比较大,各省都是按照统一的规范来操作 的。

问:香港一些捐助人是否可按北京希望工程总部的标准来要求各省的希望工程基金?如要求受助儿童每年写信汇报学习成绩等?

答:完全可以。如果各省没有按照这种统一规则办,你可以了解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 或发表意见。

问:一些贫困地区反映,希望工程救助款杯水车薪,不够用,我们想知道希望工程资助 失学儿童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答:希望工程是1989年开始实施的,当时调查所知全国贫困地区有数百万孩子失学,而 失学的原因大体上是交不起每个学期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的书本费和杂费,在最穷的地方甚 至缺十来块钱就不能上学。我们当时就订了一个标准:资助一名孩子一个学期20元助学金, 一年就是40元,一个小孩要完成小学学业,有的需要6年,有的需要5年,有的需要4年,我 们就平均算成5年。如果你连续提供5年的助学金,这就可资助一个小孩小学毕业,这样标准 就是人民币200元。但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从1993年1月份开始,助学金每个学期一律调 为30元,一年就是60元。原来受捐助200元的学童,我们就用储备基金来补足。

对受助学童的资助标准,我们目前是这样确定的:1993—1994年为60元;1995—1996年 初步考虑为80元;1997—1998年为100元。当然,这样一个增幅可能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幅度 。

我们在每年发放60元助学金的同时,匹配10%的工作经费,发给县的机构,因为他们需 要下去调查、制作文件、组织孩子复信等,有些开支消耗,需要一些经费。那么,随着助学 金的增加,工作经费也要增加,比例仍为10%。所以,1994年我们接受300元捐款,一个受 助儿童5年后小学毕业,基金会支出款项应是460元,多于捐款额的50%以上。

问:希望工程受助儿童是不是还要缴学费才能上学?据我们调查了解,有的失学儿童在 得到用于购书本、付杂费的捐助后仍然因缴不起学费而失学,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村办、 自办小学?

答:从基本概念讲,我们实行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即不收学费,孩子需交缴自己的书本 文具费,还要收一些和孩子们有关的杂费。但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学校本身的教育经费不 足,有从孩子身上收钱来弥补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浙江省出现的情况。我们认为希望工程需要舆论的监督,就组织记 者团下去调查,发现浙江省有的学校收费比较高而使受助孩子再度失学,我们就通过新闻媒 介曝光,要求保证受希望工程救助的孩子读完小学,不能再使他们失学。否则的话,就伤害 了捐款人的感情。我们呼吁政府部门给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孩子特殊政策。浙江省已经解决了 这个问题,省教委已下达文件:凡是受希望工程救助的孩子,一切收费都免,也就是说,如 果你收到了这学期30元的海外捐助的杂费,如学校还要收费,这些儿童就不必再缴了,要确 保这部分孩子能够完成学业。因为这些孩子本身就是最困难的。目前,浙江省有13个希望工 程实施县的县教委也下达了同样的文件。经过调查,到1993年12月底,浙江省27833名受助 学生,只有二名因厌学退学,其他全部在读。

问:这种多收费、收费高的情况在其他省是否也存在?

答:我们在了解到浙江省的这种情况后,已向全国所有的(希望工程)实施省发出紧急 通知,要求对受助孩子进行调查,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应像浙江省这样来处理。

问:据我们了解,有些地方的学童虽然受到希望工程资助,仍然缴不起杂费被迫再失学 ,如安徽省,有的地区每年须缴杂费达100元,60元的资助款根本不够,你们是否了解并且 跟踪这些个案。

答:这又涉及到我们的资助标准,这种因拿不起超出资助款之外杂费而再次失学的情况 ,如果是个别的,就要求地方对特别困难的受助学童,再给予一些特殊的补助。总体上讲, 如果这种情况多了的话,只能通过提高助学金标准来解决。

问:所谓提高助学金标准就是你前面提到的增加幅度了,你认为助学金这样的增幅能跟 得上通胀吗?

答:这个(增加)幅度(跟上通胀)还是吃力的,是滞后(于通胀)的。

问:你承认它赶不上通胀的增长?

答:对。因为农村学校的收费增加,是高于通胀增长幅度的,通胀现在是两位数,也就 是百分之十几啦,但农村学校收费的增加,绝不是去年二十(元),今年二十四(元),明 年三十(元),他们有的地方甚至一年要增加 50%。现在普遍存在农村学校收费增加比较 快的问题。

问:据我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除了受助款60元之外,还要拿几十元出来缴杂费 ,就导致一部分最穷困的学生反而要失学,如孤儿,一部分家境稍好的学童反而能上学,你 们准备怎样解决这类问题?

答:对于这些最贫困的学生,我们也在想办法,比如说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们在山西省 大同市建了一所大同希望学校,招了北方五六个省份的孤儿,这是一所由一个企业捐助、完 全为孤儿开设的希望学校,目前招了200多人。这部分孤儿从小学、初中直到读完高中,费 用全部由学校承担。

问:只有200人,这还是杯水车薪呀?

答:是杯水车薪。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但是基础教育中这么多的问题完全靠 希望工程来解决,我们是力不从心,力不胜任的。我们毕竟是一个民间组织,通过大家对希 望工程的信任,得到少量捐款,我们会尽力把它用好。但解决基础教育当中面临这么多的问 题,需要各个方面增加投资。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则是依靠这些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能够 自己解决一些问题。由于基础教育经费缺口太大,完全靠政府,政府也负担不起。在全国绝 大部分贫困地区,政府对于教育的投资,大体都在财政支出的50%左右,财政收入大部分给 教育“吃”掉了,教育经费的大部分则给教师“吃”掉了(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再要政府 拿出更多钱来帮助这些穷困孩子也有困难。所以,中央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希望工程的影响 ,走出一条动员民间的力量,共同发展基础教育的路子。

《明报》两次捐款的使用情况

问: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明报》捐款的使用情况?

答:《明报》的捐款有两次:第一次是1992年的9月2日,为2586820.15美元,按当时的 官方汇价计算(1美元兑 5.3929元人民币),约为13950462元人民币,若按当时的外汇调 剂市场价(1美元兑7.119元人民币),约为人民币18415572元;《明报》第二次捐款是1993 年5月17日到的,为3368025.91美元,按当时官方牌价(1美元兑5.729元人民币),约为192 95420元人民币,若按当时的外汇调剂价折算,约为27978928元人民币。

不管按哪一种汇价折算,《明报》捐的钱都是在那里的。按国内的财务记账规定,必须 按官价折,实际在卖的时候,我们又能卖成调剂价。所以,这里就很复杂了,《明报》捐的 钱(指外汇)是什么时候卖的,卖的时候又是卖的什么价钱,这都很难来确定,这是按国家 规定办。我倒是觉得,你《明报》捐的多少美元,可按照当天的调剂价来计算,这个算法可 能大家都觉得比较好。这个算法同个人、同资助等等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便于向捐助机 构如《明报》有一个交代,因为钱不论怎么算,都是在账上。

问:是不是捐款入了基金会的账后,一旦使用就不再分清来源了?

答:对。比如说我们刚刚下拨完700万元,其中有《明报》的,有工联会的,也有其他 社团的,你就分不清了。不过有一条,就是要保证你们的捐助愿望、意向得到落实。每一个 捐款人都可以向我们提出资助意向要求,我们可以做到落实你的意愿,但做不到分清哪一笔 钱是用你的,哪一笔钱是用他的。《明报》捐款共资助失学儿童104615名,这是按《明报》 当初提出的资助意愿和要求落实的。

捐受双方通信须经中转

问:原来希望工程推出时,曾称安排捐助者与受助儿童直接通信联络,后来是不是有 了改变?

答:实际上香港和内地做法是有些不同的,但当初香港在宣传希望工程时,完全是抄 内地,在执行的时候有些困难。后来我们有些调整,这种调整——如海外捐助者需要同孩子 联系,要经过我们县的(希望工程)机构,你可把信寄到孩子所在的县,如××县希望工程 实施办公室,由他们代转给孩子,因为海外来的信,如果直接寄到偏僻山沟的话,有时候根 本到不了。

问:你们这样调整有无政治上的考虑,是不是为了防止海外人士与孩子通信过程中,对 孩子思想、文化等方面有什么影响,是否从反和平演变考虑出发的?

答: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样一种联系,海外捐款人同孩子们的这种联系能在政治 上出什么问题吗?我相信捐款人不会在政治上搞什么,叫孩子怎么样。所以,我们的这种调 整,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从现实来分析,如果你到中国贫困偏远农村,你也会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问:我作为捐款人把信寄到县里,同直接寄给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答:区别很大。县里希望工程形成了独立的系统,从县到乡、到村、到组,都各负其责 ,都有名册,这个系统的上下沟通是快捷、准确、无误的。那么如果直接寄给受助儿童本人 ,那就进入另外一个系统,邮政系统。对于邮政系统我们确实没有把握保证使受助孩子收到 信,特别是在贫困偏远山区。同时,孩子接到海外捐助人的信后,应该直接回信,这又带来 困难,如一般只有县城才有国际邮政业务。我们的孩子,有的连乡都没有去过,哪知怎样寄 信,所以我们县级机构的主要作用,就是这种中介作用。

(中国青基会海外部副主任杨晓禹插话:当时我们同《明报》方面的于品海等先生讨论 这个问题时,讨论得很详细,最后大家认为还是以县乡机构作中介机构比较现实,所以就这样定下来了。)

香港捐款人没有投诉

问:香港一些捐助者向我们反映,他们所收到来自一个地方的多封受助儿童寄来的明 信片,笔迹都是一样的,你能解释这是为什么吗?

答:有这种情况,这里边少了一个说明环节。我们也曾要求,凡是由老师代笔的,要在 信后划上一个括号,写上‘代笔”,因为有些一年级、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农村孩子,他们 确实还没有能力写信。我们允许老师给孩子代笔,但我们要求,孩子自己必须签名。

问:有没有收到海外捐助者投诉?

答:投诉嘛应该说没有,只是接到一些询问,大部分是来信说没有接到过受助儿童的明 信片,或者是说没有收到我们寄出的儿童“结对”名单,我们就在这里查找。结果有的是更 改地址被退回,有的是名字、地址有误,然后我们再重新安排寄出。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就 是香港捐款者有的是用英文写地址,而贫困地区的小学生用英文写地址很困难,请人代写又 写得不规范,有的连香港都不写,所以就无法寄到。

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实现增值

问:据了解,希望工程的积累基金,已经进行了投资保值,我们想知道基金保值的投资 方向和方法,在过程之中有无利用基金保值来投机谋私利的情况,基金的投资保值有无风险 。

答:首先有一个前提是,基金通过投资活动实现增值是合法的。国务院的基金管理办法 有明确的规定,基金可以通过存银行、购买债券、作股权投资以及物业的投资来实现增值。 我们也调查了国外基金会的增值途径。国外基金会多数通过委托投资实现增值,也就是说自 己不去办公司。根据国务院的规定,我们需要使基金增值,便设立了一个开发部,配备了金 融、法律、财会方面的专业人员,力图投资做得很规范,我们的投资绝大部分做的是股权投 资,没有在(股票)二级市场上做那种投机。

问:你们有没有用基金在股票二级市场炒卖?

答:这个我们是绝对禁止的。我们是在众多的股份公司中进行选择,我们选择资信最 好的、效益最好的公司,就买它的股票。这种企业原始股,我们可以得两种回报,一种是本 身的分红,一种是交易时得到股票增值。

问:这种投资股权是委托一间投资机构进行,还是由你们的开发部负责?

答:目前是由我们自己经过判断之后决定买谁的股票。

问:你刚才不是讲,国外的经验是,基金会本身不直接参与投资活动,而是要通过其他 投资机构来进行吗?

答: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在国内的基金会中,我们在许多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其他基金 有的还没有这种(投资)功能或者需求。我们正在向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报告,要求 能设立一个投资机构,接受国内基金会的委托进行投资。这个工作现正在进行,国内的一些 基金让我们牵头,申请建立这种投资机构,银行方面也很支持,现在正处于做方案的阶段。 希望工程资金猛增是在1992年,以前则钱很少。助学金拨掉一部分,当然还留下一部分,外 汇我们不是马上动,慢慢来,人民币因为贬值太厉害了,就进行了一些股权投资,到 1993 年底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总起来是14.7%,不算高,因为凡是在今年1月和3月分红的股权收益没有计算在内。

问:你们投资保值做法的方向是否最终还是要与直接经营脱钩?

答:对,要完全脱钩。我们现在也只是参股,没有能力去做经营公司的事情。我们安排投资时也非常注意投资的合理结构,东方不亮西方亮。1994年我们的投资回报率,肯定会超过20%,我们比较有把握。

问:我们知道希望工程和一部分捐款是非定向的,也就是说把钱捐给基金会后,没有指定在哪里建希望小学或是指明捐给失学儿童,这部分捐款你们是怎样监管的?

答:我要向你解释一下希望工程整个监督系统。希望工程通过四个方面的监督:一个是捐款人的监督,所有捐款人都有权利进行监督;一个是接受大众传媒、社会与舆论监督;第 三个方面是政府部门的监督——国家审计署和中国人民银行;最后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内部 的监督。我们捐款的管理可以严格到任何人(指管理人员)随便摸不到钱的,像我是拿不到 一分钱的。整个系统是处在严格管理的运转当中,谁从(捐款)里面拿钱出来,都有正当合 理原因,都要收据发票,单据要经过审查。这样一种监督,一种制度,使希望工程的管理不 单是严格的,而且是比较科学的。所以说它科学,就是我们已把它(指制度与系统)设计成 ,即使你想做坏事,例如混进来个把坏人,你也很难做。我可以说,从总体上讲,我们希望 工程的每一分钱,都受到严格的管理与监督。去年,国家审计署派出审计小组五六个人,在 我们这里呆了半个月时间,审计中把所有账本、单据翻了一遍,最后结果是我们没有差一分 钱。他们还派出三路人马,到甘肃、四川和江西追踪调查,我们说那些款在哪里,他们就一 直追踪到款是不是落实到孩子身上,他们回来后非常满意。

志同道合人员投身希望工程

问:我们想了解一下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的情况,你们北京总部有多少人,人员的来源、 结构大概是怎样一种情况。

答:我们总部有40多人,大部分骨干都是志愿者。我们原来都是在团中央工作得很好的 ,也是处于上升状态的一批人,大家都有志于这个事业,是自愿要求做这项工作的,这部分 人是主体。另外,我们通过考察物色,从其他方面调来一些人。

问:希望工程基层的组织结构是怎么样的?

答:每个省有一个希望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小组下面有一个办公室,我们称之为希望工 程××省基金管理办公室,我们是从基金这条线来“统”的。

问:现在是不是层层有机构,比如市、县、乡、镇?

答:26省中的1295个希望工程实施县,都成立了机构。  问:希望工程总部的经费是 否由捐款中拨出?

答:总部的经费1993年以前是由团中央拨出的,从1994年开始要独立地支付工资。需要 说明两点:一是要按国家颁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标准发放,套相应的级别核定工资,再经 由团中央批准;二是工资要从基金增值部分中解决,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问: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希望工程总部工作人员目前的月平均收入是多少,其中工资部 分有多少、福利奖金有多少?

答:这个问题我恐怕回答不来,回答不准确,因为我都说不准我月收入多少钱。

问: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

答: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收入大概在社会的中等偏下一点,每月收入400元人民币左右 ,一般工作人员收入低的,也就是工资加奖金在300多元。

问:团中央机关的工资收入水平究竟有多少?

答:我们的工资纯粹就是团中央的工资收入水平,到去年底以前我们的工资收入标准同 团中央机关是完全一致的,希望工程账上没有开过我们的工资。

问:你们希望工程总部目前有多少部汽车,你们有无用捐款购买过汽车?

答:我们有四五部汽车,主要都是捐赠的,我们自己买的,就是生产性用车,如食堂运货的汽车。

问:你们有没有用捐款购买过小轿车?

答:没有,一部也没有。我们的小车主要是国内一些企业单位捐赠的。

问:基层基金会机构运转的经费从哪里来?

答:县一级机构不存在从捐款中给工作人员开工资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完全是来自政府部门的,有的是教育部门来的,有的是共青团系统的,他们的工资不是独立的。省一级以后 将有能力从基金增值部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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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曙光--希望工程师生赴港汇报团成员一起合影。

问:省一级在1993年以前已用基金增值开工资了吗?

答:没有,省这一级今年(1994年)大概还做不到,多数还在机关里从原来的工作系统 内开工资。

(香港《明报》记者张西鸿结束对徐永光秘书长的采访后,参观了“希望工程计算机管 理信息系统”,了解了几笔个人捐款的记录和落实情况。之后,他个人捐款600元人民币, 要求救助两名失学儿童。采访实录转载时有个别文法、文字上的订正)。

(原载 1994年2月7日香港《明报》)


与香港《壹周刊》的较量是一件好事

管理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希望工程的存亡。1994年初香港《壹周刊》恶意诽谤所引起的震憾使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与《壹周刊》进行旨在捍卫希望工程纯洁性的斗争的 同时,中国青基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更加严 格有效的管理措施。《壹周刊》无端诽谤希望工程是一件坏事,但它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 事可以变成好事。

1994年,我们在全国希望工程实施系统试行《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和《希望工程会 计核算制度》,在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增值以及资助管理、希望小学建设等方面,建 立了一整套工作规范。我们开发建设的“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正在全国大部分省(区) 市联网运行,为希望工程大规模推进提供了有效的物质支持,使希望工程的基础管理迈上了 一个新台阶。权威部门认为在目前国内几十个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中,该系统居于先进地位 。1994年中国青基会拨出专款,在省级希望工程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财务和计算机管理人员 并执行培训合格上岗制度,实行专业化管理。1994年底,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共青团 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希望工程管理的若干意见》,对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希望工程工作机构 如何加强希望工程管理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进一步确立了管理在希望工程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在严格系统管理、建立内部激励和制约机制的同时,中国青基会自觉将希望工程的实施 管理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1994年,中国青基会向国家审计署申请对各级希望工程基金进行 审计,请财政部所属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前4年和今年以来中国青基会的希望工程财务收支 进行了两次审计;配合首都青年记者编辑协会组织40余名记者赴各地采访,发挥新闻舆论对 希望工程的监督作用。为使希望工程的社会监督更加制度化,不流于形式,我们积极建议并 推动成立由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 最好的“保护神”。我们将密切配合监察委的工作,自律慎行,广纳忠言,接受建议,消除 隐患,改进不足,查处问题,保持希望工程的纯洁,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

作为一项面向海内外、惠及我国贫困地区、社会参与面很广的大型社会公益事业,希望 工程并无先例可以遵循,加上它发展快、操作复杂以及贫困地区条件差等原因,我们面临的 管理任务十分艰巨,某些环节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由于助学金划拨接转的环节 多,一些地方助学金到位不及时;由于组织不力或邮路阻碍,一些捐款人没有及时收到受助 儿童的来信;个别地方希望小学建设追求高标准而脱离当地实际;在希望工程的宣传方面, 也存在过分强调希望工程在解决教育资金困难方面的作用,导致贫困地区对希望工程期望过 高而实际投入又十分有限的矛盾。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上一些自发的捐资助学活动没有 纳入希望工程的规范,很容易出问题,有的已经出了问题而使希望工程的声誉受到损失;一 些不法分子盗用希望工程名义以营私的案件也已出现多起;还有别有用心者如香港《壹周刊 》,对希望工程进行恶意诽谤,使我们不得不以法律手段进行自卫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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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冯华健大律师在香港高等法院前合影。

尽管我们面临许多困难、问题和压力,但我们始终认为,希望工程管理强则兴,管理疏 则败。在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内部,要以贯彻团中央《关于加强希望工程管理的若干意见 》为中心,建立职责分明、动作有效的管理体系和统一、科学的工作规范。要积极配合希望 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增强希望工程的透明度。

(摘自1995年1月20日在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 我们为什么要诉诸法律

6月15日下午3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结束了与香港律 师就《壹周刊》诽谤该会和希望工程一事诉诸法律的会晤后,在深圳接受了记者的电话专访 。

徐永光说:中国青基会诉诸法律的态度是坚决的。这主要是考虑到《壹周刊》1月21日 发表的那篇带有明显诽谤性的文章在香港及整个海外华人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希望工程自实施以来,深受海外华人特别是香港同胞的关心、支持,数以万计的香港同胞以 “血浓于水”的感情先后捐款达几千万港元,现在已获得救助的50余万名失学孩子中,有13 万余名的学杂费、书本费是香港同胞的爱心款支付的。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实施机构从上 到下的工作人员对每一笔捐款都是认真负责的,除按捐助人意愿用于救助失学儿童和援建希 望小学外,余款均进入希望工程基金,捐款笔笔落实,管理严谨透明。说到这里,徐永光加 重了语气:“我们欢迎海内外各界包括社会舆论对捐款使用情况的监督,因为这样的监督是 对希望工程的保护。但对于恶意诽谤,我们不会等闲视之。”

谈到《壹周刊》失实报道,徐永光不无痛心地直言:那篇报道目前已使希望工程在海外 的筹资受困。有些想捐款的同胞,看过该文后,犹豫了,不捐了。今年,该会救助50万名失学孩子返校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原计划在海外筹措的,由于《壹周刊》文章的影响,筹资工作至今十分困难,这将影响失学孩子获得救助重返课堂的希望。现在看来,不诉诸法律不足以洗白希望工程的名誉,不诉诸法律亦难以彻底澄清真相,难以进一步开展希望工程在海外的筹资工作。徐永光表示,中国青基会通过法律手段捍卫希望工程的名誉,也将使希望工程在原有的四种监督(捐款人的监督、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种监督,即法律的监督,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希望工程的“透明度”,在完善的监督之下,使希望工程更为广大的海内外同胞所信赖,使希望工程更健康地发展。

当记者问及如果进入诉讼阶段,中国青基会的捐款收支情况将由哪一方面进行审计并向 香港法庭提供以及诉讼期间所需各种开支从何而出时,徐永光答复:

目前,中国青基会已接受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自始至今的捐款收支情况进行了全面的 审计。如果正式起诉,将由这家在海内外资信都很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向香港法庭提供关于希 望工程财务情况的详细报告。

至于这次“法律解决”所需的各种开支,徐永光透露,目前已有一些关心希望工程的各 界人士表示愿意倾力支持,最后如何还没有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告之公众,那就是这 笔开支绝不会动用一分希望工程的钱。

(原载1994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


维系千百万人感情的事业不容丝毫闪失

希望工程面临发展和建设(即内部建设管理)两大课题。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任务 很重,只有发展,才能担当起重任。而发展和建设两个方面相比,发展已经具备十分有利的 条件,已经进入一种“状态”,只需因势利导。而自身建设和管理则已经到了对发展起决定 影响的重要关头。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可以设想两种可能:一是发展更快而管理出了问题, 结果会怎样?二是管理十分严谨,捐款人有口皆碑会给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显然,管理强则兴 ,管理疏则败。希望工程这件事,维系着千百万人的感情,不能有任何闪失。接受的捐款越 多,社会期望就越高,我们的责任就越重。它的分量之重,使我们不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在座的希望工程实施机构负责人,许多同志几年来全身心投入工作,倾注着心血和感情 ,大家的荣辱也都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局部都关系到整体。希望工程只有整体利益。

希望工程实施四年多来,发展如此之快,除在某些技术性环节上有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 以外,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和失误,没有发现过贪污舞弊的案例。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管理是 好的。现在强调加强管理是因为我们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而任何一 个环节或部分出问题都可能给全局带来破坏性的后果。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危机感,必须 未雨绸缪。

如何落实管理规范

《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已经出台,《规则》的内容包括救助管理、基金管理、档案 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五大方面。这套规则的制定和施行,对于加强希望工程的管理和 控制,确保希望工程实施的整体性、规范性和合法性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套管理规则经过进一步讨论修改后,将在全国正式施行。为使规则得到认真贯彻落实 ,各省(区)市要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掌握原则和内容。对地、县两级的工作人 员,要进行专门培训。通过《规则》的学习和贯彻,使各级希望工程工作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树立全局意识,端正指导思想,增强法制观念,切实照章办事。要依靠 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使希望工程的各项管理真正做到规范严谨、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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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走访希望小学

如何搞好基金增值

随着希望工程的发展,全国希望工程基金已经初具规模。截止去年11月,全国累计筹资 总额已达2亿多元,其中各省筹资近8000万元。由于希望工程特殊的工作方式,每年都有一 部分结存待拨资金,而且随着希望工程筹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一部分资金按国务院《基金会 管理办法》的规定可用于投资增值活动。如果这样一笔资金不能安全地利用,那么,任何一 笔投资出了问题、受到损失,都要伤害捐赠者的感情,损害希望工程的崇高信誉,后果将不 堪设想。

目前,地方基金管理机构在进行资金增值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首先是投资管理力量不足。各地基金管理机构的筹资救助任务繁重,力量有限,没有精 力从事投资增值活动,更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员。因此,有的就采取简单地拆借资金的方 式。而这种拆借活动违反我国金融法规政策,一旦出了问题,不仅使资金受到损失,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希望工程的声誉。目前,我国的经济立法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许多经济活 动的合法性、风险性难以判断,没有专业投资管理人员去搞投资活动,很容易出问题,而哪 怕在一个小小的项目上出了问题,也会使你难以承受舆论的压力。

其次是投资风险很大。任何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利润永远与风险成正比,这是投资活 动的一条铁的规律。就希望工程资金来讲,每年必定有一部分用于救助,处于流动状态,其 余资金可以用作投资。希望基金多增值,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是大家的良好愿望,但一 般说来,年回报率达到15%以上的都有风险性。目前,地方基金管理机构还不具备控制投资 风险的能力。

另外,希望工程可用于投资增值的数千万结余资金分散于各地,局部资金量都不大,分 散运作,一则形不成规模效益,二则也无法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来分散投资风险。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希望工程地方基金存在着投资增值冲动大,专业力量弱;投资运作 风险大,承受风险能力弱的矛盾。就全国而言,也存在希望工程基金总量大,而对投资增值 活动的协调管理、控制能力弱的问题。这“三大三弱”造成了希望工程基金管理的巨大隐患 。我们所管理的这笔钱,既是事业发展的巨大资本,又如同守着一个“弹药库”。因此,加 强对希望工程基金投资的管理,探索一种合法、安全、有效的增值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设计了希望工程共同基金的管理方案,即将各地方基金会和中国青 基会年度结存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由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省级基金管理机构共同组成 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资金的增值管理和监督。以中国青基会名义委托专业的投资公司操作 ,每年将投资增值收益按固定比率分配给省级基金,余额留作风险基金,用于弥补投资回报 额的不足。

希望工程是一个整体,希望工程省级基金是中国青基会授权建立的地方基金。将希望工 程部分结存资金集中起来共同管理,统一运筹,符合该系统一贯的运行机制,既体现了局部 利益,也保证了整体的健康稳定发展。

我们考虑,将希望工程结存资金分成三个三分之一:每年的三分之一资金用于救助,随 时调用,足以完成救助计划和保证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三分之一的资金由地方青基会自行 运作,保持平均增值率,增值率如达10%左右,一般没有风险;其余的三分之一资金进入共 同基金进行投资增值,并由中国青基会承担增值风险。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地方基金总体 的增值水平,一方面可以减少地方基金增值的人员压力、成本压力和风险压力,使之把主要 精力放在筹资和救助管理上。

基金会不能自己办公司,不仅是我国的法律规定,在国际上,基金会也是把资金委托给 银行或投资公司管理以实现安全增值的。在设立共同基金的同时,中国青基会已委托专门的 金融咨询机构筹划设立“希望基金”和“希望基金管理公司”,为获国家批准,将使基金增 值管理进入更高层次,合乎国际规范。

如何控制地县基金

中国青基会在设立希望工程基金之初,是集中募集、管理和使用的,以后由四川省青基 会提议,经我会授权建立了第一个希望工程地方基金,实行筹资与救助一体化。这种方式充 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其他省(区)纷纷仿效,使希望工程的筹资救助规模和社会影响迅 速扩大。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希望工程今天的局面。为使发动面更广,我们决定凡经省(区 )基金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建立地、县级的希望工程基金。这一决定,首先是有积极意义的 ,成效也是具体实在的。从以上过程看,希望工程的筹资救助,经过了由集中到分散,由统到放两个阶段。当然 “分散”和“放”只是一种表述,它是按统一的规则进行的。在肯定建立地、县基金的积极 意义 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它潜伏着的危机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数量难以控制。现在正式批准建基金的地、县有多少还拿不出准确数字,我看至少在 几百个。有的一个省已建立30多个。几百个基金,没有专门财务人员管理,加上人事交替, 管理疏忽等因素,使这些基金变成了几百个“火药筒”。任何一个“火药筒”迸出火花,都 可能使希望工程毁于一旦。

2.放任自流现象已经存在。这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省对地、县原来有协议,但地、县 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用于希望工程;一种是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为了保护希望工程的安全稳定运行,对地、县基金的清理整顿,已势在必行。清理整顿 首先是摸清情况,不能有遗漏,所有的希望工程资金都必须准确建账,监控使用。对地、县 基金的清理整顿有三种方式:一是收上来,统一管理,哪来哪去;二是留在地、县,规范管 理,长期运作;三是在短期全部花光,不再留存。三种方式,第一种难度最大,但利于管理 ;第二种不利控制,风险很大;第三种立见成效,地、县较易接受。我们请各省在第一、第 三种中选择。收缩地、县基金,保护希望工程的安全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当然不搞一刀切 ,留下的必须严格按规范办,配备专门财务人员,每年接受审计,确保万无一失。

如何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希望工程的迅速发展,全国的筹资与救助规模不断扩大。旧的一套管理方法已远远 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加强希望工程的科学化管理,去年我们组织专家开发研制的“ 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牛刀小试”,效果很好,达到短期目的。这套 系统今年将在全国投入运行,实现全国和省级联网。联网运行的所有软、硬件将由中国青基 会统一配置,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将使希望工程的实施工作更加规范、准确、高 效、透明,使希望工程的救助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使救助规模迅速扩大。

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是实施希望工程的重要措施,是科学管理的物质依托。为保证该 系统在全国顺利联网运行,各省(区)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迅速配备专项计算机管理人员。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是实现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前 提。目前,我会为各省配置的硬件都是最先进的486微机。如果没有专职的管理人员,现代 化设备的效益就出不来,就会造成严重浪费。春节以后,我会将组织各省计算机管理人员到 京进行短期业务培训。有条件的省(区),还应组织安排所有工作人员进行计算机基础知识 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现代化管理素质。

二是要积极创造办公现代化条件。今年“1(家)+1助学活动”的开展和救助任务的完 成,将运用这套系统进行处理。因此,系统能否按时联网运行,将会影响今年工作任务的完 成。为此,各地要在设备到位前,做好计算机房的装修、电话线路的申请等前期准备工作, 确保全国联网运行不受影响。

三是要重新建立希望工程数据库。要借这套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大力整顿基础工作,加 强基础建设。要花时间和精力,将希望工程实施以来的所有捐款、救助数据,重新全部录入 系统,建立健全希望工程档案,保证希望工程数据资料的全面、准确和完善。在这方面花一 点钱十分值得,大家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

如何实现爱心回报

对捐款使用结果及时进行反馈,是希望工程赢得人们信任的重要环节。一些兄弟基金会 的同仁问我希望工程哪来这么大的号召力。我说这很简单:首先你要提出一件需要花钱的好 事情,让大家拿钱,然后把钱用好,再把用的结果告诉拿钱的人。只要坚持这样的循环,钱就会源源而来。希望工程的救助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系统。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家也越来越 感受到复信反馈这个环节十分重要。往往是,一个捐款人收到信,得到反馈,就称赞不已, 可能会动员周围的人再捐,河南省就是通过抓复信引来了两所希望小学。如果收不到信,得 不到反馈,捐款人就会不满,甚至对捐款的使用产生怀疑。河南把复信提高到希望工程生命 线的高度来认识,不无道理。虽然你明明实施了救助,但捐款用到什么地方没有一个交代, 得不到反馈,捐款人就有理由怀疑你把捐款弄到哪里去了。因此,救助过程的这一环如果中 断,可以认为是工作的失败。

鉴于在贫困地区困难比较大,我们设计了复信专用明信片,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复信方 式,是必须确保的方式,以后还要继续采用。现在看来,光用明信片还不够,如果能做到把 信写得具体生动一些,效果会更好了。不论何种复信方式,必须是真实的,是出自受助生之 手或本人参与由他人代笔的,绝对不能搞“工厂化生产”。

为了切实改变目前复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复信工作正常开展,我们设想,从今年 起,每年9月定为“希望工程复信月”。以此为抓手,使复信工作走上制度化的轨道。要围 绕复信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把复信任务落实到学校,落实到老师。一些省还安排学校 (或由县的希望工程办公室)给捐款人所在单位写表扬信、感谢信,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

如何加强队伍建设

为坚持希望工程管理和实施工作的整体性、规范性和合法性,本着管人和管事一致的思 想,特别是基于地方基金是希望工程基金的组成部分,需要加强管理、监督和控制的考虑,中国青基会需要对省级基金管理机构负责人的任免有发言权。

目前省级基金的具体负责部门为基金会和希望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青基会不 能对省青基会负责人进行任免,因为依照基金会不能设分支机构的规定,我们的管理办法不 能与国家法规相冲突。省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属于省里建的工作机构,不属于专门的基 金管理机构。中国青基会要从基金的一体化角度考虑干部的管理,因此,需要设一个职务名 称,给实际负责人一个名份。所以叫希望工程××省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

对这一职务的干部的管理,核心就是有任免权。它的程序是:由团省委提出,经协商一 致后,由中国青基会任命。被提名者应当是实际能对基金负法律责任的人。建有省青基会的 ,应是青基会的法人代表。关于免职,中国青基会和团省委都可以提出,经协商一致后,由 中国青基会下文。为了加强对基金的控制,对确实不能胜任或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中 国青基会有权撤销其职务。

如何建立监督机制

希望工程是全民的希望工程,它发展的每一步,不仅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监督。为此,中国青基会倡议成立“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委员会由政府 部门、新闻媒介、捐款人代表、上级主管部门等相关方面的人士组成,行使对希望工程的社 会监督职能,保证希望工程在监督机制的制约和保护下,稳步健康发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配备专门工作人员。监察委拟聘请巡视员对地方基金管理和实施工作进行巡察,负责社会监 督的日常工作。

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管理控制和强化社会监督,继续开展“希 望工程社会监督日”活动,定期进行财务检查,公布捐款收支及到位情况,听取意见,改进 工作。要主动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对希望工程资金的稽核和审计,通过上述措施,形成一个由 捐款人、舆论界、政府部门及其他方面组成的多层次、从上到下的希望工程社会监督体系, 使希望工程真正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在政府的扶持帮助下,稳步健康发展。

(摘自1994年1月31日在第四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信誉是根本 管理是生命

作为一项群众参与度很高的社会公益事业,信誉是希望工程的立足之本,管理是它的生命。从希望工程实施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管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三年多来,我们在救助管理、地方基金管理、希望小学管理、内部财务管理以及工作程序的规范化等方面制订了20多项规章制度;每年都组织一次财务检查,对地方希望工程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希望工程管理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离不开广泛的社会监督。在争取社会监督方面,我们于去年12月,组织了第一次“希望工程社会监督日”活动,邀请捐赠人来我会,对希望工程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和质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90年以来,我们组织安排数十 家新闻单位的近百名记者,到6个省(区)的200多个地县进行采访,调查了解资金到位情况 和救助效果。在接受捐款者和新闻界监督的同时,我们还经常向基金会的政府主管部门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情况,申请对我会进行业务稽核。审计署对希望工程进行审计,更使我们 受益匪浅。

管理监督五大措施

希望工程发展到今天,备受世人瞩目,作为这一事业的首倡者和实施者,我们深知责任 重大。各级从事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项事业。由于我们从事 着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困难和探索中前进,加之事业发展迅猛(1992年的救助规模为过去两 年的8倍,救助32万名,需完成600多万道工作程序),我们在人员配备、经验准备、制度建 设方面都嫌不足,管理手段落后,因而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了差错和漏洞。如个别捐赠人与受 助孩子没有结上对子,有的重复结对,有的捐赠人收不到孩子的感谢信以及受助孩子收不到 资助款等等。这使我们深深感到,希望工程已经到了管理强则兴,管理弱则衰的严峻关头。 为了适应希望工程发展的新要求,借这次审计的东风,我们提出加强希望工程管理的五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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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向联合国官员特利利先生(左一)介绍希望工程信息管理系统。

一、建立全国联网的“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救助管理现代化。

我们已经组织计算机、财务、统计、档案四个方面的专家进行该系统的论证和开发研制 工作,力争在今年内投入运行、明年实现省一级联网。这套系统的建立,将使希望工程的救 助管理达到规范、准确、高效,以此为支持,可使救助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化,救助规模进一 步扩大。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希望工程基金管理规则》,健全、完善各项财务制度。

目前该管理规则正在拟订中,内容包括筹资、救助、日常财务管理以及资金增值管理 等方面的原则、财务规范和处理程序。该工作规则在规定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同时,强调 希望工程的系统管理和控制,以确保其整体性、规范性和合法性。

三、建立和完善希望工程的社会监督体系,保障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

去年12月24日第一个“希望工程社会监督活动日”,为希望工程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供 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增强了希望工程管理的透明度和信誉度。根据审计署的意见,我们决定 ,今后每年的12月24日定为“全国希望工程社会监督日”。届时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工作机构 均要有组织地开展社会监督活动,邀请捐赠人代表及新闻界人士,对希望工程的财务及救助 管理进行质询和监督,公布捐款的收支使用情况,听取意见,改进工作。同时,我们希望能 够定期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对希望工程资金的稽核和审计,以形成一个由捐赠人、舆论界、政 府部门多层次的希望工程社会监督体系,使希望工程真正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在政府的扶 持帮助下,稳步健康发展。

四、建立考核奖惩制度,使希望工程工作队伍人员精良,保持旺盛活力。

为了提高业务能力,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将有计划地对希望工程工作人员,特别是 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要加强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 与之相配套,我们将制定《希望工程工作机构和人员奖惩条例》,奖优罚劣,严明纪律,对 不适应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要进行调整。通过上述措施,建立一支素质高、具有强烈责任 感、事业心和创造精神的希望工程工作队伍。

五、坚决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依法维护希望工程的声誉。

对假冒希望工程名义从事的各种非法活动,要运用舆论和法律手段予以制止和打击,以 保证希望工程的名称权和崇高声誉不受侵犯。希望工程打假已经开始,还要进一步深入。

希望工程的实施仅有三年多时间,还处于初级阶段,它的各项管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希望工程依靠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不了今天的局面,我们还要走艰难漫长的路程,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为了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为了让千百万人感情倾注的希望变成现实,我们将竭尽全力。

(摘自1993年6月24日在希望工程审计与管理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附录: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的“保护神”

12月24日,是希望工程实施以来的第二个“社会监督活动日”。日前,记者专程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

问:有人讲,今年是希望工程“管理年”,请问这一年你们在希望工程的管理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我们一直把希望工程的管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由于希望工程的发展非常迅猛,对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在今年提出,希望工程已到了管理强则兴,管理疏则败的关口 。我们采取了五项措施:一是建立了全国联网的“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目前这 个系统已投入试运行;二是在全国26个希望工程实施省(区)全部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并 集中进行了专业培训,新修订的“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将在明年开始执行;三是初步建 立了希望工程的社会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筹备成立“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这个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将包括政府有关部门、新闻界、捐款单位和个人、社会机构等四个方面; 四是制定了《希望工程工作机构和人员奖惩条例》,建立了考核奖惩制度,奖优罚劣,使希 望工程工作人员素质精良,始终保持旺盛活力;五是依法打击了假冒侵权行为,维护了希望 工程的崇高声誉。

问:现在社会上有许多腐败现象,有人担心希望工程也会有这类问题,对此你是怎么看?

答: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希望工程不会出现腐败,而且有能力杜绝一切腐败现象的生长。根据是:第一,希望工程的发展是以千千万万捐款人的慷慨捐款为条件的,在每一笔捐款 的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第二,我们充分意识 到,管理是希望工程的生命。四年来,希望工程的各项管理制度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管理手段在不断加强,捐款和救助工作有序地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一起希望工程捐款的贪污舞弊行为。第三,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队伍需要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这是我们努力要求的。当然,我们并不能保证所有进入这支队伍的人都是“天使”。重要的是,公众压力和内部监控使我们有能力及时清除希望工程中任何形式的不轨行为,不给腐败现象 以滋生的土壤,也希望社会各界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机会。

问:最近有报纸暴露个别地方,由于乱收费致使受到希望工程资助的儿童再度失学。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发生在浙江省,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但这类问题在其他地方也还不同程 度地存在。希望工程的资助是有限度的,只是满足学生上学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书本费和必 须的学习用品。要保证学生能入学、留得住并完成学业,希望工程的资助只是一个方面,还 需要全社会的合力。特别是希望工程各实施地区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认真贯彻国家教委( 1992)27号文件的精神,减免希望工程受助生的各种其他收费,切实保证他们完成规定的学 业。

(原载1994年1月8日《北京日报》)


适时总结经验 开展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进行理论研究是希望工程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的需要。希望工程的6年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和参考,因此,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还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和预见性,希望工程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那么我们的实践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特别是在遇到压力和困难时,由于没有理论的支撑,往往会使我们的实践受到阻滞。

进行理论研究是希望工程深入发展的需要。希望工程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必须有科学的论证。有了理论指导,把握了规律,希望工程才能避免或少走弯路,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研究希望工程是社会的需要。希望工程不仅对推动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推动,对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研究希望工程,进一步发掘其社会意义,不仅对于希望工程自身,而且对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于希望工程的实践和发展规律

对希望工程实施依据和必要性的研究

6年来,对希望工程的宣传和推动主要是依靠情感的力量,缺乏从理性的高度上论证和说明希望工程实施的必要性。希望工程不仅应该以情感人,也就应该以理服人。我认为,首先必须做好两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一是对我国贫困地区失学状况的统计分析和调查研究。二是要对希望工程实施的法律依据的研究论证,特别是对落实《义务教育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对希望工程实施效果的评估和研究

希望工程的实效究竟如何,资金使用的效率如何,管理和监督的状况如何,这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对社会的交待还是一种局部的抽象的结论,缺乏科学的数理分析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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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的实践,对于转轨时期共青团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探索示范作用。”

对希望工程实施策略的研究

一是宣传、公关策略。6年来,希望工程的宣传、公关策略,对于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对于打击不良分子对希望工程工作的诋毁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希望工程首创的筹资公益广告,取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扩大了希望工程的宣传,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快速发展;运用法律手段同恶意诽谤希望工程的香港《壹周刊》进行斗争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希望工程一次很好的宣传,既澄清了事实,又为希望工程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媒体反映希望工程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增强了希望工程实施的透明度,为希望工程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是筹资策略。希望工程之所以能成功,与我们建立起来的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策略有极大关系,希望工程向社会传递了失学儿童需要救助的信息,人们捐了款,我们去落实,又把使用结果反馈给捐款人,从而形成了一个从需求出发,经过信息传递、捐款、资助,反馈的循环系统。筹资机制的动因是需求,动力是反馈。反馈越及时信息准确度越高,筹资效果越好,这个交流就会不断被放大,这是希望工程得到大家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条件。

三是管理控制策略。6年来,希望工程视管理为生命,在基金管理、资助管理、机构建设、监督、奖惩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实施工作严格遵照《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进行。同时,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无论是1992年的“百万爱心行动”,还是1994年的“1+1助学行动”,一个口号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叫响,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有一个强大凝聚力的工作系统,并且能够保持目标一致、步调一致、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基础上创造性开展工作。

四是监督制衡策略。对于一个经手上亿元资金的机构来说,单纯强调内部管理和自律,单纯依靠工作人员的觉悟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监督机制,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监督的压力能够使好人变得更好,坏人不敢轻举妄动。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使监督有了组织依托。成立一年来,查处了一些违规事件,工作是有成效的。

对希望工程资助对象的研究。

一是加强对受助学生教育的研究。希望工程不能仅仅停留在帮助失学孩子完成学业的层次上,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受助学生的素质,使他们在知识、道德、心理方面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

二是加强对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的研究。要加强希望小学的软件建设,要加强希望小学在农科教结合方面的实验,把希望小学建成当地基础教育的示范学校。

对希望工程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的研究。

要明确希望工程的法律地位,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希望工程的合法权益。

对希望工程发展目标的研究。

关于希望工程的社会意义

希望工程的实践对共青团长期以来固有的思维模式、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都有很大的突破,对于转轨时期共青团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探索示范作用。

希望工程通过救助失学儿童、援建希望小学、捐建希望书库、建立教师培训基地等项目的实施,直接推动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时,希望工程通过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全社会共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有益尝试,极大地唤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全社会重教氛围的形成。

希望工程对于完善社会的协调机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1、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政府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来由政府包下来的事务将逐步转由社会组织分担。希望工程分担了政府的压力,为民间投资办教育开辟了有效的渠道,推动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办教育的成功之路。

2、 希望工程通过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资助,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调节了社会利益,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公平和稳定。

3、 希望工程的资金使用便捷有效,投入少,效益高,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最大化。

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多元之时,希望工程呼唤道德、文明和责任意识,为社会吹进了一股清风,培育了时代新风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的生长点。

5、 希望工程在建立监督机制和反腐倡廉方面具有示范意义。

6.希望工程在资金和救助管理方面的成功实践对中国基金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于青基会的发展战略

对青基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应该包括:

1.对机构管理机制改革的研究;

2.青基会自身生存发展问题的研究。

(根据1995年11月30日在全国希望工程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地方青基会向何处去


不能胜利大逃亡

由希望工程的血缘关系发育成长起来的我国青基会系统,是我国第三部门异军突起的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队伍。青基会系统的未来发展,不管大家自己是否意识到,势必对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希望工程后,这个系统是向新的高度前进,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队伍更加强大,还是“胜利大逃亡”、溃不成军,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路线。

首先是方向问题。我们准备向何处走?中国青基会已经明确选择了“三化”的目标,还有一化即“民间化”没有说出来。在今年青基会人事制度改革两周年的干部聘任大会上,我又把“创建世界名牌基金会”的目标抛了出来。提出这个目标,一来不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二来断了行政化的后路;三来会让几代中国青基会人都不得清闲,起到鞭策作用。

现在省青基会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下决心走社会化道路的还不多。总的状态是机关化倾向,负责人还如机关干部一样需要转业。对这一点,我是十分理解的。毕竟事物发展还没有到那一步,客观条件又不好,青基会负责人谋求新发展合情合理。但是对于省青基会来说,不同的选择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早点断奶,减少行政庇护,就会逼着你自立自强。目前困扰青基会方向选择的,还有一个职业化观念问题。团省委下属单位中的团校、报刊或旅行社的负责人并不谈转业问题,是因为他们已经职业化、专业化。我在美国访问时,经常听到三个名词:Social Work(社会工作)、Professional(专业人员)和 Volunteer(志愿者)。我前面已经说过,美国非营利机构从业人员就有上千万人,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庞大的就业系统,专业化程度很高。美国一些名牌大学还开有筹资专业。从美国回来,我提出了中国青基会要有10个方向的Professional,即社工、筹资、财务、投资、法律、外语、研究评估、公关、宣传、信息技术、档案文秘。工作人员专业化,领导人员职业化,是青基会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第二是中国青基会与省青基会的关系问题。可以肯定地说,未来这两级青基会的关系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不等于说,中国青基会没有对省青基会扶植的义务了,相反,这种建立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的扶植会显得更公正和富有成效。

1.项目合作。中国青基会实施的一些项目,将在省青基会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合作推进。这种合作符合青基会的宗旨,并将增加双方机构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

2.中国青基会开放基金资助项目。这些项目由省青基会自由申报,经中国青基会核准后拨款实施,并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今后是否继续资助。

3.按照市场原则,投资共建重点项目,形成资产纽带,谋求共同发展。这些项目必须是对青基会系统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并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项目。

4.根据青基会系统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青基会应承担青基会系统人员培训的责任。这种培训包括与国内名牌大学合作举办短训班或专业学位培训,也包括到国外进行考察和培训。我们希望通过专业培训,在青基会系统成长起一批中国第三部门的杰出领导人才。

5.共同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青基会的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青基会的发展,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非常困难。中国青基会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青基会有义务联手行动,帮助青基会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一道进步。

有同志认为,用“邦联制”来设计青基会系统内部关系可能较为适宜。因为“邦联”的基础是相互独立,同时又是遵循一定规则、对外协同行动、打一个牌子的合作体。

中国青基会和先后加入青基会系统的同仁们共同创造了我国第三部门的一段历史,历史慷慨地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但如果我们不继续去创造,历史还会剥夺我们的机会。现在,中国青基会尽管有了一些影响,但影响还很有限,而把整个青基会系统的力量聚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巨型青基会的概念。在国际上,大型基金会总是站在社会发展的前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研究发现。它们总是最敏感地发现带有倾向性的社会问题,并予以关注。二是实验创新。它们往往要针对这些社会问题,投入资金和力量,进行创新实验并将成果向社会示范。三是宣导影响。他们不断地用成功的示范宣导社会,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推动社会朝着更加文明、公正、和谐的目标发展。我国青基会诞生发展于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生逢其时,大有作为。尽管我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份额还十分有限,但论其影响和作用,已远非物化的条件所能衡量。青基会的工作范围可以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在资源开发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的最大忧患不是资源枯竭,而是缺乏竞争,缺乏以市场的理念开发资源的意识和手段。总之,青基会事业有无限发展的广阔空间。我希望整个青基会系统都有这样的认识,看到自己的力量并担负起责任,同心同德,团结奋斗。那么,我们一定会在中国创造出不仅是一个,而将是更多的希望工程奇迹。

自胜先要自强

当前,省级青基会的发展面临五个方面的严峻问题:

一是希望工程后项目开发的压力。从今年开始,希望工程的捐款将大幅度减少,“绿色希望工程”还处于培育期,拟作为未来青基会系统骨干基金的“公益信托基金”(或因《信托法》未出台而改称“公益纪念基金”)还处在前期论证阶段。在这个过渡期,中国青基会把经过两三年开发,业已成熟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和“三辰影库”项目推荐给省级青基会。以市场的眼光看,这两个项目都有“卖点”,可以给省级青基会的转型提供一有力的支持。所喜一些省正在独立设计开发新的公益服务项目,有的已经取得重大突破。

二是行政化管理体制对机构发展的阻滞。从法律意义上讲,青基会是社团机制,与主办单位是挂靠关系。但在团省委所管单位中,青基会机关化色彩最浓,自主权最小,事业化程度最低,社团的概念淡之又淡(大致如此,少有例外)。有的团省委不从青基会长远发展考虑,过量下达希望工程救助和建校指标,造成青基会寅吃卯粮,最后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省级青基会的同志勤勉工作,默默奉献,立功立德,难能可贵。当希望工程进入战略转移时,团组织应该对青基会的顺利转型和未来发展给予指导帮助,排忧解难,创造必要的条件。

三是青基会负责人的个人选择对机构走向的影响。青基会干部频繁流动,既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干部个人选择的原因。任何个人的选择都是值得尊重的。但为了青基会事业的长远发展,我们希望有一批骨干能够确立职业化的志向,走专业化的道路,在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中,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促进青基会系统骨干的专业化发展,中国青基会正筹划与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合作,举办非营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研究生班和短训班,以加快青基会干部专业化的步伐。

四是非营利机构的社区化发展趋势带来的资源冲突。人们讲全球化、市场化和社区化是世界的三大趋势。社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资金之源、服务依托和赖以扎根、保持生命不竭的土壤。省级青基会没有中国青基会那样的高位势,又不直接依托社区,在非营利机构发展的社区化趋势面前,可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近期内,尚可借助中国青基会拥有特许权的若干项目委托,控制一些资源,但从长远看,这种控制力将逐渐弱化。有的省青基会承认,在全省范围内募捐,比不过一个团市委。就是因为城市团委是依托社区的,有直接控制资源的优势。

五是“公益消费”市场化竞争的冲击。非营利机构生产“竞争性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的消费就是公众的捐赠行为,我们姑且把这种捐赠行为称之为“公益消费”。在“公益消费”过程中,捐赠人所获得的不是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是精神需求的满足。所以,“公益消费”属于“精神消费”。目前,各类非营利机构推出的“公益消费”品种越来越多,公众的选择性也越来越强。我们的项目设计,如果脱离公众的消费需求,就没有竞争力,并将最终失去市场,这是其一;其二,在捐赠资源获取的手段上,省级青基会以往主要是依靠共青团的组织力量,甚至借助党政的力量。在市场化的趋势面前,这种行政化的手段将越来越不灵验。因此,青基会项目推动手段如何适应市场的需求,与项目设计有无“卖点”同等重要,乃至更是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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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基会系统的未来发展,势必对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粗略勾画了省级青基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概括起来就是十个字:压力、阻滞、影响、冲突、冲击。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省级青基会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加强青基会系统的联合,建立更加紧密、稳定的合作体制,提高抗风险能力,也已经成为青基会系统的共识。要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下,建立起我国青基会系统的“联合舰队”。这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通过全国和省级青基会的统筹规划,协调推动,为地、市一级青基会机构的建立创造条件。最终形成扎根于基层社会,上下贯通、形象统一、互利合作、独立发展的我国青基会组织网络体系,建造中国第三部门的“航空母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中的这两句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体现,也道出了我们对中国非营利事业的崇高追求。愿以此与所有青基会的同仁共勉。

(摘自1998年8月6日在省级青基会秘书长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


一项紧迫的时代任务

邓小平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明确,剩下的仅仅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是时间问题;在政治领域,尽管改革依旧任重道远,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都还十分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进行。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都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由于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所以说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生存发展环境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发生了什么变化?今日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哪些特征?它们又发挥了哪些作用?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或者说要理解转型时期中国的非营利组织,首先必须了解非营利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的基本特征。这一环境具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改革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这是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的初始条件。第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导致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留下了广阔的管理和服务真空,这种真空对非营利组织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第三,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市场化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产生了政府控制之外的资源,使非营利组织有可能不依赖政府而独立地生存和发展。第四,尽管如此,20年来在政府――社会权力对比格局中,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人们用“政府主导型改革”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特征。

这种环境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20年来,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尤其是社会团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仅正式登记的社团就从6000多个增加到20多万个,增加了33倍。同样,这一环境也对非营利组织产生了有力的制约,使得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整体上处于发育不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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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联合国驻中国 首席代表莱特娜女士交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塞拉蒙教授认为,非营利组织应该具有六个基本特征:一是“正规性”,即非营利组织必须具有正式注册的合法身份;二是“民间性”,即非营利组织应从组织机构上与政府分离;三是“非营利性”,即非营利组织不得为其拥有者谋求利润;四是“自治性”,即非营利组织要能控制自己的活动;五是“志愿性”,即在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管理中均有显著的志愿参与成分;六是“公益性”,即非营利组织要服务于某些公共目的和为公众奉献。在中国,非营利组织大体上包括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塞拉蒙的六项特征衡量,中国可能还没有“符合标准”的非营利组织,即都不满足“民间性”和“自治性”,因为任何正式注册的非营利组织都要有业务主管单位;而具有“民间性”和“自治性”的非营利组织,很可能又不满足“正规性”,它们或是未经注册,或是没有法人资格,或是以企业身份存在。

由于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而非营利组织还没有能力自主选择和开辟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基本上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填补由于政府职能改变留下的空间。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学术研究、行业管理、国际交流、社区管理、慈善、公民互助等等。并且在以下方面努力发挥自己的职能,这包括:为公民提供互助的组织方式;为公民提供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培养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综合、表达、捍卫各种特殊群体的利益,满足社会对多元化的需求,支持社会的多元格局;克服官僚主义弊病,对各种新的需求和机会做出迅速反应,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组织方式、制度安排等各个领域,承担创新职能,积极引导社会发展的潮流等等。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合作”而非“对抗”。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也许就是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的基本格局。

探路意义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非营利组织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的实践证明,答案是肯定的!10年来,中国青基会实施的希望工程,从海内外募集了17.8亿元人民币资金;救助了220.9万居住在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在贫困地区修建了7549所希望小学,还为贫困地区培训了大批乡村教师。希望工程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并不局限于这些“直接效应”,这项工程还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关切,有力地推动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维护了贫困农户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

作为一个崇尚社会公正的民间组织,中国青基会致力于改进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状况。通过希望工程,中国青基会把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高收入群体那里募集的资金,高效率地传送给居住有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特别是少年儿童。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中国青基会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8元从发达地区转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有36.7元从海外转移到中国的贫困地区。

希望工程还为中国社会道德重建和现代公益意识的确立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希望工程使中国人懂得了,除了依靠政府和个人奋斗之外,还有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公民互助,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互助精神和互助行为得到充分地发挥与弘扬。与希望工程相联系的一整套管理方式和组织体制还为这种自治精神和互助行为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和制度基础。

希望工程的试验告诉我们,在中国,非营利组织要想成功地实施公益项目,必须满足六项基本条件:第一,政府支持。即非营利组织只能做两类事情:一是政府想做,但暂时还来不及做的事情,或是没有精力做的事情;二是政府虽然没有想到要做,但只要非营利组织先做了,它也绝不会反对的事情。第二,社会关注。即项目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重大的、紧迫的现实问题,否则项目就无法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第三,群体需求。即项目必须要解决某个特定群体的需要,而且这一需要直接影响到这个群体的命运,而这个群体的命运不但值得社会的关注与同情,也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利益。第四,符合宗旨。即项目不能脱离公益机构的宗旨,必须是真正的公益项目,必须真正为社会公益服务,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五,国际接轨。即在项目内容和管理方式设计方面,既要结合本国国情,又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引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最低的成本完成制度创新。第六,树立品牌。即要注意建立项目和机构的公信度,积累项目和机构的无形资产。这是非营利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最可靠也是最重要的资源。

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引发了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导致了全新的社会需求的出现,而旧的社会组织无法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于是新型的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它们通过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中国青基会就是这些新型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基金会”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新生事物。中国青基会是在“既无先例可循,又无成法可依”的条件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干什么”以及“怎么干”全都要靠自己去摸索、去创造。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开放、竞争,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机制,创新是赢得发展的惟一途径。创新和发展是统一的过程,而开放是创新的前提。因为最低限度的开放意味着允许尝试,而没有尝试就不可能有创新。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中国青基会提供了开放的外部环境,中国青基会又在自己内部营造了一种激励创新进取的开放氛围。

中国青基会虽然不是纯粹的民间机构,但也不是党政机关,所以既没有任何财政拨款,也没有可资交换的行政权力,而只能通过为社会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换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为了使自己的服务“令人满意”,它一方面要与自己竞争,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以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捐赠;另一方面,它还要从“僧多粥少”的有限的慈善资源中赢得尽可能多的份额。由于创新可以为发明者带来“超额利润”,因而创新也就成为一种最有效的竞争手段,所以竞争使创新成为必需。“以创新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是中国青基会的最主要的竞争策略。正是这种无情的竞争,迫使中国青基会不断开发出新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公益项目,也迫使它不断完善项目的管理模式和机构的组织结构,并发展出一套激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和机构文化

自律-严格管理;他律-加强监督;法律保护创新所有权,是希望工程保持良好社会信誉的三大法宝。

自律必须建立在崇高的社会责任意识之上。希望工程从资金的筹集、管理到使用,都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防范可能出现的漏洞。但自律有时候是软弱的,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造成事前预警,事后惩戒的强大压力,是对任何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最有效的保护。希望工程建立的捐款人通过一对一资助的直接监督和政府、新闻舆论及审计机构的共同监督,彻底根除了可能滋生腐败的土壤,保证了它的健康发展。中国青基会为了保护希望工程的创新所有权,还依法进行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的注册,运用舆论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对任何侵害希望工程所有权的侵权行为进行打击。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假如没有这些保护,希望工程早已毁于一旦了。

研究交流 求同存异

与国内许多非营利机构一样,中国青基会已经把自己的发展,同中国NGO事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仅应该通过开发和实施公益项目来满足社会的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探索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运作模式,还有责任通过自觉的、超前性的研究、探索、试验、示范,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增进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福祉。为此,中国青基会第三届理事会于1998年初成立了“基金会发展研究委员会”,希望通过该委员会组织和实施学术研究,并通过这种研究活动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

经过慎重考虑,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其目的是考察中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道路,研究相关重大政策和法律建设问题,并借此推动第三部门乃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健康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第三部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际发展经验,同时向国际社会宣传和推广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经验。我们坚信,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分享人类的发展经验,进而有效地促进世界各国第三部门的共同发展。

经过委员会的反复论证,筛选并确定了10个研究课题。它们覆盖了与第三部门有关的最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募捐、资助、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法律环境、文化功能、效益评估、转型期发展模式、发展历史和国际比较。委员会邀请了国内外第一流的学者担任课题主持人。现在摆在各位代表面前的这10部专著就是这项研究活动的成果。我相信,这10部专著的出版将把中国第三部门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也必将对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积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还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继续资助建设性的国际交流活动。我们将广泛联合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同道,求同存异,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为增进人类的福祉竭尽所能。

(摘自1999年10月30日在“希望工程与中国非营利组织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青基会的改革转型


着眼公益舞台宽

中国青基会历经10年,筚路蓝缕,成就了希望工程大业,并籍此树立了良好的机构形象和较高的社会信誉,形成了独特的机构理念和机构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筹资、资助和基金管理经验,吸纳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库。机构的宗旨要求,中国青基会必须面向我国全体青少年,为他们的成长成才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福利、生存环境等领域广泛开展服务。因此,随着希望工程战略重心的转移,逐步改变10年来希望工程一枝独秀,服务领域和对象仅限于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失学儿童单一群体的状况,运用希望工程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和基本经验,培育新的公益骨干项目并致力于形成公益项目多元化的工作格局,进一步贯彻机构宗旨,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代表和维护青少年的利益,就自然纳入中国青基会战略转移的总体思路和实践日程上来了。

早在1997年初,中国青基会在全国第七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希望工程冲刺攻坚、嬗变和培育新的公益项目、实施机构战略转移的任务。因此,在希望工程进入冲刺攻坚阶段的同时,青基会人就未雨绸缪,立足长远,从容地开始了新项目的设计与实践。今天,当我们宣告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的使命基本结束的时候,以对青少年乃至全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着眼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希望工程”、饱览影视精品的“三辰影库”、纵横网络世界的“中国互联网络大赛”等系列公益品牌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公益事业社会动员新模式的“爱心工程”,已开始登上中国公益事业的舞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祖先认为,树人与树木均关系国计民生,国家不可一日无人才,民生不可一日无森林。长期以来,由于人口膨胀和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等多种原因,中国的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环境污染……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棗黄河断流,长江泛滥,成为中国生态环境遭受空前破坏而引起恶劣后果的集中表现。生态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危机。对炎黄子孙而言,植树造林,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论证,今年初,团中央、全国绿委、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和中国青基会联合推出了“保护母亲河棗绿色希望工程”。这一大型社会公益项目将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动员社会财力物力,从长江、黄河源头开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举植树造林,加速国土绿化,倡导绿色文明、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全球性生态平衡做贡献。“保护母亲河棗绿色希望工程”不仅继承了希望工程这一具有巨大号召力的著名品牌,而且继承希望工程“一助一”和扶贫的内涵,并且在希望工程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了项目法人负责制、资助资金报账制等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我们的“5元钱捐植一棵树”、“200元钱捐植一亩林”的筹资动员一经推出,立即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短短半年,捐款额已突破千万元,日本等一些国际志愿组织也有意与我们合作,共同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贡献。绿色希望工程启动,是希望工程品牌的延续,是中国青基会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是我们迈向21世纪所高举的一面大旗。

着眼于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培养面向未来世纪的优秀人才,是中国青基会全面贯彻宗旨的既定方针。目前,由中国青基会社区与文化委员会主持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已在28省(区、市)的数十万少年儿童中开展。这项活动的独特魅力在于,书声朗朗,开卷有益,在诵读中,能让少年儿童同时获得文化熏陶、文学修养、智力开发、人格培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把世界上最好的影片献给孩子”为初衷的“三辰影库”项目已有突破性的进展,新出版的1000多部中外儿童影视片、知识专题片和教学辅导片VCD及数百种CD-ROM多媒体软件构成的“中小学生音像电子馆”,由中国青基会和中央电教馆联合推荐,正进入城乡中小学。推动中小学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上建设“音像电子馆”是中国青基会的首创,必将对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推动教育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经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批准,由中国青基会主办的“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于1998年首次推出,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里创下了40多万人参与、1000多万人次访问大赛网站的记录。今年7月,第二届大赛将再次为网络弄潮儿提供机遇,通过INTERNET一展风采。这一届大赛除了继续在青少年中普及INTERNET知识外,还增加了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模拟比赛的内容,目的在于借助这个极富吸引力的网上竞技场,大力提高青少年科学文化素质,推动中国信息化的进程。从本届大赛开始,我们希望通过省级青基会的参与组织,建立队伍,形成机制,创立青基会系统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的公益品牌。这样一组立足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项目群,将不断向更多的学校和社区延伸,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

以此同时,旨在推动和扶持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中国青年创新基金”设立后所开展的“百项创新成果送百县活动”,已接受近千万元的捐赠物资,一批高科技产品通过我们送往贫困地区,在扶贫攻坚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由中国青基会青少年研究委员会主持开展的青少年研究,课题的选择更加直面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的方法更加科学,成果的发布走近市场,有关城市独生子女、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等调查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中国青基会的改革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引导。

再造机制强体魄

中国青基会是在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强烈动力下诞生的,10年来,遵循“开拓而不越轨,创新而不离宗,开放而有节制,保守而不僵化”的生存原则,临深履薄,艰难探索,努力进取,才取得今天的成果。但在行政体制的庇护和传统评价体系的影响下,作为青基会理事会执行机构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内在激励机制缺乏,又因10年“连续作战”的疲惫,机构的“单位”积弊增加,创造活力减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持久。面对希望工程战略转移和希望工程后机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改革管理制度,再造动力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青基会管理机制的改革包括以目标机制激活机构的创造力,以激励机制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同时,崇尚效率,引进竞争,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展现机构文化。

与国内其他基金会相比,中国青基会因希望工程的品牌效应而在捐赠资源的分配上捷足先登。这种得天独厚的局面并非只喜无忧。没有竞争压力,没有新的目标感召,我们还有多少进取动力?在1996年的中国青基会二届三次理事会上,我们抒发了“把中国青基会建成国内一流基金会并在世界大基金会中有一席之地”的理想。可以说,在我国基金会发展还未出现“群雄争霸”局面的今天,中国青基会把目光瞄向国外优秀同行,把跻身世界名牌基金会的行列作为自己长期奋斗的目标,并使这一目标成为每个工作人员衷心向往的共同愿景是十分明智和必要的。这种远大目标的感召,将会产生强大的“创造性张力”,使大家真正懂得什么是任重道远,如何超越自我;懂得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中国青基会人的共同奋斗来实现这一理想。

从去年秋天开始,围绕中国青基会的奋斗目标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机构管理机制的问题,在秘书处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以效率为中心的原则,调整了机构设置,制订了新的《筹资管理办法》,分解了项目目标和筹资目标,把竞争激励机制贯彻于人事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中。新的管理制度得到了青基会工作人员的普遍拥护,试行半年来,已经突现成效。管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相信将在未来中国青基会的发展中得到中肯的评价。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是我国第三部门适应社会变革、获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条件。从中国青基会工作要求看,亟需要社会工作、筹资、财务管理、投资管理、法律、外语、研究评估、公关宣传、信息技术、档案文秘等方面的专业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更是十分重要。为了适应这一需求,中国青基会决定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办国内第一个“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方向的研究生班。经教育部批准,该班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学。同时,我们已与香港中文大学达成意向,将于明年在香港举办为期三个月的“NPO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这两个专业班采取开放式招生,对象不限于青基会系统。它的开设开创了我国NPO高级管理人员专业化教育的先例,将为中国青基会和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储备人力资源,培养骨干力量。

不断进取立潮头

无庸讳言,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事业的发展已经同我国第三部门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走在我国NPO事业的前沿,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选择。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与其他基金会及非营利组织协同合作,努力营造一个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竞争的而不是限制的、自我修正的而不是被动制约的有利于第三部门发展的环境。这是中国青基会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末,中国青基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联合主办“希望工程与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会议,将有百余位海内外第三部门专业工作者、学者、国际组织代表,政府官员和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界人士参加。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发展历程的回顾和理论研究,对第三部门动作模式、人文传统、制度背景、法律环境、战略前景的比较研究,探讨中国第三部门在促进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战略,展望发展趋势。中国青基会基金会研究委员会组织国内外专家对有关重大课题进行了研究。国际会议的召开,时值希望工程10周年,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第三部门实践状况和理论研究水平,促进国内各非营利组织之间及其与国际组织间的对话、交往与合作,加速中国第三部门的开放进程,扩大中国青基会及中国第三部门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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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向澳大利亚工商联合会负责人皮特先生赠送“希望工程10年邮币卡纪念册”。

由中国青基会和国内10多家有影响的非营利机构联合创建的“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信息网”(www.chinanpo.org)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联合的机构非营利机构互联网专业网站。网站包容了国内主要非营利机构的介绍和链接,较为全面地涵养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状况、工作信息、项目合作及政府有关法律法规等内容,是快捷地了解中国非营利机构的一个窗口。网站还将提供大量国外非营利机构的信息,为中国非营利组织之间及其与国外机构的联络提供了一个信息通道,为该领域调查研究、人员培训提供了一个园地。、信息网的建立,是促进中国非营利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提升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

(摘自1999年7月3日在中国青基会三届二次理事会上的工作报告)


青基会系统的崛起和我国第三部门发展之路

我国的青基会系统在中国第三部门建设中,走过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创造了希望工程的公益名牌,在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创新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实践。然而,当我们开始思考希望工程后的青基会发展时,感到了巨大的困惑和忧虑。尤其是地方青基会,甚至感到了生存的危机。然而,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生于忧患”的古训和惟有创新才有出路的悟性把我们引向了新的探索之路;永远攀登使我们达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豁然开朗的境界。今天,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和大家一起讨论我国青基会事业的今天和明天的。

我们的定位

第三部门(The Third Cector)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Non-Goverment Organization)、非营利(Non-Profit Organization)组织。我在美国考察时,注意了这几个词的使用频率。发现用得最普遍的是NPO;一些比较国际化的大基金会、联合国机构常用NGO。但如果用GO(政府组织)和NGO来划分,企业也可以归入NGO。若咬文嚼字,也有歧义。而第三部门的提法比较学术化。在美国,最常用的还有 Charity Work(慈善事业),这是从宗教的“慈悲为怀”那里引申出来的。我们还经常听到Private(私人机构)一词,即相对于公共机构的民间组织。而公益事业(Public Welfare)即公共福利事业,在美国主要是指政府行为。在中国,属于政府的可以表述为公共事业;属于民间的可以表述为社会公益事业。在这么多提法的选择中,中国的基金会用非营利机构的提法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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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接受大众汽车公司向希望工程捐款

关于中国的基金会特别是中国青基会的定位,我们以前论述过,叫做“三位一体”,即兼有民间基金会、社会团体和公共筹款机构的三重职能。其实我们回避了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的机构还具有从第一部门向第三部门过渡,即自上而下、由官而民转变的特征。

国外一些社会学家不承认中国存在民间基金会,认为这些基金会只不过是政府机构换个形式而已。虽然有些片面,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在国内,我也听到一些人讲:我不给希望工程捐款,因为你们是代表政府的,我不给政府捐款。基金会因其在资源配置中的突出地位和行为的规定性,在非营利机构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对某一国家基金会发展的研究,可以判断出这个国家非营利机构发展的状态。

了解别人有助于看清自己。我们不妨稍做一点比较研究。

基金会在欧美国家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王朝就制订法令,给基金会以优惠的待遇,免除其若干税赋。这一法令不仅对当时基金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美国的基金会兴起于18世纪,大发展和完善于20世纪。美国的基金会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种市民社会力量十分强大的基础上。基金会和形形色色的非营利组织构成了美国社会一、二、三部门“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目前,美国经过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有120万个,从业人员约1000万;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无需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更不计其数。这些机构把每年约5000亿美元资金投入教育、文化、儿童、老人、住房、环境保护等各类社会福利事业。政府还把巨额的公共福利资金分配给非营利机构使用。美国州政府人类服务局的一项主要业务就是给非营利机构分配社会福利资金,然后评估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益。由于非营利机构必须通过竞争并且业绩优秀才能获得政府的资助,因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美国有“低效率的政府,高效率的非营利机构”一说。现在,美国政府与非营利机构逐渐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对于解决纷扰不绝的美国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和平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迥然不同。以前,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由政府控制,社会只有一个部门即政府,连企业都“政企不分”。改革的第一步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部门的发展呈活跃状态。然而,我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却十分缓慢。正如康晓光先生在《创造希望》序言中说的:“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的。”

我们的难题

我以为,制约中国民间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有三大因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把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活动称之为居市场和政府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通俗点说就是“富帮穷”。第三次分配又是以第一次分配为前题的。在计划经济年代,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是政府掌勺大家吃平均主义大锅饭,根本不存在第三次分配的社会经济条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现了贫富差距,有了经济比较发达和落后之分,但我们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以美元计算,1996年我国人均GNP仅为美国的1/50;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认为在1/10。以这样的条件,我国社会公益事业几乎还处于“穷人帮更穷的人”的阶段,加上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公益意识也比较淡薄,非营利机构故难有大的发展。

二是法律政策环境的制约。《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我国至今没有出台一部《结社法》。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必须由相当一级党或政府机关申请方可登记注册。国务院10年前颁发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这个不足千字的行政法规早已不适应今天民间基金会发展的需要。对该法规负有解释权的业务主管部门甚至认为基金会本不该是他们管,以至在那里基金会被中国人民银行归到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无法可依或有法也难依(如《基金会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海外捐赠物资可以免税的规定就难以实行),我国基金会事业的发展,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三是文化观念的制约。中国的文化传统奉行“官本位制”,按“仕农工商”排座次。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商的地位跃至可以和官进行“权钱交换”的平等位置。有本事的人,一从政,二从商,天经地义,做社团基金会的则以“老有所为”为主。我刚出来做青基会时,许多朋友就痛心疾首,说好手好脚的竟去当手心朝上的“高级乞丐”。以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及社团对优秀人才难有吸引力的尴尬,中国第三部门发展迟缓就不奇怪了。

我们的贡献

我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发展属于特殊现象。

希望工程的社会意义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希望工程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筹了多少钱,救助了多少孩子,而是在对社会良知的唤起和警示作用,对第三部门发育和制度创新的先导示范作用。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的最大贡献。联合国官员特利利先生在考察了希望工程之后说,希望工程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应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中共十五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系统也将面临重要转折。在希望工程8周年座谈会上,我分析了十五大精神的贯彻将对第三部门的发展产生六个方面的需求刺激。其中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后,对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机构的需求。今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至29个,近半数人员分流。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它影响所及将包括社会组织重构、资源优化配置、思想观念转变、人才合理分流等方面,这些都将对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我们的战略

《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段大家熟悉的话:“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希望工程9年,我们发动了三次全国性大规模劝募行动,没有“三而竭”,而是再接再厉,攀登高峰。这三次劝募行动之所以保持气势,关键在两点。一是善于借势,二是勇于创新。借势:1992年的“百万爱心行动”,以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题词为旗帜,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势不可挡;1994年“1(家)+1助学行动”以联合国国际家庭年为契机,以李岚清同志倡议的希望工程大型义演为动员,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由中央电视台做现场直播,也是先声夺人,举国呼应;1997年开始的“国内最后一轮劝募行动”和现在正进行的志愿者“劝募行动”,则是以政府提出的本世纪末完成扶贫攻坚和“普九”目标为号召,进行最后冲刺。创新:是指劝募形式的创造革新。1992年,首次推出1对1挂钩的救助模式,受到社会热烈欢迎,救助规模迅速扩大;1994年通过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百万希望工程邮资明信片并采用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使救助管理规范化、科学化;1997年依托三大商业银行受理捐款和1998年招募志愿者开展劝募行动,是希望工程进一步走向社会化的重要探索。这与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公益募捐的做法完全吻合,符合我们提出的“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

在去年5月的上海会议上,我代表中国青基会提出了希望工程的嬗变问题,会议之后开展了最后一轮劝募行动的宣传。这些提法和宣传,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也引来了一些批评和误解,后者与我们宣传解释不到位有关。在这期间,省青基会的同志也有颇多疑虑。大家主要关心两点:一是希望工程下一步怎么办?二是希望工程之后青基会干什么?

我在上海会议上讲:希望工程的嬗变对于青基会机构来说具有向新阶段飞跃的意义,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提出了做好四个方面的准备:即“思想准备”、“资源转换”、“培育新的骨干项目”、“制度创新和人才准备”。当时只是提出问题,做了一些方向性的论述,并没有破题。一年来,中国青基会在奋力推进最后一轮劝募行动的同时,上上下下动员起来,以全新的创造热情,为希望工程嬗变、机构转型做准备,为21世纪的中国青基会描绘蓝图。许多同志的工作劲头可用夙兴夜寐,闻鸡起舞来形容。

准备工作分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个层次:关于希望工程。

1.由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在各地青基会的配合下圆满完成。这项评估的赞助者可口可乐公司认为,用相当于几所希望小学的投资完成的这项评估,等于对希望工程的实施者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考试,监考人是包括海外捐赠者在内的亿万公众。能通过这场考试,意义重大。

2.希望工程全国农科教实验基地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这个基地建设将按照公益性、教育性、创新性的思路进行项目定位,不仅要成为希望小学农科教实验基地、教师培训基地,而且要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开发基地,配合素质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基地将本着全国青基会系统投资共建的原则,使之成为21世纪青基会系统的资产纽带、创新舞台和共有的品牌。

3.“希望之星奖学金”正式创立,评选工作纳入规范。该项奖学金的设立,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希望工程的救助成果,扶持培养希望工程的优秀受助生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体现希望工程的人才效益。与农科教基地建设的思路一样,该项奖励,也应作为全国青基会共同推展的项目。省级青基会一方面配合做好全国奖的评选工作,同时可以独立进行评选。

4.首届模范希望小学评选揭晓。这些模范希望小学是6000所希望小学的楷模,下一步要通过大力宣传表彰,让他们的事迹和经验传播到所有希望小学,辐射影响其他农村小学。模范希望小学的评选,是仅限于全国还是省级也搞,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5.以国际研讨会为中心的希望工程10周年活动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各项活动总的指导思想,是总结性、建设性的,而不是纪念性、庆祝性的。

以上为希望工程嬗变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总结过去”、“回答现在”和“展示未来”。在希望工程10周年的时候,应就这三个方面向社会做出明确的交代。我在上海会议上讲:“希望工程划句号,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概念的结束,同时不再进行这方面的筹款活动。而希望工程后还有一些工作可以做,如对受助生中‘希望之星’的长期培养,希望小学教师培训等,特别是希望工程的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第二层次,关于新的筹款和基金运行机制的建立。

在中国青基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在三年内,使中国青基会由“公共筹款-项目动作”体制,逐步在三年内,向以“基金-资助-评估”为主要运行方式的新体制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希望工程和机构的无形资产,进行筹款和基金运行机制的创新。这首先可能在两个方面突破。就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希望工程和机构的无形资产,进行筹款和基金运行机制的创新。这首先可能在两个方面突破。

1.开展“爱心标志”活动。

这项活动是中国青基会面向21世纪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将在我国建立一种企业、学校、社会公益机构三方共同受益的崭新的公益机制。这项活动准备充分,设计严谨,包装到位,起步稳妥,并且把市场经济的一些理念引进活动的内部组织管理,富有创造性。“爱心标志”活动也有一个逐步培育的过程,只要把基础打好,像希望工程一样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10年以后论分晓,前途不可限量。

2.建立公益信托基金。

公益信托是出自社会公益的目的,财产委托人(捐赠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基金会),受托人依据公益信托合同约定,为受益人(公共事业及受益群体)管理或处分信托财产的一种法律关系。公益信托源于英美法系,美国最早的基金会就是18世纪由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富兰克林创立的信托基金。我国人大已将《信托法》列入立法计划,其中有“公益信托”一章。

希望工程的捐款实际上只能叫“公益捐款”而不能叫“公益基金”,更不是“公益信托基金”。建立公益信托基金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中国青基会和一些省青基会已制订了“专项基金管理办法”。专项基金,就是公益信托基金的雏型。今年,青基会成立了“公益信托基金研究小组”,正在加紧研讨。公益信托捐款品种设计将多样化,捐赠数额有大有小。在美国,这种类型的基金多数依托社区建立。所以建立公益信托基金将是地方青基会未来的重要选择。

除上述两种新的筹款机制外,传统的“筹款棗运作”模式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只要设计好,完全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第三层次,建立与市场接轨的项目运行机制。

中国青基会根据自己的宗旨和发展目标,通过直接或委托投资建立了一些企事业机构。对这些机构的资金投入非常有限,不是以投资增值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建立开放的、与市场接轨的项目运行系统,本着“服务主体业务、扩大工作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实现资源转换、吸引优秀人才”的职能要求,为青基会事业注入活力。目前,中国青基会的这个系统涉足了文化、教育、科技、信息、社会服务、新闻、体育等领域,几乎涵盖了青基会宗旨的各个方面。

从以上关于希望工程和机构转型的粗略描述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中国青基会的未来走向。今后,除了在具体项目的摆布和轻重缓急上可能有所调整外,在总的方向、结构格局上不会有大的变化。

(摘自1998年8月6日在省级青基会秘书长会议上的讲话)


我国的基金会组织需要脱胎换骨

中国的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1981年第一家基金会创立至今,已经历了15年的风风雨雨。一批创建较早的基金会,如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文学基金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等,多年来一直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中国的儿童、科技、文化及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基金会历史短,整体水平较低,加之法规不健全,在许多方面缺乏基本规范,致使“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走得相当艰难。

比起国有企业甚至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我国基金会在体制转轨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现代化水平低,与国际规范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压力机制棗基金会之间似乎不存在竞争,在基金会内部也缺乏危机意识,无论怎样都能过日子。那么怎样才能形成压力机制呢?第一,对于那些若干年不发展,只靠吃利息甚至吃老本的基金会应予以注销,这一点应该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下来;第二,应以法律规定基金会每年支出应占基金总额的百分比以及每年基金增值部分的百分之多少用于工资福利和各项管理费用;第三,进行基金会人事制度改革,基金会的从业人员不走公务员序列,并逐步推行人员的聘任制,打破机关化、行政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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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作为美国“克洛克儿童世界奖”的侯选人参加颁奖仪式。

我国基金会机制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法律保障,基金会处于社会组织大系统三极结构中既非政府又非企业的一极,从社会功能方面似可归入社会保障系统,对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起着调节作用。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这可能是造成对基金会立法滞后的问题缺乏敏感、对以法治会的社会需求缺乏了解和重视的原因之一。在基金会审批、基金投资、捐赠物资处理、工资福利提取、人事制度以及财务科目设置等重要问题上,我国迄今未有明确的法律规范。1988年颁发的简单条例,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的需求,导致基金会的许多工作无法可依。如果鉴于目前的若干原因,不得不将基金会乃至社团的立法工作再拖延一段时间的话,建议政府是否考虑先适当放开私人基金会。因为把公司和私人的部分资产转化为带有社会公共性的捐赠资产,是政府依法引导资金合理流向,进行资源重新配置,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一个投入产出效率高的方式。它将促进基金会行业内部的竞争,从而为基金会事业注入活力。若考虑到须避免发生转移资产或国家税款流失的问题,还可暂时规定凡设立公司和私人基金会的资产一律从税后出账。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转轨保护机制。我国的基金会虽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却植根于旧体制,多为官办,许多基金会至今还在旧体制的“襁褓”中,由行政经费养着,所以长不大。基金会要走向社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与国有企事业改革相类似,非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练不可。尤其在转轨时期,如果缺乏适度的保护机制,会带来一些新的棘手问题。促进保护机制形成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建立政府支持的基金会行业的联合性自律组织--中华基金会联合会。政府可以通过联合会调研基金会的现状,摸准需要适度保护的问题焦点,制定切合实际的改革方式和改革步骤,引导基金会逐步走向法制化。各个基金会还可望通过联合会相互沟通、相互支持和帮助,自我消化一部分转轨中的难题,联合会作为政府与各个基金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还可充任中国基金会走向世界的前锋。因此,联合会很可能成为政府在深化改革新时期中发挥权威作用和影响力,推动基金会走向国际规范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根据1996年6月《中国改革报》记者卜铁梅访谈录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希望工程能否善终


未雨绸缪迎嬗变

希望工程实施8年,现在已经进入冲刺攻坚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的社会背景、目标、行动纲领、推进手段和保证措施,已在《中国青基会负责人答记者问》中做了简要的交代。那么,攻坚阶段还要用几年时间?攻坚之后干什么?希望工程是否继续到下一个世纪?这些涉及希望工程发展的重大问题自然会提出来。要不要回答,能不能回答清楚?我想,既然是“工程”,就不能没有规划设计,上述问题不可回避,需要做出比较明确的回答。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自觉地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制订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才能把握分寸,有条不紊,直令这项事业善始善终。

所以,在希望工程刚刚步入第四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把基本完成希望工程既定目标之后的第五阶段即“嬗变”阶段的问题拿出来讨论。

我们设想,在本世纪末的某一天,中国青基会将向世人宣告,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为主旨的希望工程告一段落,希望工程进入“嬗变”阶段。“嬗变”是一个化学名词,讲物质在某种条件下发生质的变化,这个词也常为社会科学领域借用,例如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向新的社会形态的“嬗变”。

希望工程“嬗变”的阶段概念,既是一个具体时点上的确定概念,又带有某种模糊性。一方面,它表明希望工程作为一项由中国青基会倡导、面向社会、历时10余年的公益救助活动的结束,正式划上句号;再一方面,它并不意味着希望工程这一异常活跃的运动着的事物在一个早上嘎然而止,再无声息;第三方面,它更不意味着中国再也不会有因贫困失学的少年儿童需要救助。

说到这一点,会有人问:中国青基会不是曾经宣告,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失学的儿童,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那片跳动在蓝天下的圣火就不会熄灭吗?我想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作为宣传鼓动的口号,这句话是非常具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和感召力的。但如果把这个口号同时作为我们具体工作计划的依据,那么,希望工程可能永远不能结束。关于这一点,我还会在后面的讨论中继续加以说明,并对“嬗变”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和“希望工程后”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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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嬗变”的依据是什么?

首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大局的需要。

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做出两项庄严承诺,即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58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共青团十三届五中全会《决议》也提出希望工程扩大筹资和救助力度,力争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适龄儿童因贫困失学的问题。配合政府这两项目标的攻坚,希望工程也要进入冲刺攻坚阶段。

由于各级政府、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有可能的。11年前,我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蹲点,到了该县名曰“富禄”、“同乐”的两个乡。两乡农民年均收入只有50多元,生活极度贫困,教育十分落后,所接触到的村干部大部分是文盲。今年3月故地重返,知道在改革开放路线的指引下,三江全县农民年均收入已达1200多元,有的已经脱贫,有的正奔小康。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与新朋老友举杯之间,即兴“打油”:“富禄街头曾彷徨,愁肠欲断同乐乡。只因小平路线好,财源滚滚达三江。”

到本世纪末,在解决了全局性的贫困问题和基础教育的普及问题之后,希望工程所依据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央已经决心“不再把贫困带到下一个世纪”,而到了下一个世纪,我们如何可以继续高喊“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当前是对党和政府社会发展计划的积极呼应,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赞许和支持;到了下一个世纪,不仅政治条件已出现差异,在实际需求上也已发生重大变化。到那个时候,贫困地区因家庭贫困交不起书本费而失学的儿童即便有,也是个别现象,将不再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予以关注的问题。如果还有个别的贫困失学现象,完全可以通过政府补助的方式加以解决。希望工程作为一个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应该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希望工程使命的终结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盛大节日。

其次,希望工程“嬗变”是事业自我完善的需要。

“十年磨一剑”。希望工程经过10年的艰难历程,从小到大,逐步完善,日臻成熟,达到巅峰。成熟是一个生命轮回的结束。巅峰之后,风光不再。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回避由盛到衰的自然法则。一个苹果将成熟,是自己把它摘下来好呢,还是让它熟透了掉地下烂掉好?聪明人都会选择前者。

况且,希望工程能坚持10年,磨出一把好剑,决非易事。《诗经》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两句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中国青年报》记者曾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做希望工程的感受。我答:做希望工程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我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走钢丝。这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可以试试给希望工程打分。99分不行,因为百分之一的失误意味着1万多笔捐款,上千万元的资金出问题,肯定被打倒。99.9分也很玄,这也涉及上千笔捐款,上百万资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是“万无一失”。希望工程尽管有最优良的管理和最严格的监督,但在那么大范围内实施,总难免有失控、闪失的地方。我曾经分析过希望工程存在的八大隐患。一方面要求“万无一失”,一方面隐患“八面埋伏”,这不是走钢丝是什么?

辩证加减 善始善终

我们再换个打分法。假定现在给希望工程综合评分,也许可以打到90分。那么,我们再干三四年,是否还可以加几分?如果干了三四年还一直干下去,到底是再往上加分呢,还是有可能减分。我认为,减分的可能性大于加分。道理很简单,风险概率在增加。一位省级领导同志对我说:希望工程差不多到顶了,再高不到哪里去了。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

功成而退,见好就收,绝非为小团体利益计,而是保护一项全民共同创造的美好事业,使这项在当今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公益项目善始善终。希望工程的成功,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失败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成败功罪,责重如山。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低调。越是别人说好的时候,越是要冷静,越是要有忧患意识。

希望工程划句号,是“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概念的结束,同时不再进行这方面的筹款活动。而希望工程后还有一些工作可以做,如对受助生中“希望之星”的长期培养,希望小学的教师培训等,特别是希望工程的理论研究大有可为。

现在的希望工程是一个“跛脚巨人”,实践硬,理论软。客观上是沉重繁杂的管理事务让我们疲于奔命。有人说,希望工程是一个“富矿”,还没有好好开采。这话很对。从直接可见的效益看,希望工程8年才有捐款10亿,相对于国家每年逾千亿的教育投资,可谓杯水车薪。但它的影响、意义却不是可以拿钱来衡量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希望工程本不属于思想教育活动,而在全国青年抽样调查中,则有76.44%的人认为它是成功有效的思想教育活动。希望工程现象,值得我们细细研究。可以说,希望工程的实施及其直接成效,只是开采了这个“矿”的表层,“宝藏”还深埋地下,挖掘正待研究开发。如果还用“百分计”论成果,希望工程的实践只能得到50分,还有50分将通过理论研究获得。有学者建议开创希望工程的学科研究,这可能是“希望工程后”的事情。

迷失自我最危险

希望工程适时“嬗变”是青基会机构发展战略的需要。

我们知道,一个经济组织,一个公司需对自己的投入资本负有限经济责任。那么,一个社会团体,则应在自己的宗旨范围内,负有限社会责任。

目前,由于希望工程的影响日益扩大,各级青基会承担着超乎自己承受能力的社会责任。比如,希望工程在国家教育的总格局中只是一种辅助,能力和作用都十分有限。但由于它的影响,使人产生错觉。以至有的贫困地区党政领导也因期望过高、受益有限而转化为失望和怨气,通过内参向中央反映。再如,人们要求希望工程完美无缺,这种近乎苛求的期望,对希望工程是很不利的。实际上,希望工程这样一项涉及面如此之广、管理难度如此之大,实施周期如此之长的公益项目,不可能不出一点毛病。它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也不能不犯错误。但要尽量少犯错误或出了问题及时纠正,以保持希望工程的纯洁性。我们对此有充分的信心。但公众期望和压力让你想做个有错就改的“好孩子”都难。我们曾经拿一个农村小学校长营私舞弊的案例请求媒体“曝光”,但新闻单位说,希望工程的问题不能报道。我们自己也常常困惑:不报一点问题,既不真实,也不利于惩戒他人;但报了问题又可能会伤害老百姓的感情或被一些心怀不端的人钻空子。《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浙江省一些希望工程受助生再度失学,就被香港《壹周刊》用作攻击我们的口实。希望工程只能说好话不能说坏话是不正常的。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因只能听好话不能听坏话而文过饰非。那时候就离“苹果熟透掉地下烂掉”不远了。

希望工程正面临迷失自我的危险。在一些地方,政府色彩、行政干预、体制磨擦、体外循环加剧,机构控制力弱化。长期的希望工程运作体制给青基会机构带来的也不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东西。由于思维定势,我们存在着行为封闭、作风僵滞、思想不开阔、机构行政化等倾向。有如习武练拳脚,只会打一个套路。青基会的宗旨包括推动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并要逐步实现机构的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只有这样,青基会组织才能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希望工程适时结束,实现“嬗变”,既是青基会发展战略的需要,也符合青少年的利益。

“嬗变”是希望工程发展的第五个阶级,对于青基会机构来说具有向新阶段飞跃的意义。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四管齐下 处变不惊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应当做好四个方面的准备:

一是思想准备。希望工程“嬗变”将发生在世纪之交,还有三年左右。现在就提出来是有必要的,为了早做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不单是指精神的准备,更主要是提前研究相关问题。包括:希望工程“嬗变”前的工作调整;“嬗变”阶段的工作政策和操作;“希望工程后”或“后希望工程”的过渡;希望工程的总结、评估以及“嬗变”理论的研究等等。还包括希望工程后全国青基会系统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

二是资源转换。不久前我与《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同志漫谈希望工程和质量万里行的时候。我说:“像中国青基会这样一个创造了希望工程名牌的机构,其资产是什么概念?我一算,中国青基会的有形资产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因为根据资助计划,我们账面上的钱全部用光还亏缺几千万。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在宣布希望工程结束的时候,仍然是这个样子,青基会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提出资源转换的概念。

这个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希望工程无形资产向青基会机构的转移。机构和品牌的关系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机构创出了品牌,人们只知品牌而不知创品牌的母体;第二阶段,知道了创品牌的母体,把机构与品牌挂起了钩;第三阶段,因为该机构创出了某品牌,该机构创立的其他品牌因此得到无形资产的附加。目前,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关系,仅仅完成了第一阶段。设希望工程为“魂”,青基会为“体”。目前的状态可谓“魂不附体”。假如我们不能有效地做好无形资产向机构的转移,到希望工程结束后的下个世纪,我们只好向世人宣称:本机构是在上个世纪创立了希望工程的机构。那是很尴尬很无奈的事情。有朋友给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和劝告。说青基会和希望工程是火箭和卫星的关系。过去8年,青基会是箭,希望工程是星,箭把星推上了天;在最后冲刺攻坚阶段,应转换功能,让希望工程为箭,青基会作星。在箭继续升空并完成使命的同时,把星托上天空。切不要让希望工程之箭空载上了太空,青基会之星还留在地面。

善哉此言!

资源转换的第二层意思是充分利用现有的无形资产,直接转化为有形资产的积累。比如,以机构无形资产投资的方式,在一些股份企业取得股份;在报刊出版、文化产业和青少年服务领域进行适度的开发,通过相关产业的培育壮大青基会的实力。

三是培育新的骨干项目。希望工程以后,青基会的发展仍然需要由项目来支撑,而且应有骨干拳头项目。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积极论证和培育新的骨干项目。新项目大体上应该具备六个要素:第一,政府支持;第二,社会关注;第三,群体需求;第四,机构品牌;第五,宗旨一贯;第六,国际接轨。项目研究论证及试验,应提前一至二年开始。今后是否还有像希望工程这样全国统一的项目,尚不能确定。但一般说来,符合上述六要素的项目一定会具有普遍价值,中国青基会仍有可能通过与地方青基会的合作进行实施。同时,各地青基会应当积极培育自己的独立项目。

四是制度创新和人才准备。各级青基会都是共青团的下属机构,是共青团体制创新的产物。这种创新给新时期共青团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益。应该看到,青基会组织的出现既有制度创新的意义,同时也是传统体制的产物,带有旧体制的许多痕迹,还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中国青基会意识到,面对未来世纪中国发展的大势和青少年肩负的历史使命,我国青基会组织仍应站在时代前沿,以机构的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为目标,吸引国内外一流的人才,永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创造冲动,为青少年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摘自1997年4月8日在第七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失其所者久

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贯彻十五大精神,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会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逐步深入。中国青基会作为我国NGO的重要代表,将面临一个怎样的形势和任务?

需求刺激信号

首先,我认为,十五大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为中国NGO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来自六个方面的需求刺激:

第一,十五大根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进一步提出了群众团体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活动中,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第二,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机构。这为身处非政府、非赢利机构的社会第三部门的发育,提供了机会。

第三,十五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一批中小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将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需要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分担政府压力,促进社会的稳定。

第四,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十五大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十五大提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再次强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优先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实现,必然会拉开分配的差距,NGO在参与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加不可忽视。

第五,是人们的心理、道德层次上的需求。在转轨时期,由于各种利益冲突,由于某些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及腐败不正之风的影响,许多人心理不平衡,心态不稳定。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人性恶的一面就会冒出来。报载:国庆期间,在洛阳火车站广场,放了2万盆花。某日,有两个人抱了两盆花走,管理人员大喊抓偷花的,结果围观者蜂拥而上。40分钟之内,把2万盆花全部抢光。这个案例看似极端,却反映出一种倾向,因为做坏事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我们的机构,不是一种惩恶的机构,是一个扬善的机构。激发人们善良美好的意识,提倡理解、自律、道德、爱心,是我们的职责。

第六,十五大后,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将加快。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给希望工程嬗变后实行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中国青基会提出了新的课题。

青基会的改革转型

综上所述,十五大以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格局有利于NGO的发育和发展。我们要顺应形势,调整发展格局,完善管理机制,保持机构健康、稳定发展的好势头。当前,需要认真考虑几点:

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源转换的意识。今年的工作会议提出资源转换的概念后,在观念和行动上均已收到一定效果,某些项目上有了实质性进展。如上海农科教基地、大连国际希望园、三辰影库项目。希望工程附捐产品方案正在设计。对希望工程无形资产的分量,我们过去的认识并不充分。特别是希望工程都快要结束了,人们对做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基会还知之甚少。我们现在必须亡羊补牢,以希望工程来托中国青基会,在2?年内做好无形资产对机构的附着和转换,为下一个世纪中国青基会的发展做好形象铺垫,打下物质基础。

二是建立开放的与市场接轨的项目运行体制。青基会系统的发展需要稳定,尤其是青基会这个大本营。经过8年的高速发展后,稳定是符合规律的。在保持主体稳定的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开放的、与市场接轨的子系统。这些机构是中国青基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坚决贯彻中国青基会的宗旨,同时采取开放模式,直接为青少年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些系统的活跃、发展,不仅会扩大青基会的资源占有和发展空间,同时又有利于我们系统的稳定。中国青基会的发展方向,应逐步改变公共筹款机构和运作型基金会的模式,成为以基金为支柱,以项目评估、资助为主的民间基金会。活跃的子系统一方面要承担宗旨范围内的一些项目,同时要为青基会发展提供资金来源。

三是一个亟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是要完善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和我们机构文化的核心,即个人发展和事业发展一致性的原则是相吻合的。我们是一个管理公共资产的非营利社会公益机构,这个机构不允许任何个人发财。我常说,想做官和想发财的不要到这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做“苦行僧”。要和工作业绩挂钩,适当提高青基会工作人员的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让大家过上体面的日子。

四是要恪守信誉本位原则。面对社会改革的浪潮,中国青基会应保持冷静,处变不乱,保证机构的性质不变,宗旨不变,基本行为方式不变。社会信誉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有些事我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大做也可以小做,惟独有损信誉的事情一件也不能做。

看家法宝:五透明 五不准

加强自我约束,严格内部管理,自觉接受监督是我们的法宝。以下几条是我们过去一直坚持的,在新的形势下更需要强调,并作为纪律和制度确立下来。这就是“五透明、五不准”:

——财务管理透明,不设任何形式的小金库。

——收益分配透明,不准以职务和工作之便获取工资以外的收入。

——物资管理透明,不准以捐赠物资或政策性特许物品为个人谋利。

——资产运作透明,不谋求任何与机构相关的个人投资收益。

——资助管理透明,不准利用分配资助款的权力收受任何礼品。

中国青基会只要保持清廉、纯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正如老子所言:“不失其所者久”(不失去自己的立足之本才能长久)。也许就在这一点上,将是中国青基会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

(摘自1997年10月30日在中国青基会纪念希望工程实施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青基会的探索与理念

中国青基会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社会变革中所引发的需求因素,为中国青基会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机遇,可谓“生逢其时”。同时,我们凭借对历史机遇的感悟,在我国规范化的民间基金会发展尚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的条件下,审时度势,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努力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青基会发展道路。

生存价值

政府机构、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构成社会组织的三大部门。发挥三大部门各自的职能和作用,是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机构依据政治权力和行政手段对国家进行管理;营利机构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非营利部门则是在政府主导下,依据社会的需求,参与社会的管理、服务和资源配置活动。作为兼具民间基金会、公共筹款机构和社会团体三种职能于一身的中国青基会,只有把机构的发展目标纳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特殊的社会职能,体现存在的价值。我们实施的希望工程,符合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和“普九”目标,配合了政府的扶贫攻坚计划,因而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赞许和支持。

三大部门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有不同的结构性分工。第一次分配是通过市场、按照效率的原则进行分配,出现贫富差距;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按照强制和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公益机构,通过募捐和资助,按照自愿和道德的原则进行分配。通过三次分配,达到社会财富分配趋于公平。希望工程正是扮演了第三次分配的角色。抽样调查显示,希望工程捐款的94.1%来自城市,其中大城市占53.3%,而希望工程捐款100%用于农村,特别是用于最贫困的592个县。从地区间捐款收入和支出的分布比较看,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六省市为中国青基会提供了91.5%的国内捐款收入,仅获得7.5%的资助支出;而另外24个省(区)仅为中国青基会提供8.5%的捐款收入,却获得92.5%的资助支出。这令人信服地表明第三部门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它生存价值的最重要体现。

需求导向

青少年群体有各种利益需求,社会应以相应的供给予以满足。目前这种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中国青基会的宗旨和机构理念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尽可能地平衡这种供求关系。希望工程是以满足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需求为主旨的,而儿童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又恰恰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因而极大地刺激了本来十分短缺的供给。我们抓住契机,成功地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救助机制,让“需求-刺激-供给-反馈”形成一个不断放大的闭环系统。在这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中,捐款人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贫困地区受助儿童的成长,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供给者同时又成了需求者。捐、受双方互为需求,互为供给,双向受益。如果说希望工程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可以计量的物质上的支持的话,那么,我国广大城市则从希望工程获得了不可计量的精神上的收益,后者的收益甚至更为巨大。这也使我们体会到,中国青基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青少年群体的需求,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取社会道义和财力、物力的支持。

信誉本位

中国青基会的机构性质和先天条件决定,它既没有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也不具备营利机构的经济实力,惟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的信誉,即社会公信度。所谓“信誉本位”,就是强调信誉在机构发展中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是机构的根本。中国青基会的资产有两种形态,一为有形资产,二为无形资产。中国青基会初创时,除了注册资金,没有一分钱,短短几年,筹款达到数亿元。“生财之道”靠什么?靠的就是机构信誉,就是无形资产。一个靠民间捐款生存发展的基金会,有了信誉,没有钱可以有钱;丢了信誉,有了钱也会衰败。

“信誉本位”必须建立在自律、他律、法律保护的基础之上。

一是廉洁自律。中国青基会从成立到今天,一直把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放在首要位置,在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和资助规范方面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时时告诫自己:社会对我们多一份信任,我们肩上就多一份责任。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如果我们在资金管理上出了问题,就会在一夜之间从“功德无量”变成千古罪人。希望工程实施8年来,严格管理、廉洁自律这根神经一直绷得很紧很紧。这种自律不仅是对社会公众有交待,也完全符合中国青基会的根本利益。

二是有效监督。有效的监督具有事前预警和事后惩戒的作用。我们意识到,光有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是软弱的,因此主动寻求他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一对一资助方式的设计,把捐款人的监督融入其中,使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经我们提议,成立了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建立了监察巡视员制度。我们还积极争取国家审计署、团中央联合下文,就每年对省级希望工程资金管理进行审计做出专门规定。去年底以来,我们又邀请全国政协两次组织考察团对河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希望工程工作进行视察。我们每年都举行希望工程社会监督日活动,向社会公布资金收支情况,随时接受捐款人查阅捐款使用资料。我们深信,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

三是法律保护。去年,国家工商局专门下发文件,对经营活动领域使用希望工程名称问题做出规定;今年4月,经国家商标局批准,希望工程获得我国首例以公益募捐为主要内容的服务商标注册。这标志着希望工程实施真正跨入了法制轨道,对于希望工程实施工作的规范管理,对于惩治各种假希望工程之名的侵权违法行为,维护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公益事业在法律保护下健康发展探索了经验。

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意思是不失掉自己的根本才能长久。只要中国青基会能够恪守“信誉本位”的根本原则,就一定能够保持荣誉,长治久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活力源泉

中国青基会是从共青团传统体制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事物。通过社会化的组织形式、运作方式、评价体系,扩大共青团的工作领域,推动共青团工作走向开放,并由此获得青少年事业发展的物质资源。在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国青基会采取了社会化运作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做法。在资金的获得和资助上,直接面向海内外、面向社会公众、面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并充分发挥了大众传媒的支持推动作用,体现了社会化;在资金的管理上,则依托共青团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共青团的行政力量,保证了希望工程资金安全有序地到达所有需要资助的地方。随着希望工程的推进,省级青基会相继成立,受中国青基会委托,独立承担了地方希望工程的实施管理。

社会化意味着开放和竞争,意味着需要通过探索、试验、创新去扩大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争取更多的资源。开放和竞争会有压力和风险,会有生存的危机感,但这恰恰会使机构保持生命的活力,使我们在不断创新中成长壮大,会使我们把机构的前途命运置放于社会的评价体系当中,自觉克服在事业成功、机构扩张中容易出现的“行政化”、“官僚化”、“贵族化”倾向,勤勤恳恳,谦虚谨慎,竭诚为社会、为青少年服务,并由此获得支持和力量。

机构文化

机构文化是指一个机构的成员共有的价值体系,它渗透于机构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中,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凝聚力量。

构成中国青基会机构文化灵魂的,首先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由机构性质决定的。中国青基会既非担负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也不是营利性的经济组织。我们是以青少年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社会团体。作为中国青基会人,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树立以青少年事业为己任的信念,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就会迷失方向,缺乏动力。想做官的和想发财的,不可能在中国青基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永无止境的创造进取冲动”,是在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的机构发展理念。我们是一个新型的机构,需要靠自己谋求生存发展之路,惟有不断创造进取,建树成功业绩,展示机构形象,扩大工作领域,增强自身实力,实现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才能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惟有不断创造进取,把机构的目标和个人发展融汇在一起,才能在成就事业的同时,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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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中国青基会机构文化灵魂的,首先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以人为本”,是中国青基会人事制度的核心。我们鲜明地提出了“人的发展为第一”的人事管理原则,尊重个人价值,尊重个性,给每个工作人员以充分的自我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机会,造成人人有动力、人人有机遇、人人有发展,宽松、和谐、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中国青基会的机构文化是事业造就的,也是青基会造就的。这种文化理念支持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不怕困难,顽强奋斗,始终保持高昂的创造热情和斗志。这是中国青基会弥足珍重、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摘自1997年12月12日在中国青基会三届一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告诉你一个完整的青基会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定位和我们对国内外基金会的比较研究,中国青基会具有民间基金会、公共筹款机构和社会团体三位一体的机构特征。民间基金会的特征要求我们具备雄厚的具有资本金性质的基金,以基金的增值开展符合宗旨的活动;公共筹款机构的特征要求我们按照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目标,动员海内外团体、企业和私人的财力资源,根据捐款者的意愿,及时把捐款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社会团体的特征则要求我们代表青少年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为之竭诚服务。机构的这三重特征,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八五”期间,我们发挥了公共筹款机构的优势,广泛开展筹资活动,成功实施了希望工程和其他一些符合宗旨的公益项目,建立了完整的筹资体系和资助管理体系,形成了一定的资助规模。“九五”期间,中国青基会将在继续发挥希望工程的“品牌”优势,完善公共筹款机构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民间基金会和社会团体的优势。发挥民间基金会优势就是要努力扩大中国青基会资金中的基金即本金的份额,逐步发展成为以基金增值开展资助工作的真正意义的民间基金会。发挥社会团体的优势就是要在成功实施希望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省以下组织系统的建设,通过开展各项资助活动和社会活动,代表和维护青少年的利益,为青少年办实事,办好事;加强青少年问题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在海内外树立中国青基会的机构形象。

中国青基会作为以民间基金会、公共筹款机构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应根据自己机构性质和职能,确立自己的基本行为方式,即配合党和政府的社会发展计划,取得政府的政策扶持;依靠企业和个人的财力支持,增强机构的实力;面向广大青少年,为他们的利益竭诚服务,做出贡献。而为全体青少年的利益服务,则是中国青基会的立身之本,是我们机构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青基会的宗旨如果浓缩为一句话,就是:“为了全体青少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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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基会的宗旨如果浓缩为一句话,就是‘为了全体青少年的利益’。”

为了更好地实践自己的理念,中国青基会在“九五”期间,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第一是机构的影响力。在切实为青少年的利益服务、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前提下,提高机构的影响力和在青少年问题上的发言权。其次是资金实力。拥有较大规模的基金,是中国青基会为青少年服务的重要条件,也是事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九五”期间力争使基金规模超过直接用于资助的捐款。再次是发展青少年文化产业和社会服务事业。以《希望月报》和《中国青年科技》杂志为依托,发展青少年文化产业,并扩大青基会所属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通过上述工作,延伸中国青基会的工作手臂并实现资产的增值。

中国青基会面临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新课题。

机构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实现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机构的社会化要求我们遵循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和公共筹款机构的职能,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接受社会的监督,发挥区别于政府和经济组织的第三部门的社会作用;机构的国际化要求我们借鉴世界各国基金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争取更加广泛的国际支持,获得与中国青基会的发展相一致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摘自1996年4月27日在中国青基会二届三次理事会上的工作报告)


展望计划:建立国际化人力资源开发高地

受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周禹鹏先生的邀请,中国青基会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实施的展望计划在新千年落户在上海浦东。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先生。

记:请您介绍一下展望计划的背景?

徐:展望计划是在团中央和国家外国专家局领导下,于1993年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创意、共同实施的。这是一项为海外人才、技术、项目、资金和信息等资源与中国经济建设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培育创新人才的全国性公益事业。展望计划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海外学人和创业人才学习、工作及创业活动的关心与支持,表达了大家对振兴经济、繁荣社会的热望。1993年9月4日江泽民主席为展望计划亲笔题词。

记:展望计划6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果?为什么在新千年到来时落户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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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周禹鹏讨论为海外学人回国创业服务的“展望计划”。

徐:6年来,展望计划依托国家外专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资源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的成功经验,致力于促进海外学人、华人专家与创业人才在信息、项目、专利、技术和资金等方面与国内经济加速融合,为海外华人专家与创业人才建功立业服务,为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开拓市场服务。展望计划通过建立信息网络,创办《展望桥》杂志,组织海外学人回国考察,设立和评选“展望奖”,召开“九五计划与海外学人座谈会”等形式,推动了国内外人才资源的交流与互动,在海外产生了积极影响。目前展望计划已吸引了一批学有专长、极富创业精神的海外华人专家创业人才,为国内企业提供项目策划、市场开拓、海外融资指导,以及人才、信息、技术、项目开发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

然而,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科技发展对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产生了巨大压力。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使国内对国际人才等海外资源的需求表现得非常强烈。上海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东方明珠,当上海在逐步缩短与世界的距离进行国际接轨的时候,展望计划工作机构于今年1月22日正式由北京迁往上海浦东,意义显得格外重大。展望计划将依托上海经济、金融、科技、人才的优势,进行面向全国的国际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同时,展望计划将结合浦东新区的开放性概念和对全国的示范带动作用,建立国外科技、人才、项目与国内融合的通道,实施展望计划辐射中华、网络全球的新一轮开发战略。落户浦东后的展望计划将围绕以下两个核心:一是帮助国内有关单位引进海外人才、技术、资金、项目和信息等资源,为他们之间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二是为国内培育创新人才服务。

记:展望计划落户浦东半年来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具体拓展计划?

徐:展望计划落户上海浦东半年来,围绕前面提到的两个核心,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基础建设工作。

首先,展望计划办公室设立“展望计划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心”,吸纳百家国内地方政府、开发区、企业和海外华人专业团体加盟,共同实施“双百计划”,即为百家加盟成员实现百项海内外人才、信息、技术、项目和资金的交流与合作。目前已有几十家海外专业团体、地区政府、开发区及企业加盟这项活动。其次,在培育创新人才方面,展望计划办公室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设立了“展望计划上海培训基地”,筹募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基金,与上海浦东新区党校联手实施“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工程”棗无偿地为西部各省区培训千名45岁以下的青年管理人才。首期培训将于9月12日在上海浦东正式开学。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为这一人才工程提供了首笔资金,一些国内外著名企业和机构也表示了积极参与的意向。在此我要感谢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对展望计划的鼎力支持。

双百计划和西部人才工程可以看作是展望计划近期的两个重点工作。同时,作为培育创新人才和青少年素质教育的一部分,今夏,展望计划办公室与浦东新区有关教育部门合作,引进外国教师,成功举办了两期全封闭的英语夏令营,受到了广大师生、家长的热烈欢迎。

记:能否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工程?

徐: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工程是民间机构协助政府推动西部开发的一项创举。展望计划办公室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这一项目。社会力量参与不仅包括国内外企业、专家学者,而且包括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方政府,这样可确保培训内容既有国际化知识,又符合中国实情,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工程针对学员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式授课、案例分析和实地考察。培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展望计划办公室还安排东部地区企业、专家学者及海外留学人员与西部学员进行交流,为双方的合作创造机会。

展望计划还将设立“西部人才奖”,激励西部人才创新进取;设立“西部人才培训资料库”,帮助西部提高人才素质;设立专家专项基金,引进和推动海内外专家对西部进行智力支援,等等。

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基金的捐赠可以是指向性的,也可以是非指向性的。比如,捐赠者可以指定捐赠培训班,或捐赠一定的款额设立专项奖金,这类捐赠者可以享有冠名权。捐赠者也可以无指向地捐助西部人才工程的实施,如用于开办培训班或购置培训器材等。

捐助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工程,支持西部开发,帮助西部脱贫,功在当今,利在长远。我们相信,捐赠者的义举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是一种无私奉献,同时也必将对捐赠者自身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通过传媒向社会传递这样的信息,感谢大家以往对希望工程的支持,期望大家继续像支持希望工程一样支持展望计划。

(原载2000年9月12日《信息早报》 记者 李梅)


保护母亲河:迈向新世纪的绿色希望工程

“保护母亲河行动”是共青团中央、全国绿化委、国家林业局等五部委和中国青基会共同发起的。中国青基会负责项目资金的筹集、管理和资助工作。这个项目,需要青基会系统全面参与。

希望工程战略重心转移的良好契机

“保护母亲河行动”作为继续希望工程后的公益骨干项目来实施,是青基会系统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一个良好契机。“保护母亲河行动”,有着明确的宗旨,这就是:动员社会财力、人力资源,在黄河、长江等母亲河流域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举植树造林,倡导绿色意识,加速国土绿化,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全球性生态平衡做贡献。确定这样的宗旨,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明确了“保护母亲河行动”是一项以动员全社会力量协助政府绿化国土为主要目的的社会公益事业。在这个项目中,政府部门的参与,鲜明地表明了政府对这项公益事业的充分肯定,为活动顺利展开和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必备条件;全团的参与,为广大青少年的动员提供了组织保证。但是,我们又不能因为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有团中央挂帅,就把它理解为政府的一个项目和仅仅理解为团内的一项工作,而要从根本上明确,这是一项在团中央的领导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依托团的组织,同时通过中国青基会、地方青基会面向海内外社会各界的一个社会公益项目。活动从制度设计到组织实施,包括宣传策划、资金的筹集和项目的管理、法律的保护、社会的监督等工作,都需要青基会系统来参与和运作。各地在思想和行动上要主动到位,要将“保护母亲河行动”作为一项迈向21世纪的“绿色希望工程”,摆上突出位置,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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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接受武警部队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

比希望工程更艰难的持久战

“保护母亲河行动”是一项历时长、见效慢、需要花大力气来干的工作,又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全人类的崇高的公益事业。对此,我们要有持久战、不仅干5年10年,甚至要有奋斗50年100年的准备,即要树立信心,又要认真对待。实施“保护母亲河行动”,要主动争取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要充分赢得海内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参与,要遵循公益项目的运作规律和基金会的行为规范,要坚持“社会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筹资资助一体化”的实施原则。当前,首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团中央、林业局领导同志的讲话和五部委联合下发的文件,学习一点有关林业、生态方面的知识,掌握政策和基本理论。二是根据五家文件要求,提出本地实施“保护母亲河行动”的初步设想,为讨论制定全国的实施规则做好准备。三是中国青基会、各省级青基会,是“保护母亲河行动”合法的捐款受理机构。根据团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将由中国青基会授权,在省级青基会建立“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基金”。要开设专门的捐款账户,建立专账,落实专人进行管理。有关会计核算办法、计算机管理程序,将由中国青会制定,全国统一执行。四是要面向海内外,面向社会,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有组织地动员参与,有效展开筹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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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在河北怀来参加植树活动。

今年,是“保护母亲河行动”正式启动的第一年,也是我们的希望工程实施战略性转移的关键的一年,新老项目能否顺利交接,其成败,在于新项目能否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的捐助。从这个意义上讲,筹集资金,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一方面,我们既要根据造林的规律、管理的要求和社会捐助的规律来设计实施制度;另一方面,要在活动的前期,将主要精力放在筹资上。1999年,必须保证全国重点项目所需要的资金,至少完成1000万元的筹资任务。保证措施有这样几条:第一,全国统一“200元捐种一亩林”的筹资标准,同时再设五个分类:15元钱捐种一棵树;2一般性捐款;3100万元建立以捐赠者名称命名的基金;4捐工作经费;5捐赠物资。第二,实行筹资目标责任制。1000万元的任务,由中央、中国青基会筹集 50%,各团省委、省级青基会共同筹集 50%。每个省具体的数量,将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另行安排。第三,“保护母亲河行动”,团中央、中国青基会要在国家确定的重点生态治理区实施全国重点造林项目,地方也要有自己的项目。在筹资上,地方要先保全国重点,先完成团中央、中国青基会下达的筹资任务,上缴中国青基会,用于全国重点项目。完成任务后节余的资金,安排地方项目。第四,鉴于“保护母亲河行动”是一个新的公益项目,社会的认知和踊跃捐赠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在活动的前期,要注重宣传,同时,要充分依靠团的力量,开发社会资源。要有组织的发动系统捐资,在少先队、解放军、武警、民航、铁道、中直、国家机关、金融工委等系统和各种青年组织中开展主题筹资活动。凡是全国性系统发动的筹资,全部集中进入“全国保护母亲棗绿色希望工程基金”,其中,来自各地的捐款,按系数计入所在省的任务指标。因此,也要从实际出发,设计和开展本地区的筹资活动。第五,各地筹集的资金,统一由省级基金会管理。经省级基金会同意,各级团组织和其他组织可在规定的时间、区域和对象内开展筹资,捐款代收代缴,最后统一上交。这一点,务必坚持,要为保护母亲河行动奠定坚实的管理基础。

(摘自1999年1月18日“保护母亲河”行动电视电话会后对在京的几位省级青基会秘书长的谈话)


附录: 倡导绿色意识 推进绿色文明

为进一步了解“保护母亲河行动”的意义、背景以及具体的实施计划,也为向广大读者更好地宣传、介绍这项关系到中国未来生态环境、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绿色希望工程,记者特意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

树人树木 一脉相承

记者:中国青基会组织发起的“希望工程”活动全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据我们了解,“希望工程”现在已临近尾声,青基会本身也在进行机构转型。能否请徐永光先生谈谈,从“希望工程”到“绿色希望工程”的转变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路和战略考虑,二者之间在实施的背景、操作程序与未来的发展等方面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徐永光:“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新读书的一项重要措施。除了直接的救助效果,它的最大成效是推动了社会对失学儿童的关注,也推动了政府部门对教育的投资。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失学儿童的救助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再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希望工程“自身需要进行一个战略重心转移。转移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希望工程”的实施内容由救助失学儿童转向培养“希望之星”,也就是对救助生当中的优秀学生给予奖学金的方式资助他们进行深造,以更好地体现人才效应;还有“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转向了软件建设,诸如教师培训、配备电教设施、提高教学质量等。第二个战略转移是借助“希望工程”品牌推进其他新的大型公益项目,这就体现在“保护母亲河行动棗绿色希望工程”之中。这符合“希望工程”自身的转型,也符合青基会的机构转型。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树人”和“树木”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概而言之,“希望工程”是“百年树人”,“绿色希望工程”是“十年树木”,它们的相同之处都是为了未来。培养人才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发展,植树也是为了未来的人们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二者都是为了我们社会未来的利益。为什么中国青基会要选择“绿色希望工程”作为今后工作开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过长期的考虑和准备。从直接的社会效益来说,无论是“希望工程”还是“绿色希望工程”,它们的直接作用都是有限的。例如,“希望工程”10年来共筹资16个亿,把这些资金放在国家对整个教育的投资中其实微不足道,但“希望工程”对社会的影响之巨大,不是用多少金钱可以衡量的。“绿色希望工程”也是如此。

两个“希望工程”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绿色希望工程”要继承许多前者有益的经验和成功的做法。第一是在管理上,要制定一套严格的规则,保证捐款定向使用。一般认为,200元钱种一亩的树木是很便宜的,这就涉及到要用工程观点来看。如果是我们自己要投工去种树,这点钱根本做不到。实际上这些钱是给当地农户,他们用这个钱购买苗木。地是当地的荒地,工是农户自己出工。也就是说,所谓200元钱中,人工的费用其实几乎是零。人工费用是最贵的,但我们恰恰把这个钱省了下来。并且,农户必须要把树种活,经过考核,达到成活率标准了,这钱才能分期给他们。另外,捐款人能了解到自己捐的钱用在什么地方,这样也是让捐款人能够监督捐款的使用情况,这和“希望工程”是一样的。

目前,“绿色希望工程”已经启动,首先是放在了张家口地区。该地区被称为北京的“西北屏障”,现在还有20万亩荒地,并形成了一些沙漠。其中有一块沙漠距离北京只有70公里,而且每年还在快速推进。幸好有一座山挡住了沙流,否则北京现在已经面临荒漠化了。1997年的世界荒漠化会议上,北京已被列为受荒漠化威胁的城市之一。

环保要从青少年做起

记者:中国青基会是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为宗旨的民间组织,现在又是“保护母亲河行动”的主办单位之一。我们想请徐永光先生,就广大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与“迈向21世纪的绿色希望工程”之间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徐永光:对于青少年和“绿色希望工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至少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环境保护关系到未来,而青少年本身就代表着未来,所以环保与青少年就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不注意保护环境,盲目发展工业而污染了环境,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人透支了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不保护环境,就没有可持续发展,以后的人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这种行为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其次,环境要从青少年做起。从“保护母亲河行动”现在的反响来看,青少年对环境问题最敏感,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容易接受。搞好“绿色希望工程”需要动员青少年发挥突击队的作用。他们积极参与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参加捐款,更重要的是参加各种宣传、倡导活动。比如,在少先队工作系统,现正在开展一个名叫“手拉手棗捡回一个希望”的活动,就是收集一些废品或是废报纸。北京一些商场也发起了回收废报纸活动。这样做有两个意义:一方面废报纸化成纸浆可以节约木材;另一方面回收废旧报纸的同时实现了捐款,卖报纸的收入就用于“绿色希望工程”。

绿色文明是世界潮流

记者: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正是人们对人类自身和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态度。希望徐永光先生能给我们谈谈“绿色希望工程”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

徐永光:应该说,“绿色希望工程”和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绿色希望工程”是一个很大型的社会工程,要妥善处理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就必须要运用现代系统工程的许多科学观点和方法。其次,在具体的植树规划和生态工程建设中,也需要包括林业专家、法律专家在内的众多专家学者的建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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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拜访日本先驱党党首、前官房长官、日中友好沙漠绿化行动的发起人武村正义(中)

现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文明”的概念,意味着人类社会曾经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现在又到了“绿色文明”。所谓“绿色文明”就是强调人、环境和社会的一种和谐,一种平衡。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提法,叫做‘红色文明”、“黄色文明”和“绿色文明”。“红色”指的是通过一种革命性质的方式达到社会的公平。“绿色”实际上也是主张社会的公平、公正、平等、和谐。前者指的是通过社会的变革,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来达到这个目的。“黄色文明”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可能与代表财富的金子的颜色有关;而“绿色文明”则要通过“黄色文明”这个阶段来最终达到社会的平衡、和谐。纵观世界历史,科技和经济发展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是讲“绿色文明”,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也把可持续发展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整个社会都来关注环境问题。我们知道,首都北京的环境恶化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的程度了,所以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投资三四百个亿,争取2002年有所改变。但就整个中国而言,从现在开始注重环境治理,环境恶化可能要到2020年才能遏制,然后再开始慢慢地好转,等于还要恶化20多年。所以我们现在要大力倡导环境意识。

全民关注反响强烈

记者:“保护母亲河行动”已经开展3个多月了,许多读者都关心现在的进展如何,请徐永光先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徐永光:“保护母亲河行动”开展以来,社会的反响非常强烈。据统计,大概有100家左右的报刊免费为这个活动做广告宣传。活动刚开始的半个月内就接受到800多笔捐款。我们原来估计环境保护可能是“贵族”运动,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或者一些比较富裕的人会更多地关注它,但现在看起来完全是全民关注。今年“两会”期间有关环境的提案特别多,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在90年代,“希望工程”是中国社会关注的公益事业一大热点,那么21世纪能够形成整个社会关注的事件或运动,我认为是环境问题。“绿色希望工程”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事情符合潮流。它和国际接轨的程度要超过前面的“希望工程”,因为地球不分你我,是大家的。前不久就有日本的汽车公司主动来和我们谈,他们要到中国来植树。我们欢迎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和参与“绿色希望工程”,也有信心把这项活动长期地坚持下去。

(原载1999年4月号《中国青年科技》杂志 记者 覃川)


农科教基地:公益性·教育性·创新性

希望工程全国教师培训中心暨农科教实验基地在承担全国希望小学教师培训任务的同时,应明确项目的开发定位——

公益性。社会第三部门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第三部门发育已使8%左右的社会资源在经过市场和政府两次分配后合理分流。作为国内最大的NGO之一,中国青基会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社会捐赠,因此所有项目的运作均需严格恪守公益第一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吸收捐款和发展合作。坚持公益性,有利于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有助于获取社会有关部门的支持。如把中国青基会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那么这棵大树的根就是公益性。农科教实验基地的项目定位必须坚持以公益为本。

教育性。在发达国家,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产业。教育产业化和国家提倡的农科教相结合的素质教育政策都赋予现代教育以新的内容和发展形式。希望工程全国农科教实验基地的应运而生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应力争在新的形势下把它建成一个素质教育基地,与教育部门合作,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创造人才,使基地成为开放型的“希望创造学校”,并促进其所辐射地区教育观念和方式的转变。只有紧紧扣住这一环节,使基地的一切活动都具有教育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基地的作用,使这棵参天大树结出丰硕的果实。

创新性。把创新作为基地的一种定性和目标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永远创新的理念给中国青基会带来了不竭的动力,使这棵大树茁壮成长。

要注重基地功能的创新。都市休闲农业已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农科教基地可能不在“休闲”上做文章,而是在教育功能上进行深层次、多方位的挖掘,寓教于休闲,寓教于参与;聘请一些校外教育专家,使基地成为独生子女教育的一个理想场所。

市场理念创新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商业活动面对市场,公益事业也面对市场,也必须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没有这种需求的呼应,公益事业也就没有“市场”。我们机构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基地不能在一个层面上硬拼市场,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无形资产,硬件投入与软件投入相结合。肯定地说,我们不是以硬件取胜,而是以软件取胜。

总之,公益性是基地的根,教育性是果,创新性是干。如果把形象设计比作叶,那么我们一定能使这棵大树根深、干壮、叶茂、果硕。

(根据1998年6月1日在“希望工程农科教实验基地专家论证会”上的讲话整理)


古文诵读:留住中华文化的根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中国青基会继成功实施希望工程后推出的又一项跨世纪工程,是一项旨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广大少年儿童道德文化修养的新的希望工程!

传统文化在我国两三代人中断了代。现在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文革”把传统文化批臭了;改革开放以来长大的人,现在20岁上下,兴奋点在现代化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无暇顾及。然而,中国的青少年要面向世界,开创未来,不能不站在五千年文化的巨人肩上。“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是我们为21世纪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民间基金会的功能就是抓住社会上带方向性的问题,研究发现、实验创新、宣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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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主任陈越光(右)一起观看“两岸四地”少年诵读古诗文交流演出。

对语文教育的缺陷,这几年社会上批评得很厉害,有人甚至认为它“误尽苍生”。好端端一篇文章,非要拆开了、揉碎了,告诉你这是肺部,这是肝脏,割裂了文章的整体、意境、韵律之美和人文精神。

10年磨一剑。希望工程实施将近10年,已经深入人心。“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也有着深远的民族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社会文化认同。我们同样做了10年规划,将精心设计,稳步推进,形成风气,影响千家万户,让新一代中国人能够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基石上,面向世界,走向未来,成为新世纪的巨人。

书声琅琅,开卷有益,文以载道,继往开来。

(摘自1998年6月24日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附录: 读千古美文 做中华赤子

——访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

“读千古美文,做中华赤子”棗新春伊始,中国青基会、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带来一片书声琅琅。人们再度从千古传诵的美妙的诗篇中,去品味荡气回肠,感受豪情万丈。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华文化的灿烂,人们从古诗文经典中得到了更多更深的领悟。

记者就当前的古诗文热,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作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的倡导者和发起人之一,徐永光认为:“大家对古诗文的热爱,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北京音乐厅成功演出的背后,是全社会的认同和共识。”

中国青基会发起和组织实施的希望工程,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使许多因贫困失学的少年重返校园,但徐永光觉得“有书读”仅仅是第一步,还要努力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读好书”。1998年初,中国青基会成立了社区与文化委员会,负责实施“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作为希望工程的深化和延伸。

徐永光说:“我们民族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来凝聚。在向新世纪迈进的进程中,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就会产生偏差。”他指出,过去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重视得不够,广大青少年对优秀的民族文化缺乏了解,长此以往不利于精神的弘扬。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与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是相一致的。“面向21世纪,我们应该站在五千年民族文化的肩膀上,保持自己的根。古诗文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青少年了解民族传统、接受优秀民族文化熏陶的便利捷径。”

谈到这里,徐永光感到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着一些弊端。“好在这些弊端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的共识。古诗文诵读活动旨在弥补语文教育的不足,因而也得到了从中央领导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主要面向13岁以前的少年儿童。徐永光认为这有三个好处:一是开发少儿的记忆力。背诵能力的开发,也是一种智力的开发。二是打好语文基础。让少年儿童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是一种活的文化熏陶。三是提高少年儿童的道德修养,“与经典同在,与圣贤同行。”

“书声琅琅,开卷有益,文以载道,继往开来”。本着这样的宗旨,中国青基会及所属的社区与文化委员会,已在全国近千年希望小学的数十万名学生中成功地推展古诗文诵读活动。北京市有近80所小学的孩子在读古诗文,学生、老师、家长都非常欢迎。徐永光说:“这些小学生每天诵读20分钟,坚持3年就能背诵10万字经典,超过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的背诵量。小时能背,终生难忘。”更重要的是,文化熏陶、道德修养自然渗透在古诗文中,对于处在流行歌曲和广告词包围中的少年儿童,自然也是一种极好的素质教育。

徐永光指出,“现在的古诗文热其实是时代的召唤,更是民族精神的呼唤。还是那句话:从孩子做起。”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方立新)


乡村电子信息馆:为农村现代化搭建信息平台

近年来,以因特网和多媒体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已经演变为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人类正在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经济阶段。一个国家的信息化程度,日益成为评判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标志。17世纪从英国发源的工业革命,曾经是近代各国强弱分化的分水岭。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由于未能及时搭上工业化的快车而长期落后于世界。今天,信息化正在催动世界各国新一轮的贫富分化。像中国这样已经错过了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在信息方面反应迟钝、进展缓慢,将再次落后于世界,甚至错失最后一次发展的机会。面对全球信息革命的浪潮,我们在改革开放22年中业已得到极大提升的国际地位正在受到严峻挑战。

鉴于上述原因,中国青基会继成功实施“希望工程”之后,开始热切关注我国社会的信息化问题。我们连续3年主办了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以推动互联网知识和技术的普及应用;面向农村中小学的多媒体远程网络教室——“希望网校”和国内规模最大的“三辰影库”教育资源库,为教育现代化、信息化和公平享用教育资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今天,我们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一个旨在为我国农村信息化服务的“乡村电子信息馆”项目正式启动。

所谓“电子信息馆”,就是在乡镇中心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建立的,以激光视盘(VCD)、电子软件(CD-ROM)和激光唱盘(CD)为主要载体,利用互联网和卫星数码传输手段,集合书报刊等传统媒体的电子版,构建成的现代化的信息平台,它具有农村教育文化资源库、经济社会发展信息传播服务中心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的综合功能。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最近在东北考察时,江总书记又提出了“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思路。据了解,草拟中的“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专项规划”,也把加快实现信息化提到了关系“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高度。面对全球信息化,我们的邻国,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有紧迫的认识和行动。1998年,印度政府制定了108条“紧急信息行动计划”。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称,在信息全球化的进程中,21世纪应该成为印度世纪。今天,印度已继美国之后雄居第二大软件出口国的地位。

近年来,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我国电脑的保有量、因特网的建设和网民人数的扩张速度直追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可喜的进展主要发生在城市,对于传统上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影响不大。我最近到了湖北十堰,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城,周边都是落后农村。一墙之隔,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许相差上千年!农村改革以来,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在信息化的挑战面前,如果农村不能与时共进,城乡差距将再次被拉大,而且这种差距将更加难以弥合。试想一下,农村孩子连传统的纸介媒体接触频率都不高,与用光电磁培育出来的城市孩子相比,对当代生活的理解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都将望尘莫及;广大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也是与信息闭塞、享用信息的不平等有极大关系。这种不平等如不解决反而继续扩大,我们何时才能摆脱城乡“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城市的信息化不等于全社会的信息化。即使城市实现了光缆入户和宽带点播,如果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仍被排除在信息化进程之外并因此拖住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中国同样将面临被世界抛弃的危险!

农村信息化是一篇大文章。目前,我国农村电话占有量还不高,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尚需时日;不少地方传统的乡镇文化站因缺少创新正在萎缩,乡镇图书馆更是寥寥无几;广播电视作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则存在着可选择性较差的缺点。与此同时,农民对VCD机的需求方兴未艾。据此,“乡村电子信息馆”将以它独有的优势,登上中国农村信息化的历史舞台。我们期望“乡村电子信息馆”作为中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桥头堡和滩头阵地、作为架通城乡“数字鸿沟”的桥梁,起到实验创新的示范效应。

一座“电子信息馆”配备2300盒光盘,包括农村教育辅导教材、教学软件、农村科普实用技术片、农村卫生保健片、农村法律伦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专题片、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题片,还有很多农民喜闻乐见的故事片、戏曲曲艺片,并包括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六部委联合选定的《新中国舞台影视艺术精品选》500盒VCD。以后,馆藏光盘还要根据农村科技、经济的最新发展,不断做出高度评价、积极响应和支持“乡村电子信息馆”的构想。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如今在推动农村信息化方面再次走到了前面,在全国率先实现乡镇镇普及“电子信息馆”。相信这一举措将对温州农村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法制建设、教育现代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各项事业带来积极影响。

“乡村电子信息馆”的音像电子出版物由全国109家电子音像出版机构联合出版,由中国青基会监制,由团中央、中央电教馆等共同创办的三辰影库音像电子连锁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乡村电子信息馆”是一座开放式的信息平台,除了实体电子信息馆,还将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库和VBI和IP卫星数码传输技术,大容量、高效率地整合一切农村所需要的信息。“希望网校”将与中央电教馆合作,通过互联网(地网)和卫星(天网),免费为所有“乡村电子信息馆”提供教育信息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信息。配合实体馆建立的“乡村电子信息馆”网站,将成为专门为农村服务的门户网,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为农民导航。我们还希望所有以农村居民为目标市场的书报刊、影视节目、电子软件、互联网站,都能通过:“乡村电子信息馆”这座信息平台进入农村,克服农村电信技术、文化消费品销售渠道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直接让农村居民享受到最新的教育信息、最新的文化产品、最新的经济技术信息和社会经验。

我们设想,在今后3年内,在全国1万个乡镇建立“乡村电子信息馆”。建馆经费可从三个渠道来解决,即政府补贴、公益捐赠、建馆单位自筹并举。从公益的角度说,中国青基会将发起向农村捐赠电脑的专项活动,“三辰影库”准备以成本价配馆。电子信息馆不论是建在乡镇文化站向农村学校辐射,还是建在乡镇中心学校向农村社区辐射,都要引进市场机制,吸取某些地方文化站、科技推广站名存实亡的教训,形成自我滚动的良性发展。我们将与建馆单位合作,设计出一套管理运行机制,确保“电子信息馆”在乡村生根并迅速“做大”。

我们希望通过“乡村电子信息馆”这一项目,向全社会发出一个强劲的信息:在4亿城市居民之外,千万不要遗忘了9亿农村居民!一个社会产生了先进理念和先进阶层还不能算现代化,只有当这个社会最落后的人群也能享用到先进技术的恩惠,也接受了先进文化的规范,才算是真正的现代化。换言之,没有中国乡村的信息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摘自2000年9月28日在乡村电子信息馆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三辰影库:把最好的影片献给孩子

好的电影益人一生

在中学毕业30周年的“同学会”上,已经退休的语文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还记得当年我问你,你的作文为什么写得这么好?你是怎么回答的吗?”我一时想不起来。老师说:“你的回答是,因为电影看得多。”想来也是,小时候我最爱看电影,看得也多。因为我有一个当电影放映员的姐姐,我是在电影院里“泡”大的。又有人问我:“你做希望工程是否有童年看电影多的影响?”我想,或许有。因为那时候的电影都令人向真、向善,教人有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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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介绍三辰影库的创意。

电影发明102年来,全世界已拍出21万多部故事片,还有不计其数的电视片、纪录片。影视文化通过现代化传播手段,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情感、行为的养成和知识的汲取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美国的儿童为4小时,英国的儿童为5小时,中国的儿童为2小时。在日本,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在学校上课的时间为1.2万个小时,而看电视为1.8万个小时。与此相反,儿童读书的时间在减少。人类正在由读书的时代进入“读电子”的时代。

拿什么奉献给孩子

但是,当“超强纠错”的VCD机广告铺天盖地、音像市场上盗版片、违禁片同样铺天盖地的时候;当电视屏幕上出现越来越多“儿童不宜”的镜头令家长局促不安的时候;当电影市场上商业片、动作片充斥、家长不敢带孩子进电影院的时候;当游戏机、多媒体电脑、国际互联网络的冲击让青少年“爱她没商量”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老师、家长、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199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江泽民主席对儿童电影事业的批示:“儿童教育至关重要。童年时代所受教育的好坏,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希望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齐心协力搞好儿童教育。” 李岚清副总理也指出:“运用优秀影视片加强对孩子和青年进行素质教育肯定是有效办法。”他还郑重地向大学生推荐了反映波兰伟大音乐家、爱国主义者肖邦的传记片《一曲难忘》和科学伟人传记片《居里夫人》。

把世界上最好的影片“入库”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成功实施希望工程之后,强烈意识到把健康的影视文化导入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对于培养面向21世纪优秀人才的重要意义,在吸收有关专家多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了“三辰影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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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大眼睛小姑娘”——三辰好少年苏明娟在一起。

“三辰”,日、月、星之谓,意寓光明和希望。“三辰影库”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影视经典作品集成,编辑出版中外优秀少儿影视片1000部以上,内容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寓言、校园生活、家庭亲情、少年英杰、名人传记、重大事件、科幻故事以及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故事片、卡通片;也包括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科普、体育、艺术类知识专题片;还包括与中小学课程相配套的九年义务教育全动画辅导教材。“把世界上最好的影片献给孩子”是“三辰影库”的崇高理念。

“三辰影库”项目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和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团中央将其列入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手拉手互助活动的具体实施项目;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其确定为“九五”国家音像出版重点工程;教育部立项的《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生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实施研究》,把“三辰影库”电视课试验列为重点子课题……作为一项儿童影视作品研究、编辑、出版、发行的制度创新,“三辰影库”项目在多方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且听一片叫好声

我们且听听老师、家长和孩子们的声音吧!

——电影课试验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我们发现许多学生仿效电影中的人物和语言,调整自己和同学的行为,改掉了许多坏习惯。

——包钢十一小开设电影课以后收到600余封家长来信,表示赞许。一位家长说:以前孩子放学,是我给他倒上一杯水。有一天,孩子破天荒给我端上一杯水,我感到十分意外。孩子说:是看了电影以后懂得应该这么做的。

——山东、吉林的许多家长说:过去最头痛的是给孩子辅导功课,“三辰影库”把辅导课拍成生动活泼的卡通片,学习成了孩子们愉快的事。他们盼望“三辰影库”尽快进入学校、进入家庭。

——沈阳的一些中小学在配备“三辰影库”之后,电化教育出现了新气象。一位校长兴奋地对我说:“‘三辰影库’使教育现代化如虎添翼,我们尝到了甜头。”

——在1000多所最先受捐“三辰影库”及录放设备的希望小学里,山村的孩子们被声、光、电带来的多彩世界所陶醉,在素质教育上,他们与城里的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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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在中央电教馆、中国青基会联合推出“中小学音像电子馆”签字仪式上。

“三辰影库”以传播知识、寓教于乐、培养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为己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行不言之教,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化教育的方法理念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学生、家长、学校都认同的人才培养的创新之路,实在是一件幸事!

厚礼属于全社会

“三辰影库”是一项宏大的社会教育、文化工程,中国青基会只是起了倡导和穿针引线的作用。令人欣喜的是,国内众多的音像出版机构、电影厂和课题的主要承担者--团中央主办的三辰影库音像电子连锁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项目开发;几十个国家的数十家电影制片厂提供了优秀儿童片版权。今天,我们把一份厚礼--“三辰影库音像电子馆”奉献给广大中小学生。这个“音像电子馆”目前由近1000部“VCD影库”构成,今后还将开发由中外经典音乐、诗文朗诵作品构成的“CD音库”和为电脑配备的“CD-ROM电子库”。

“三辰影库音像电子馆”是孩子们的乐园,是知识的宝库。它的问世,是教育媒体从图书馆时代走向“音像电子馆”时代的里程碑;是跨世纪的中国奏响知识经济时代交响曲中的一个和谐的音符;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现代文明成果熔为一炉、培养21世纪中华巨人的新的“希望工程”!“三辰影库音像电子馆”还是个“新生儿”。正如美丽的白天鹅是由“丑小鸭”长成的一样,“三辰影库”也需要社会各界和我们一起,给予关怀爱护,使它日臻完善。

(原载1998年9月2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欢呼互联网 拥抱新生活

不赶时髦赶浪潮

1993年,中国青基会与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共同实施的“展望计划”,首次利用互联网,在美国组织了计算机和化工两个学科领域的华人青年科学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组团消息发布和报名都是在网上完成的,省时省力省钱。我们较早尝到了互联网的甜头。

1996年,中国青基会主办的《中国青年科技》确定了一个新的办刊方向:“互联网窗口”(WINDOWS OF INTERNET),成为我国最早的大力宣传互联网的杂志。同年10月,我们举办了“中国青年与Internet”研讨会,从可考的纪录看,是国内第一次汇集各个领域高级专家的网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

1998年,在国家信息化办公室的支持下,中国青基会联合中国电信和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中国青少年互联网络知识大赛”,取得圆满成功;1999年,这项每年一届的常设赛事更名为“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作为惟一经政府批准的全国性网络赛事,得到了中国银行、3com公司、英特尔、爱立信等众多国内外企业的支持和赞助,上百家媒体做了广泛的报道,100多万网民参赛,连雪域高原西藏都组织了自己的参赛代表队。业内人士和政府主管部门评价:互联网大赛成了促进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此期间,除了大赛网站(www.ctc.org.cn)和希望工程网站(www.project.hope.org)成为热门网站外,中国青基会开发的希望网校(www.hoho.edu.cn)、中国非营利机构(www.npo.org.cn)和三辰影库(www.sunchime.com.cn)等专业网站也崭露头角。

在开始做这些事情时,一些朋友不理解,认为青基会把希望工程做好就不错了,涉足IT这样的专业化领域能搞出什么名堂?你们是否见时髦就赶?但从上面开列的清单看,中国青基会在中国信息化进程中,并非赶时髦,而是顺时代潮流,尽社会责任,开风气之先。网络和信息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文明发展的又一次浪潮,我们要赶上这次浪潮,否则,我们将失去国家和民族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机遇。

你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希望网校研讨会上,我讲:在偏远山区的希望小学,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条电话线,孩子们就可以上网。密布在地球上的互联网,任何一点都是地球的中心,上了网的山区孩子也就成了世界的中心。在多媒体远程教育电子教室里,他们可以自由遨游在网络信息世界,在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中吸收有用的东西,平等地享用人类的教育信息资源。这时候,谁能说乡下的孩子得到的教育机会比城里的孩子差?互联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信息时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惟一能够提供教育公平的时代。

信息产品具有公共性和传播成本低廉的特性。与传统产品不同的是,一块蛋糕被一个人吃掉了,第二个人就没有份,而一种信息产品可以同时为亿万人共享,生产复制它的边际成本也极其低廉。对于落后国家、落后地区来说,信息时代为之提供了跨越式发展和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差距的机会。在互联网上,教育、科技信息资源浩如烟海,各种学科门类的数据库包罗万象,信息高速公路上任何人只需操作好一个鼠标器,都能做到天下信息资源为我所用,都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强者。首届中国网络小姐的桂冠被浙江的轮椅小姐陈帆红夺得,正是网络公平的有力印证。许多科研人员借助网络,解决了科学难题,大量科研成果还可以信手拈来。据说,制造原子弹的全套工艺,从网上就可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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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参加青基会组织的电脑和网络知识培训

由66颗通讯卫星构成的“天网”和由覆盖全球的光纤电缆构成的“地网”及通向千家万户的市话通讯构成的“人网”,与连接在网络上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法律、文化、社会生活的大量信息及其数据处理软件,构成了一台巨大无比的“计算机”。只要你拥有一台联接网络的个人电脑,你实际上就操作了一台巨型的网络计算机。“网络就是计算机”的话由此而来。网络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它的到来呢?然而,网络时代在给我们提供公平发展机会的同时,还给了我们一个严酷的发展法则:网络大潮,势不可挡;网络为王,无网不胜;顺之者存,逆之者亡。

新生活从网上开始

1999年12月19日,一位安徽农民在中央电视台讲述了他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生产的老布鞋卖到世界各地的故事。这时候,中国的许多老百姓和企业还不知“电子商务”为何物。但在美国,一个成立才几年的名叫亚马逊(www.amazon.com)的网上书店已经创造了年销售5亿美元的业绩。1998年底,美国已有900万个家庭通过网络购物,交易额达300亿美元,为1997年的3倍;预测到2003年,在网上购物的美国家庭将超过4000万个,交易额将超过1000亿美元。电子商务是“永不落幕的商品交易会”。将来,所有生产企业、零售企业和服务企业都将通过电子商务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行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的贸易和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充分了解市场信息,进行比较和自由选择,并由电子银行安全付款,由商品配送系统送货上门。足不出户,买到自己满意的东西。网上拍卖还为你转让个人物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价的场所。炒股票、买保险只需要在家中用鼠标器点击。

互联网使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网上下载的数码音乐,其保真程度超过现在应用的传播媒介;网络游戏不单对儿童有吸引力,也给成年人带来巨大的乐趣;网络艺术馆、博物馆让你留连忘返;体育网站将随各项赛事火爆;网络文学精彩缤纷,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小说、散文、诗歌发表在网上;通过网络下载电影,通过电视机上的机顶盒把数字信号转换成电视画面,通过宽带通信点播节目,就如从录相机到VCD再到DVD那样令人目不暇接。

作为电子商务一类的医疗保健网站在未来人类生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任何疑难病症都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世界上最优秀的医生给你诊断治疗;网络心理医生则可以同你进行双向交流,为你释疑去惑,排忧解难。旅游网站向你介绍全世界的风景名胜,你可以做网上虚拟旅行,也可以通过网络排定旅游路线,预订机票和酒店,还能知道途经地点未来若干天的天气。

通过电子邮件E-mail你可以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朋友写信、发贺卡、照片及传输文件;BBS站是网上虚拟社区,网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聊天、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快捷、方便、廉价、丰富多彩、极具人情味的新型人际交往方式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相互了解和感情沟通。一个腼腆不合群的男孩,可以在网络上凭自己的内在修养赢得姑娘们的喜爱,从而增强自信心;一人有困难,众多网友倾情相助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有“网络寻呼机”之称的ICQ实时交流软件,可以在网上传呼你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不久前一架被劫持的印度航班,正是靠一名旅客通过ICQ发出呼叫、被天津一名青年收到并报告印度驻华使馆,为被劫持飞机的解救提供了重要情报。

随着网络语言、图像压缩和传输技术的成熟,IP电话已经进入市场应用,网络屏幕电话也将出现。依托互联网,许多公司职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家里上班;国际会议、商务谈判和签约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这将极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交通压力,免除旅途劳顿,减少环境污染。

互联网为非营利机构的宣传和项目推介创造了有利条件,公众可以通过网络为公益事业捐款。在线捐款的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将使那些影响大、信誉好的非营利机构更加迅速地壮大起来。

1998年1月17日,31岁的美国青年德拉基个人经营的“德拉基报告”新闻网站(www.clrudgereport.com)先于主流媒体发表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此新闻在全球网络上迅速传播。这一标志性的事件,确立了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2000年元旦刚过,不到10周岁的网络公司美国在线(AOL)收购时代华纳这个拥有时代周刊、CNN、财富杂志、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老牌传播帝国的消息,更让世人震惊。有评论说,这起并购事件告诉人们:在传统经济时代,是老年人告诉青年人该做什么;在新经济时代,是到了青年人告诉老年人该做什么的时候了。

迎接经济“闪电战”

新经济是什么?是知识经济,还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抑或是数字经济?不论怎么表述,21世纪必然是一个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经济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中国的表现怎么样?请看几组数字:从1995年我国向个人开放互联网业务以来,上网人数一直以每年翻两番的速度发展。1998年6月,我国上网人数为117万,1999年初为200万,1999年6月为400万,1999年底超过900万。中国政府和中外投资者都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就在两年前,中文网站还寥寥无几,人们抱怨:不懂英文,上什么网?两年后,鬼使神差般地冒出了1万多个中文网站。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一年前,社会对中文网站的不满意率在70%以上,一年后的今天,不满意率下降到接近10%。从网络公司广告的投入量看,1998年投入50万广告费的只有3家;1999年投入500万广告费的有10家;2000年投入5000万广告费的预计将有15家。还有,20年前,全国自动电话装机量仅有500多万台,还不如香港一地多;今天,中国的有线电话和移动电话保有量已经逼近世界第一。正是因为看好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前景,国外的风险投资家才纷至沓来,国内的投资者也纷纷涌向网络,真有些千军万马、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雄壮。令人兴奋、激动,教人看到希望。

以上是报喜。所忧者,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落后、信息产业起步晚,信息化的整体基础和水平还很低。一项名为“信息社会指标体系”(IDC)的测定中,对55个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进行了分析评定,中国排名第49位。报告显示,我国信息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另一项研究评定,在46个国家中,我国计算机每千人拥有量排在第44位;每千人拥有计算机能力排在第43位;新信息技术满足企业需要程度排在第44位。在国际数据库市场中,亚洲国家的产品,日本有143种,韩国有132种,而我国只有4种。近年来,我们的穷邻国印度悄然崛起,已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软件生产国,“自豪”的中国人无法望其项背。

网络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网络时代给了我们摆脱落后、一飞冲天的绝好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在信息大国知识与技术的扩张面前,肯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乃至成为别人的“殖民地”。

网络引发的经济竞争尤如一场“闪电战”,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失败者将被“一网打尽”!未来真正的战争也将是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战。战争爆发,只要将各种计算机病毒输入敌方的军事指挥系统、电话系统、交通系统、银行系统乃至社会管理系统,陷敌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于全面瘫痪,便可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美国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后,中国的“黑客”曾略施身手,攻陷美国国防部和驻华使馆的网站。虽然只是网站而非军事设施,但真要打起信息战来,假如中国有几亿网民操起键盘,那时候,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从这个道理上讲,只有发展,才有威慑力,才有国家的安全。

正如现实世界一样,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社会里,也有消极负面的东西和各类犯罪:黄色垃圾、病毒、在线骚扰及上面所说对国家安全的攻击等等。但如果担心网络开放影响安全而设置种种障碍和壁垒,把互联网搞成“不联网”,那是因噎废食,到时候,中国将失去最后一次振兴的机会,继续落后、继续挨打、继续被宰割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中国信息化的希望在青少年

从美国副总统戈尔在90年代初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想到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只有短短几年。它的扩张速度之快,来势之猛,影响力之大,表现之怪异,令人瞠目结舌。

最近五六年来,信息产业在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所占份额均在25%以上。而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引发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1999年美国政府财政竟有1800多亿美元的盈余。传统经济学理论对此无从解释。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网络股的飚升,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亚马逊书店的股票几年间上涨了900倍,其市值已超过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企业。尽管大部分网络公司都在赔钱,但股价照升。传统的股价收益比P/E衡量指标彻底失效。

蒸汽机和电的发明引起的工业革命是人类自然能力的扩张;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思维能力通过电脑和网络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由人脑、电脑和网络组合在一起的能力简直就是“上帝的力量”,没有谁能抗拒它,没有谁能离开它。它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影响是传统工业化时代无法比拟的。至少,在财富的积累上,已经令人不可思议。过去除非博彩中奖能在一夜之间造出一个百万富翁。现在,一个网络概念就可以拿到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靠电脑软件起家的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市值相当于世界第九大国的GDP。亚洲首富的宝座,也已被日本的网络大王孙正义夺得。想想吧,互联网在亚洲才有几年?

网络是新兴的、年轻的、代表未来的事业,网络将改变世界,也将改变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组织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中国网络事业的发展,希望在青少年。不因别的,是因为中、老年人的思维模式很难适应这种颠覆传统的新玩意。国外风险投资家有一句格言:“不要与40岁以上的人讨论网络投资”。这话虽然刺耳,却代表了时代趋势。说到这,我们不能赞叹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就呼吁“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英明。

共青团作为青年的组织,对网络有天然的亲和力。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在共青团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讲话。他说:“新技术革命拓宽了共青团组织的空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方式,全新的网络经济和网络工作方式已经出现并正在飞速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以共同兴趣和爱好为基础的网上俱乐部、网友联谊会、网上社区等网上虚拟组织。这些组织与其他传统社区组织形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虚拟性、平行性和交互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青年交往方式的时空限制,使团组织可以超越原有的工作和组织的时空,以网络为阵地来吸引青年和影响青年,依托网络配置社会资源,构建新型纽带来联系青年和青年组织。”

中国青基会是以“青少年发展”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团体,面对时代大潮,当义无反顾,勇敢前行。也许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满腔的热情,欢呼互联网,投身互联网,推动新经济,拥抱新生活。

(原载1999年2月18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希望网校:让城乡师生共享信息资源

1999年是希望工程10年。这项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参与面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事业,其成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环境,更得益于海内外各界的大力支持。随着政府扶贫、普九力度的加强和希望工程资助效果的突现,偏远地区学校对教育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广大希望小学的师生在“有校读书、有书可读”的基础上,迫切需要丰富的教育信息和崭新的教材教法。为此,中国青基会开始实施工作重心的转移,并于今年4月13日正式向社会推出了一个新的公益项目棗希望网校,旨在动员社会力量,向偏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捐赠“希望网校”多媒体远程网络教室,运用Internet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对低收入的偏远地区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实施同步教学,深层扶持偏远地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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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希望网校的孩子一起上网。

“希望网校”的推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项目筹备期间,英国贝特伯恩(BETEYBURN)公司决定义务担任“希望网校”的海外筹资顾问,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义务担任“希望网校”的社会推展顾问。4月13日,“希望网校”的消息发布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华夏银行、北大方正、湖南国讯网校等,均提出了捐赠意愿或合作意向。而汇杰国际有限公司则率先行动,在“希望网校”发布的三天内便做出了捐赠决定,表现了公司对此项目的全力支持。1999年,中国青基会计划在包括全国模范希望小学在内的100所农村中小学各捐建一间“希望网校”多媒体远程网络教室,充分发挥这些学校的示范作用,树立样板,惠泽一方。同时,我们将通过社会的捐助,积极开发网上教学资源,创出品牌,做出成果。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到2000年“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目标的实现,“希望网校”将使更多城乡师生获益,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远景。

希望网校涉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产生的拉动效应亦将在实践中逐步清晰地显现出来。在此我们吁请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关心支持“希望网校”,让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的师生们,能够平等享受信息时代高科技的精彩。真诚地希望代表着未来的中国青少年能够与世界同步迈进,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此添劲加油!

让我们携手走在信息高速路上,共同憧憬“希望网校”美好的网上风景!希望,并不遥远!

(摘自1999年4月18日在汇杰国际有限公司希望网校捐款仪式上的讲话)


互联网大赛:走向信息化的希望之路

今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在古代信息传送的代表建筑――长城八大岭烽火台,我们用鼠标点击采集了备受关注的“中国银行杯”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赛圣火火种,我们将用这个火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通过互联网点燃大赛火炬,拉开大赛帷幕。

越过长城通世界

在长城之上,举行大赛圣火点燃仪式,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之时,宇航员能够看到的地球上的人造景观,就有我们的长城。中国古代的这一伟大创造,被永远地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当人类文明在20世纪末走向信息化时代时,我们的面前呈现出新的创造机遇。聪敏智慧的中国人不会对网络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视而不见的。早在1987年9月20日22时50分,被尊称为中国网络先行者的已故钱天白教授,就通过与德国卡尔斯尼大学的合作,在互联网上向国外发送了第一封来自中国的电子邮件,当时立即在海外及留学人员中产生很大的反响。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是八个字:“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现在我们真的站在长城上,等待着点燃大赛圣火的庄严时刻。再过一会儿,在距离我们几十公里外的共和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将随着朝阳升起,同时,我们在长城峰火台上――我们的祖先传递信息的地方――把采集到的圣火火种传送到十大网站,通过这些网络把大赛的信息传送再传送,越过长城,传向世界。今天由希望工程救助的少年来采集圣火火种也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表达了中国青基会全体工作人员的一个重要理念:要为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向信息化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条新的希望之路。

迈向网络新世纪

去年,我们探索性地举办了“中国电信杯中国首届青少年国际互联网络知识大赛”,在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指导下,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圆满成功。首届大赛3个月期间,40多万人参赛,1000万人次访问大赛网站,100多个网站与大赛网站链接,100多家新闻媒体持续宣传大赛,大赛经济总投入价值达6025万元。从首届大赛到本届大赛的一年里,世界信息产业继续迅猛发展,中国的信息产业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发展势头强劲。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首届大赛前,去年6月底,中国上网用户117.5万;本届大赛前,截止6月底,上网用户达400万,是去年同期的340%,几乎翻两番。在这一年里,信息产业作为中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受到政府和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并由于互联网络的发展和应用,社会各界和公众对互联网络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广泛的认识,开发互联网技术和产品,应用互联网的积极性高涨,可以预见,互联网络将对跨入新世纪的中国产生更为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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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传递信息的长城烽火台上,徐永光主持了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赛的圣火点燃仪式。

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肯定是支持下,去年我们就郑重宣布:每年举办一届大赛,并正式定名为“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中国互联网络大赛”是我国惟一由政府批准的国家级互联网比赛。它将是知识和智能的竞技场,也是利用网络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组织各类社会活动的广阔平台。大赛以“推动国家信息化”为宗旨,突出“政府支持、媒体推动、全国组织、系列竞赛、每年一届、机构常设”的特点,成为社会各界认可并支持,兼具科学性、文化性、竞技性、广泛性的重要社会活动。

倡导网络新文化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以“网络与新世纪”为主题。这个主题是去年首届大赛结束时,由专家和组委会确定并向社会宣布的,以这个主题为宗旨的本届大赛面向全国,重点推动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应用,倡导网络新文化。大赛由四项专题竞赛和总决赛组成。以“Cisco杯全国Internet知识竞赛”进一步普及网络知识和技能;以“3Com杯中国企业信息化水平竞赛”推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机构加速信息化;以“英特尔杯中国家庭网上购物大奖赛”提高全民的信息化意识,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打基础;以“爱立信杯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引导新兴的网络文化生活。各专题竞赛综合成绩居前列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今年12月组织进京在中央电视台参加总决赛,争夺本次大赛的最高奖项“中国银行杯”。大赛历时四个月。大赛期间,同时开展“爱立信杯”四项全国评选和推介活动,评选出“1999中国十大杰出网络人物”、“1999中国十大网络新闻”、“1999世界十大网络新闻”,推介“1999中国优秀专业网站”。第二次“全国Internet现状与发展调查”同期进行。

为了增加大赛的广泛参与性,方便公众和单位参赛,以大赛网站作为主赛场,10家知名大型网站鼎力支持,与大赛网站共同作为参赛入场网站。大赛号召各地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参加各项比赛,并将参赛公众和单位的成绩计入地区总分。同时,大赛组委会将通过大赛网站和有关传媒,不间断地公布赛况和地区积分。

(摘自1999年8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赛开幕式上的讲话)


希望书库:从有书读到读好书

《希望书库》的创意终于付诸实践了。这个创意的推出不仅得到教育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农村孩子需要精神的“牛奶、巧克力”

《希望书库》的创意汇聚了许多参与希望工程实施工作朋友的真切感受。希望工程实施以来,救助了逾101万失学儿童,援建了749所希望小学,成效显著,影响很大。但是,无论是谁,只要他走进贫困山乡,参与希望工程的实践,他就会意识到,仅仅为贫困地区修缮了校舍,为那里的学校更新了课桌椅,让那里的孩子走进教室,希望工程的使命还远未完结。因为除了课本之外,这些重返校园的孩子几乎无书可读。有的地方,孩子们传看的书籍是抄写的,使用的字典是抄写的;有的学校,仅有的一点“藏书”,仍然是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充斥极左语言的小册子……很难想像,靠这些书能培养出具有科学、民主精神,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一代新人。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许多参与希望工作的同志都在想:我们还应该干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于是,一个思路渐渐清晰起来--

从孩子们“我要读书”的呼声引出了捐资助学行动,使孩子们得以重返校园;从孩子们“我要读好书”的呼声引出了《希望书库》项目,为孩子们送去书籍,送去精神食粮--精神的“牛奶、巧克力”。

这个逻辑设计,是希望工程的拓展和深化,反映了希望工程的深刻内涵。

《希望书库》带孩子邀游知识海洋

《希望书库》是一套涵盖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实用技能等方面基础知识的大型丛书,共500种。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精选而成,它汇总了几十年来多家出版社出版的、经过社会检验证明确实有益于少年儿童的各类优秀图书。对农村来说,(希望书库》具有小型图书馆性质;对于小读者来说,《希望书库》具有小百科全书的容量。

《希望书库》全套图书分为七类,各类的标题和选题是:(1)陶冶真善美的心灵,选收名人传记、革命历史等纪实作品;(2)登临瑰丽的文学殿堂,选收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3)遨游神秘的科学之海,选收各类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书籍;(4)学习实用的技术技能,选收介绍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生活卫生常识以及生产经营方面的知识;(5)汲取中华文明的乳汁,选收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各类书籍;(6)放眼五彩缤纷的世界,选收介绍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风俗、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7)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选收各类学习辅导读物、参考资料和辞书、工具书。

这样的结构框架和内容设计是基于这一认识:《希望书库》应立足于未来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应有利于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应着眼于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它不仅适于农村孩子,而且同样适于城镇孩子;它不仅传授新知、开阔视野,而且陶冶性灵、塑造人格;它不仅答疑解惑、启人心智,而且培训技能、激发创造力。小读者通过循序渐进地阅读这些读物,可以受到文明的洗礼,得到爱国主义教育,产生对科学文化的兴趣,树立成才的信心。

与一些向贫困地区捐赠书籍的情况相比,《希望书库》的鲜明特征是其全面性、系统性和规模性。编委会认为,这套丛书不应当是一些滞销出版物的集中,不应当是一些没有内在联系的书籍的“杂烩”,而应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是一套高质量的丛书。

《希望书库》的“包装”也颇具匠心,七类图书的封面分别以七彩印制,借用阳光解析成的七种色彩,比喻希望工程正在托起的太阳棗未来的建设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

让孩子记住《希望书库》的捐款人

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中华民族历来的美德善举,希望工程的实践再一次表明,在海内外各界人士中蕴藏着捐资助学的极大热情。因此,有理由相信,当人们了解到农村孩子缺少书籍的困窘现状后,一定会向那里的孩子投去爱与关怀,为他们送去精神食粮。一套书库3000元,可解农村孩子的燃眉之急,能培养出一批批的人才,而对于一些企业来说,捐出3000元又完全可以承受。因此,选择捐建《希望书库》是颇具吸引力的。

捐资助学,功德无量。作为一个完整的创意,理应设计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回报方式,对捐资者的高尚行为予以褒扬。为此,编委会曾设计了多种方案,比如说,在书籍上贴捐赠者的名字,或者在每册书的封面上烫金印制捐赠者的名字。比较而言,此方案技术难度最大,印刷成本增加,工作程序繁杂,差错可能性增大。但是,经过统一认识,编委会坚持了此方案。因为大家知道,那些读过这些书的孩子,不仅会从书中获益,而且会永远记住送给他们精神食粮捐赠者的名字。这是对《希望书库》捐赠者崇高的感情回报。编委会把这种想法归纳成一幅对联,刊登于报纸的筹资广告中——

捐三千元举拳拳爱心行百年善事捐者姓名金字印封面

汇五百册成希望书库越千万山水乡村孩子欣喜读好书

(摘自在希望书库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2000年4月26日下午,在搜狐公司,搜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和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进行了一次饶有兴味的对话。

徐永光(以下简称徐):中国青基会对中国互联网参与较早,也较为专业。1998、1999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中国惟一经政府批准的网络赛事--"中国互联网络大赛"。中国青基会目前拥有http://www.ctc.org.cn中国互联网络大赛网站、http://www.project-hope.org希望工程网站等热门站点,还有http://www.hoho.edu.cn希望网校、http://www.npo.org.cn中国非营利机构信息网 、http://www.sunchime.com.cn三辰影库等专业站点。另外,中国青基会还在建设"展望计划"等网站。

网络时代的众多网络神话已经表明青少年是网络时代的主宰与灵魂,青年先锋的思维将主导整个网络时代,青少年将一往无前地推动网络科技进步。网络和信息化是世界范围内社会文明发展的又一次浪潮,我们要赶上这次浪潮,否则,我们将失去国家和民族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机遇。

张朝阳(以下简称张):网络将成为积聚众人拾柴的爱心的最佳载体。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它让我们生活更多选择、更加精彩丰富,使得我们的未来更加科学、成熟和理性,而与此同时,它同样折射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并集思广益,振聋发聩,寻求公共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讲,网络发挥了其社会教育功能和协调机制。网络不是冰冷的,网络世界里充分闪耀着人们的热心和关爱,我们倡导这次搜狐网友爱心行动,是愿意与每一个搜狐的爱心网友共同参与到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去。作为我本人,我希望看到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看到更加湛蓝的天空,更多健康的人生。

徐:我和张朝阳先生两年前就认识了,两年前中国青基会举办互联网大赛,是搜狐公司为我们做的大赛网站的网页,我们一直得到搜狐的支持。这次和搜狐合作开展"搜狐网友爱心行动",正是我们长期合作的纵深发展。中国青基会从199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活动,动员社会各界捐款绿化祖国山河。搜狐网是国内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与搜狐强强合作,对公益项目的推广、扩大宣传和影响,接受更多的捐款,会有很大帮助。所以我非常感谢搜狐公司与我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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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张朝阳探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张:我对徐永光先生及所创办的希望工程早有所闻,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已了解希望工程所开展的许多活动。搜狐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在获得商业利润的同时,本身也希望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在国外亲身感受到了网络的凝聚力,以及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我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富强,教育能够进步。另一方面,现在环保已成为社会重要问题,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平台,能让我们表达想法,亲身参与,互联网与公益环保的强强结合,会出现奇迹。

徐:张朝阳先生是中国互联网的先驱,我本人也非常关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我认为,互联网和公益事业有一种天然亲和力。信息产品与传统商品最大的不同点是它可以让亿万人共享,因为它的这种公共性,使得它与公益事业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好像就是在做公益事业。从新闻到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通讯,还有网上虚拟社区的交流,都是免费的,感觉好像是公益机构在做网站。张朝阳他们投入那么多资金来做网络,来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投资网络有很大的风险,有三句话,叫千军万马,赴汤蹈火,前赴后继。当然,做网站的最终目标,当然是要追求利润。我相信互联网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社会。所以还有三句话:网络为王,无网不胜,跟不上将被一网打尽。网络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张:我非常赞同徐先生的观点。网络就是引导大家去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网络是需要赚钱,但搜狐更希望把互联网在中国作为一种公共性的事业推动。

徐:我们参与了一些互联网的推动工作,亦了解网络业的艰难。为了普及网络知识,我们连续两年举办了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大赛的项目除了普及互联网知识,还包括推动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同时为了调动女性上网的积极性,去年专门举办了中国网络小姐选拔赛,社会反响十分热烈。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我们只能做一些宣传鼓动的工作,以此促进全民的信息化。

张:中国网民的上网的比率太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上网,水涨船高。这可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互联网上的"立即效益",我觉得互联网最终是导致无阻力社会。

徐:对于公益机构来说,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实现在线捐款,但在线支付是否安全呢?

张: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捐款是不存在此类问题的,过去一两年的发展证实,在线支付已趋于成熟,政府亦重视此类问题,大家尽可放心。如果网友想表达自己的爱心,互联网可以让他的愿望马上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立即效益"。搜狐网的访问流量特别大,可以为公益事业在线捐款扩大影响。

徐:我还想请教一下张朝阳先生:公益事业讲公平,商业企业讲效率。可以这么说,中国青基会代表公平,搜狐代表效率。政府则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网络时代大家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更加公平还是更加不公平。比如说,张先生作为网络精英可以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这需要多少农民干多少年才能实现呀!

张: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亿万富翁。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肯定会有一批人先富起来的。股票上市等方式并不能起决定作用。互联网把能富起来的机会推到每个人的面前。可以使特别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有机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作为消费者就有权决定自己选择哪家企业,而不像以往,选择机会很少。

徐:我比较倾向于网络时代有利于公平的观点。平等是相对的,互联网的发展,社会信息化的推进,使得信息资源共享。互联网络就像是一个蜘蛛网, 无论人们在任何一个点上上网,都将成为网络的中心,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点。网络内无穷无尽的信息资源,可以无偿或以很低的成本获取,从而体现了更平等。

张:从互联网说到贫穷与富裕的问题,以一个小山沟的孩子和大都市的孩子相比,如果小山沟里的孩子也进入互联网,不断接受信息和知识,有可能和大城市孩子完全一样,更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他也有可能去创业,建立一个公司。

徐:互联网给了落后国家和地区跨跃式发展的机会。在希望工程建设的希望小学配备希望网校,建立多媒体远程教育电子教室,是我们的计划。我们希望借此使山区孩子享受网络时代的平等。我认为,互联网一方面创造了平等的机会,同时也使穷困和落后地区面临挑战,如果不能抓住机遇,也可能会拉开更大的差距。就如中国和印度,有同样的机会,如果中国不敏感,而印度抓住机会,我们就可能被印度甩在后面。

张:网络的发展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也许50年后我们会对印度刮目相看。

徐:尤其是面对美国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如不能把握机会的话,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殖民地吗? 

张:我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国家信息化的程度,结果指数非常低,计算机的人均占有量和信息人均占有量等都是排在世界最后几位的,和印度差距都很大。印度相对好一些的原因是说英语的国家,软件开发量比较大,对于中国,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徐:有一个风险投资家说了一句话:上帝是很公平的。网络时代给了中国机会,有许多外国公司来投资,你的市场大,把人口算成"会员",这样算起来,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潜力非常大。就是说我们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用大量的投资来推动中国网络事业的发展。我们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希望各方面的政策有利于市场的发展。

张:说到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假如中国每个网民的购买力是美国的1%,那13亿人还不如美国几千万人的购买力强,是看不到希望的。投资的原因是我国的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的,是看好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已在持续增长。不要只以为别人在强占我们的市场,在信息时代,财富源于人的创意和做法。

徐:我觉得假如不是风险投资者的冲动,互联网今天是什么样子也很难说,我们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很低,令人担忧。1998年进行互联网发展的调查,很多人说:上网干什么?普遍反映没什么内容,中文网站又很少;但1999年冒出了那么多互联网站,这完全是民间的投资冲动带动起来的。

张:这是由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我们为了能够在竞争中生存,我们整天想着如何在网上放各种东西来展现给网民,那成千上万的人如果都这么想,这就不成问题了,所以网络的发展一定要靠市场。

徐:市场的这个动力非常强,它的这种动力又推动了更多的人上网,又给投资方带来效益。中国整个市场很大,但经济不发达。欠发达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教育落后,人口的素质低。据我们调查,中国受教育年限是6.8年,美国是15.6年,日本是14年,英国则是16年多。中国全民文化程度是小学文化程度,相当于日本100年前。互联网时代给人们的教育带来好的机会。不知搜狐在网络教育方面有何发展?

张:搜狐有一个求知频道,各层段的人可以从这里不断获取有关知识。除此之外,还开办远程网上函授。搜狐可以把整个世界展现在一个人的面前,在山沟也好,城市也好,通过互联网,人们每天的信息量会逐步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全民素质会显著提高,所以互联网是现代化信息大量交流的工具,可以探索各个领域,体现一种全方位的现代化程度,为全面素质的提高创造一种非常好的条件。人们的信息量大小决定人的素质,在边远山区,即使他很聪明,你也会觉得他和你的差距太大。但如果在北京,人一出生就面对大量信息,会觉得很容易沟通。互联网是让山沟里的孩子一出生也可以了解大量信息最好的方式。

徐:这反映了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希望工程就是追求一种教育的平等。互联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将来网络教育的发展,能为我们迅速提高国民文化带来很好的机会。网络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现在投资大一点,但未来网络教育的效率是最高的。教育资源共享将极大地提高教育的效率,降低成本。网络发展对于加速提高国民素质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张:那么山区也要普及电脑。

徐:可以把城市淘汰的486、586等拿到山区。我们下一步准备募集旧电脑,送到农村去。假如农村不普及网络,这对于农村更不公平,差距会更大。我国规定从2001年起,高中开信息课,城市初中开信息课,教育部这个决策是近年教育发展中最英明的决策。但农村还会滞后于城市。希望社会在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更为关注穷地方,不要把穷地方抛得更远。捐些旧电脑到农村的学校,让农村山里的孩子也能上网。我想下一步和张朝阳探讨一下这个新项目。

张:新合作项目,募捐旧电脑,搜狐愿意支持。

徐:在网络时代大潮到来时,存在一个问题,传统产业反映比较慢,出现一种情况:网上新闻做得最好的不是传统媒体,做电子商务的手中没货,教育做得最好的也不是学校,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网络上做公益事业最好的不是我们非营利机构,说搜狐是公益网站也不为过。这个状态是否正常呢?

张:这很正常。网络是一种新的东西,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从新大陆产生新的交通规则,与原来的规则不太一样,往往从新大陆产生出来的公司,比较了解新大陆的规则,往往能够发展更快,但并不代表永远能够发展。比如1999年的很多事,才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这种紧迫感,意识到这种压力。

徐:中国传统工商企业网络普及率很低。

张:在美国,人们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传真,一个电话便可做成一件事,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直到几十家公司淘汰为最后的两家。只要对方比自己稍微好一点,这时如果他上网,你不上网,你就要失败了,这是市场经济的问题。

徐:美国企业竞争已达到较高水平,没有多少空间了。

张:在我国则有较大的余地,就算企业不上网,也还可以发展。

徐:在网络的发展中,网络公害是教人头痛的东西,需要政府法律来遏制,用新技术来防范。我想还要从社会的角度用公益对付公害。

张:应该可以的,但如果涉及刑事案例,就属于法律范畴。

(原载2000年5月8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整理 张晓坤 刘旭波)


希望工程诉讼案牵动网民心

地点:《人民日报》网络版《强国论坛》

时间:2000年6月23日

● 徐永光: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很高兴到《强国论坛》和大家一起,谈谈有关希望工程香港诉讼案的事情。大家尽可以提出你们感兴趣的问题,不要怕我有什么为难。

强国论坛的掏粪工:徐永光先生,青基会本身怎样运作,才能把小饼做成大饼(我指基金资本)。

● 徐永光:青基会的基金属于公益性基金,都是来自社会捐款,这些捐款一般都要求定向使用,比如说,捐款建一所学校,或者救助一名失学儿童,所以捐款不可能留下"做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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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作客《人民日报》网络版《强国论坛》。

山村人:请问希望工程起了多大作用?

●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资金非常有限,相对国家的教育投资,是杯水车薪。但是希望工程更重要的是唤起全民的重教意识。这个作用很难用资金来衡量。

摘星手:请问秘书长,当初您离开团中央,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 徐永光: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

温州--泉子:请问徐秘书长,咱是老乡吗?请回答。

● 徐永光:是的。我是温州人。离开温州的时候是30岁。

绝越书人:请问:希望工程中,哪一部分人捐钱最多?

● 徐永光:为希望工程捐款最多的还是工薪阶层,解放军也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支持者。来自香港的捐款三分天下有其一。  

一名热心希望工程的人:徐永光先生,您在香港打官司有没有感到很紧张?

● 徐永光:可以说,10年希望工程是我一手操办的,对方大律师任何问题都难不倒我。但是,我们给《壹周刊》提供了从1989到1994年来自香港全部捐款的原始凭证,被诉方大律师又给我玩了很多数字陷阱,在那么多数字面前,有时还是很紧张,生怕哪一处合不上。

我是大鸟:徐永光先生,请问赔偿能挽回所有的损失吗?

● 徐永光:这次诉《壹周刊》诽谤案,主要是为希望工程讨回清白,当然这点赔偿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国青基会胜诉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公信度,这样我们的捐款会源源不断。

结结巴巴:徐秘书长,给一点具体的成绩,如建校、资助的详细数字。

● 徐永光:希望工程实施10年,救助失学儿童230万,建设希望小学近8000所,它的社会效应超过它的实际资助效果。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秘书长,我相信香港的记者比大陆的官员诚实,比如,你的话我就怀疑……

● 徐永光:我是民间机构的负责人,不是官员。在10天的法庭审理中,我接受了被诉方大律师8个小时的盘问。钟安德大法官在判词中说,"本席相信徐及杨(青基会副秘书长)的证供在有关责任方面完全可靠和可信。"

强国四大恶人之老六:老徐:我觉得希望工程的钱大部分进了村干部和包工头的腰包,您认为呢?告诉我们真相!

● 徐永光:这个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否则希望工程早就倒台了,我们这次也不可能在香港赢得官司。还好,你不是一家报纸,否则也要吃官司。

陈杰人:秘书长先生,您在香港打官司,是否感受到英美法系和我国法律体制的强烈区别?

● 徐永光:两种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是大陆法系,是成文法;香港是英美法系,是案例法。法庭审理的程序也不一样,主要是由双方的大律师进行辩论,原诉人不叫当事人,只是做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大律师的盘问。我以为香港的法庭还是很公正的。

社会主义好:秘书长,你没有回答吃住是什么级别?费用从哪里支出?是否有见不得人之处?

● 徐永光:我过去曾是局级干部,现在是民间基金会的负责人,我们的工资和行政经费没有国家拨款,是用基金增值支付的。

小草一棵:请问希望工程的账目是公开的吗?

● 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在每年3月份,公布上一年的财务收支情况。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秘书长,你们胜诉的钱,是否捐给希望工程?

● 徐永光:除了支付这次诉讼的有关费用外,其余部分当然用于希望工程。

占领美国:徐先生,希望工程捐款在某些地方被挪用,学生校舍被盖成危房,你们怎么处理?

● 徐永光:请具体告诉我是什么地方?我们将会调查处理。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秘书长,我相信希望工程的捐款,大多数进了官员的口袋,其中包括你,恕我直言。

● 徐永光:如果这样,我就要下地狱了。

老酱88:上面把教育当成了捞钱的产业,根本没觉得教育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还没百姓觉悟高。

● 徐永光:教育应该成为一种产业,应该鼓励民间投资教育,而不应该由国家垄断。只有这样,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才能得到缓解。

 三板:请徐秘书长务必回答:全国现在还有多少失学儿童?国家几年可以解决失学问题?

● 徐永光:希望工程救助的失学少年占失学少年总数的三分之一,现在国家也在重视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资,相信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这里指的民间,不只是希望工程。

农转非:徐秘书长:希望工程的开支费用占获捐数目的百分比是多少?

● 徐永光:到目前为止,希望工程的全部捐款都是用在救助项目上。我们的工资和行政经费没有动用捐款。而在国外,一般行政经费要占到捐款的20%左右,各国专家在考查了中国希望工程之后,都认为我们做得比他们好。

陈杰人:有位国家领导人说过,决不把贫困带入21世纪,您认为现在中国还有贫困吗?

● 徐永光:贫困是相对而言的,美国还有贫困呢,中国当然有。

寇宗:秘书长是咋来的?坐啥车?

● 徐永光:我是坐基金会的车子来的,是奥迪车。

小草一棵:希望工程的效果,是否已经呈现出来了?

●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效果可能表现在各个方面,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秘书长,你去过农村吗?你和农村失学儿童交流过吗?没有,就请去看看,或者,辞职。

●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创意就是从农村来的,我到贫困地区做过长时间的调查。

 一名热心希望工程的人:徐老师,希望工程搞了10年,您是不是烦了,搞起了绿色希望工程,还举办网络小姐大赛,是不是有点俗?

● 徐永光:中国青基会不等于希望工程。我们现在是在三个领域一起推动,一是教育:希望工程;二是环境:保护母亲河行动--绿色希望工程;三是推动信息化:中国互联网络大赛。这三件事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都很重要。

温州--泉子:希望工程搞了10来年,我还不知道怎么捐款呢?请告之!大家都出把力吧!

● 徐永光:请访问我们的机构网站,www.cydf.org.cn

山村人:请问徐老师:希望工程工作结束后,您会从事何种职业?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

● 徐永光:希望工程结束后,青基会的工作还在继续。我只会做民间组织的工作,不会做官。

风风火火闯九州:希望工程的出现,说明国家财政已快枯竭。

● 徐永光:捐资助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公益事业的主体。

袋鼠-业余爱国人士:我发现中国人在大吃大喝上花的钱惊人。少吃一点,都有学上了。

● 徐永光:我的感受比你更强烈。

小草一棵:希望工程的管理人员是如何选择的?

●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管理者主要都是志愿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当然我们要进行严格的考查,以我看来,目前希望工程各级管理人员的素质都是比较好的。

农民甲:青基会是不是应该多雇些有热血有爱心的义务工作者?你们的人手够吗?

● 徐永光:欢迎更多的志愿者参加希望工程。

无哩头:徐先生:青基会在西藏做过什么工作?

● 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帮助西藏建过许多希望小学。去年8月我到西藏,也带去100万元的捐款。西藏特别需要大家的支持。

山村人:请问:希望工程工作结束后,如果还有这方面的捐款,找谁?

● 徐永光:你最好直接和农村的学校联系,通过学校资助那里的失学儿童。这样效率会更高。

书生意气:徐先生,就我所知,许多国民对于希望工程还是有很多爱心,只是对于组织机构没信心。

● 徐永光: 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们正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你和其他人的看法。

风风火火闯九州:请问,是教育重要,还是修国家大剧院重要。

● 徐永光:文化建设同样非常重要。

良知吾师:新中国前30年教育普及率从20%跃升至80%,现在呢?

● 徐永光:我们国家教育落后的问题是大家都非常焦虑的,中国全民平均受教育6.8年,是小学文化程度;美国全民平均受教育15年以上,是大学文化程度。中国的落后,国民素质低是非常要命的问题。

小草一棵:如果有其他组织也办希望工程,你会欢迎吗?

● 徐永光:希望工程已由中国青基会在国家商标局注册为服务商标,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用希望工程名义开展任何活动。

红蛇:看出来了吗?几乎没有人对《壹周刊》感兴趣,但对希望工程倒颇有微词。

● 徐永光:这个问题会让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山村人:请问:《壹周刊》是根据什么线索报道你们的工作失误?

● 徐永光:请看中国青基会网站,www.cydf.org.cn,《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我的访问文章。

东风-31:徐秘书长,您欢迎宗教界人士也办"希望工程"吗?

● 徐永光:不论任何信仰支持希望工程都欢迎。

有识之士:请问徐先生的数字可靠性有多高,要知道基层统计虚报现象并不少见。

● 徐永光:希望工程从实施的实际效果看,我们公布的数字并不能反映全部。有许多人直接把捐款送到农村资助失学儿童或者建学校,都未统计,希望工程公布的数字是不可能有水分的。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秘书长的讲话,给我的感觉是官味十足,大家也来看看:

(引用了徐永光在年报上的致词,略。)

● 徐永光:我同意。我看了也烦。

有识之士:请问徐先生:若海外宗教组织捐款,是否接受?

● 徐永光:只要没有附加条件,可以接受。

宪法三十五条:台湾的民国宪法规定教育投入不得低于GDP15%,实际投入高于20%!我们呢?100个青基会也没用!一个大贪官就几个亿!

● 徐永光:教育投资不可能到达GDP的15%,据我了解应该在6%左右。中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2.5%,看来到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很难实现。

书生意气:徐先生,为了使基金增值,有没有想过动用一部分基金投资于证券和其他的项目?

● 徐永光:我们没有用捐款做过一分钱的股票投资。

袋鼠-业余爱国人士:我发现徐先生与其他嘉宾不一样,打字很快,这样交流就流畅。

● 徐永光:不是我打的。是有人帮我的忙。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秘书长,希望您回答一下您在乡下调查时的吃、住情况。如果您曾与农民同吃同住,我给您鼓掌。

●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灵感是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调查教育时产生的,我到的金秀县共和村,和村长一起在用石块垒起的大锅里捞面条吃。当然现在下乡吃住的条件要好一些,不过不可能有三星四星级宾馆。我去的是穷地方。

农转非:徐秘书长,你认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大发展的"希望"是在于国家政策,还是老百姓自掏腰包?

● 徐永光:是前者。

良知吾师:徐先生请回答这个前瞻性问题。如果不改革仍处于文革时代,您可能会在咋样的岗位上呢?

● 徐永光: 我1978年以前是温州邮电局的汽车修理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大约是七级工或八级工。

一名热心希望工程的人:徐先生,中央的江/朱/李等,对你怎么看,有没有重用你的打算?

● 徐永光:你能否帮我问问。

红色赤卫队:徐先生,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发行教育福利彩票,为什么没有被批准?

● 徐永光:我们一直在争取发行希望工程彩票。但没有结果。

温州--泉子:请问青基会的E-mail?

● 徐永光:webmaster@cydf.org.cn

强国四大恶人之老六:老徐:希望工程首要应资助人民的信心,人民对各种形式的组织的诚实性都表示怀疑。

● 徐永光: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类似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通过民间机构的努力来提高公众的信心。

最看不惯北京人:徐先生,若在香港回归前,和《壹周刊》的官司能打赢吗?

● 徐永光:我可以比较肯定地回答:香港回归前后的法律制度是一贯的。我们原来一直争取在回归前开庭审理,由于各种原因,官司拖了6年。

五分硬币:捐款人如何查询捐款的去向?

徐永光在温州培培外国语学校看望希望之星班的学生。

● 徐永光: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机构都要接受捐款人的监督,如果发现捐款被贪污,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进行举报,通过媒体曝光也是选择之一。

绝越书人:请问:我想另起炉灶,和你们比一比,政府同意再设立一个类似的民间机构吗?

● 徐永光:如果可以,我和你一起干。

犁:中国的一些慈善事业透明度不高,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不高?官僚不喜欢向人民汇报。

● 徐永光:中国的慈善事业想要发展就要提高透明度。我们不是官僚,我们没有行政权力,我们自己也没有钱,我们靠的是社会的公信度。取信于民,才能发展。

摘星手:我觉得青基会不算是地道的民间组织(NGO),应该是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GONGO)!

● 徐永光:你很在行。我怎么包装成民间机构也不像。   

一名热心希望工程的人:请问秘书长,如果我到贵处,一月给多少钱?

● 徐永光:因为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不便回答。请你通过我们机构网站进行联系。

红色赤卫队:徐先生,保利公司动用几千万去赎国宝意义大还是拿来资助贫困孩子读书意义大?

● 徐永光:这是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

犁: 捐款应有法律依据,慈善机构应有相应的法律监督和新闻、言论监督,善事善办。暗箱操作会出误会。

● 徐永光: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已经正式颁行。我们正是依法行事。

温州--泉子:秘书长,温州的老板好像对希望工程不太热心,你是否该想点法子,让他们掏点腰包,OK!!

● 徐永光:温州鹿城区街道企业曾在1992年提出每一个企业捐助一名失学儿童的倡议。该区5000家企业捐助了泰顺县5000名失学儿童。现在温州有两个民办学校,创办了希望之星班,为全国20多个省的希望之星提供了免费入学机会。

山村人:请问:我国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什么愿意带有官方色彩?绝大多数还享受行政级别?

● 徐永光:我和你有着同样的问题。

不说不透:请问秘书长:青基会的人在香港住这么久,吃住是什么级别?费用从哪里支出? 谢谢!

● 徐永光:我们住在中资公司华润公寓楼,在香港是最便宜的。有朋友来看望我,都直摇头,说太寒碜了。这些费用都是先挂账,现在可以从《壹周刊》的赔款中支付。

不说不透:据我一个在青基会工作过的朋友讲的青基会的一个秘密--该会的仓库里堆满了全国各地捐来的文具等物品,就那样堆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去管它,也没人把它分派下去。哎,捐物看来就没捐钱好使。

● 徐永光: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过。但是青基会的仓库很小,不会有很多的东西堆在那里不分派下去。

下路: 即使你们打赢了官司,大家对你们的怀疑就能消除吗?到底青基会有没有做好提高透明度的准备?

● 徐永光:提高透明度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今日高温持续不退:请秘书长回答:你个人资助过几个失学儿童?

● 徐永光:我本人为希望工程捐款在几千元,我也记不清楚具体数字了,直接资助了几个孩子,主要是检验性的,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效果还不错。

三好生:请徐先生对云起所提"全部捐款可否在网上建立个数据库"的建议做个评价好吗?

(附云起的建议:青基会中的所有活动费用是哪里支出的,全部捐款可否在网上建立个数据库大家查寻:1每个捐款人可查到自己的捐款,杜绝假捐款现象;2每个受捐人可查到应该得到的款项,杜绝发放中的问题;3会中的所有支出可查,包括建立这个数据库的费用;4出、入平衡情况。)

● 徐永光:全国希望工程捐款的总额是18.42亿人民币。中国青基会直接接受捐款6.1亿人民币,已支出56亿多,待拨捐款还有4800多万,要在近两三年之内全部支出。已经支出的部分都经过捐款人的检验和国家审计部门的审计。以后我们将要通过互联网建立捐款收支的数据库,公布捐款收支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五分硬币:花这么多钱打这个官司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成语,勿怪),只要账目公开,还怕人说吗?

● 徐永光:心虚就不可能敢打官司,是我们告《壹周刊》,而不是《壹周刊》告我们。

红色赤卫队:徐先生不要回避,请回答:九年义务教育=免费教育?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贫下中农的子弟读不起书?

● 徐永光:中国小学教育是免费的,即不收学费。但是学生要自己支付书本和一些杂费。有些贫困的家庭连这点钱也付不起。

犁:建议:青基会可以上大一点的慈善项目。可以适当集中点资金,自己建设有形的城市学校,让穷孩子进城读书。

● 徐永光:我们要根据捐款人的意愿来使用捐款,并没有我们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资金。

摘星手:秘书长,您对自己的孩子满意还是失望?

● 徐永光:如果打分,可以打90分以上。

再次下岗:请问徐同志中国能不能将需要捐款的孩子名单公开,让捐款人自己找捐助对象。

● 徐永光:请访问:www.fm365.com.cn 网站教育频道的希望工程栏,那里有需要资助的希望之星的名单。

网上散步:俺真想悄悄地为希望工程捐款(单位组织捐过几次),但有两怕:一怕捐款被你们哥几个搓了;二怕捐款养了白眼狼。捐款如何有效使用且捐款高度透明,是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好,会有更多的人发挥爱心。

● 徐永光:如果中国青基会有人拿捐款去搓,可以公诸于众。我们有时也吃饭,但不是用捐款。

山村人:请问:您对自己10年希望工程工作是个什么样的评价?

● 徐永光:对希望工程的发展非常满意。自己感到非常疲惫。谢谢。

● 徐永光:今天各位网友对我很客气,手下很留情。看来还没有什么问题把我难住。如果有机会,下次再见。谢谢各位朋友。

(2000年7月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转载)


"巩俐阿姨广告"事件是是非非

今年,两起与希望工程有关的纠纷使中国青基会备受瞩目。虽然,拖了6年的《壹周刊》侵权案终于有了结果,沸沸扬扬的"巩俐阿姨广告"纠纷也已得到化解,但社会各方对这两件事的评论意犹未尽,有赞扬,有批评,由此引发的话题着实不少。近日,一直保持低调的中国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就这两起诉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与《壹周刊》案件性质不同

问:中国青基会是怎样看待这起"巩俐阿姨广告"事件的?

答:我们认为这是一起借希望工程之名进行商业宣传的侵权事件。这有两层含义:从道义上讲,希望工程是一项有崇高声誉的社会公益事业,借此进行商品推销,损害了希望工程的纯洁性,也伤害了公众的感情;从法律上讲,希望工程作为公益品牌已由中国青基会注册为服务商标,哈药六厂未经中国青基会同意,擅自使用希望工程的名义拍摄播出商品广告,这是一种侵权行为。

问:记得香港《壹周刊》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基会当天即发表声明,而"巩俐阿姨广告"出现后,青基会为何迟迟没有做出反应?

答:这则广告播出后,我们没有立即做出公开反应,是因为需要进行调查:一是调查在哪些媒体上播放这个广告;二是向31个省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发出调查函,了解哪些希望小学收到过"盖中盖"口服液的捐赠,尤其是黑龙江省。当时初步判定,现在证实,只有参与拍摄广告的依兰县迎兰乡希望小学曾经收到过。但我们认为,捐赠行为应是无偿的,不求回报的,为了拍摄广告而赠送,这不是真正的捐赠行为。

问:青基会处理此次广告纠纷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是什么?

答:我们原定的策略是:先调查,而后与广告主哈药六厂交涉;这一过程不做公开宣传,尽量不走诉讼之路。

自从6月30日网上开始讨论这起广告事件后,报刊媒体也纷纷报道,引起了广大关心希望工程的公众的关注。10多年来,社会各界对希望工程倾注了爱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能容忍希望工程的名声受到损害和玷污。这起广告事件受到大家如此热切的关注,反映了公众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爱护;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化解矛盾,也是与公众的参与、公众的压力分不开的。这一过程正是社会公众自发参与对公益品牌的监督和保护的过程,令人欣慰。

问:"巩俐阿姨广告"和香港《壹周刊》事件有何区别?

答:虽然这两起事件都属于法律上的侵权问题,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壹周刊》是对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恶意诽谤和无端抹黑,对于这样的毁誉事件,只能通过诉讼来讨回清白。为此,我们承担着数百万诉讼费的压力,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6年不妥协,直至最后胜诉。而哈药六厂的广告是利用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进行的商业策划,以借此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鉴于这一侵权行为并非出于恶意的动机,我们决定尽量不走诉讼而是通过交涉协商解决问题。两个事件的了结,前者用了整整6年,后者仅用8天。当然,在后者的迅捷解决中,公众参与起了重要作用。

青基会并非与哈药六厂"私了"

问:在这起广告事件中,也有不少公众的批评是指向青基会的,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最初,公众是指责我们反应迟钝,更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改变原定的工作步骤,在获得调查数据后于7月5日公布了给哈药六厂的律师函,并在7月6日派出由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赴黑龙江依兰县迎兰乡希望小学调查。我们在律师函中的措辞比较严厉,指出这是一起"冒用希望工程良好声誉制作播放虚假广告以牟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是对中国青基会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妥协退让。

在和解消息公布以后,我们又受到许多批评。有人说中国青基会转弯转得太急,是不是与哈药六厂搞了什么"不光彩"的协议,放弃了原则。这是一种误解。首先,纠纷的迅速解决对双方来讲都是件好事。在我与哈药六厂汪兆金厂长见面前,他已在7月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社会各界表达了歉意,12日再次诚恳认错并向青基会表示歉意,同时做出支持希望工程的承诺。因此,我们认为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消息公布前,也有人提出是否弯子转得太快了。我说,这样做也是考虑到厂家的利益。哈药六厂从一亏损企业到盈利大户,年上交国家税收数亿元,安排下岗工人几千名。但由于广告事件,该厂的销售额大幅下降,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如果把企业炒垮那将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更不是青基会所愿意看到的后果。所以,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问题解决得越快越好。这符合青基会的利益,也符合社会的利益。

问:这起纠纷的和解是在"秘密谈判"下达成的,是不是意味着青基会和哈药六厂"私了"?

答:谈判过程保密是正常的。在我和汪厂长见面时,双方认识的差距已经缩小,都有迅速解决纠纷的诚意。在谈判中,中国青基会既坚持了原则,也表达了友善的态度和灵活性;汪厂长也是从希望工程的大局出发,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表现出一位成功企业家的大家风范。和解协议也包括了哈药六厂向希望工程捐款。

我有必要对此做一些说明。中国青基会作为非营利的公共机构,担负着公共责任;接受、管理、使用捐款,体现了公共的需求和利益。公益捐款带有"公益信托"的性质。捐款者是"委托人",接受捐款的公益机构是"受托人",资助对象是"受益人"。任何希望工程捐款的终极受益人都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在过去的10年内,希望工程平均每天接受的捐款超过人民币50万元,每一笔捐款都用在失学儿童的救助和希望小学的建设上,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没有动用一分钱捐款发工资、奖金。这是任何一个非营利机构发达的国家都做不到的。他们的法律允许提取20%左右的捐款作为机构的行政管理经费。

这次中国青基会与哈药六厂达成和解并接受其向希望工程的捐款,不是什么机构"得好处"的"私了",也不是什么"只要给青基会捐钱就不追究"的"拿原则作交易"。因为得到捐款"好处"的是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而非机构管理人员,与私无涉,还因为我们是在坚持原则、维护希望工程权益的前提下,才可能接受捐款的。没有这个前提,多少钱都不能拿希望工程"作交易"。还需要说明,作为捐款人,哈药六厂有权提出使用意向并监督捐款的实施;同时,我们也尊重其暂不披露捐款数额的要求。

问:青基会在接受哈药六厂道歉和捐款后宣布双方达成和解。一些人认为青基会没有这个权利,权利属于公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基会:希望工程是你们家的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希望工程这个品牌属于公共物品。它由中国青基会创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和全社会共同培育的公益品牌。在培育这个品牌的过程中,青基会和社会公众又承担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是公民的义务,同时他们有权监督公益机构的工作,一旦发现某个公益机构不能代表公众利益,不仅可以批评,可以断其"粮草"(不捐款),严重的还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像中国青基会这样的民间公益机构,要想得到公众支持,实现自己的宗旨,必须全心全意地服务公众利益。因为你既无政府权力的强制,又不能给捐款人以物质上的好处,靠的是公众对你的信任。同时,公益机构应依照国家法律,有效行使对公益品牌管理的权利。如果中国青基会没有对希望工程管理的权利,谁都可以拿希望工程的名义做事,那么希望工程的牌子早就砸掉了。10年来,中国青基会运用这种权利,严格管理希望工程这一公益品牌,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侵权行为及时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该打击的打击,该谈判的谈判,该引导的引导,有效地杜绝了希望工程品牌的被滥用,维护了希望工程的纯洁和崇高社会形象。

希望工程有"八大隐患"

问:这两起事件是否表明希望工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隐患?

答:正是。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由民间非政府机构动员实施的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制度创新,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它的发展环境,包括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都不是很有利,艰难和风险比你想像得要大。我在1994年就指出:有"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周围。"八大隐患":一是没有通过希望工程实施管理机构的自发性捐款而冠以希望工程之名的"体外循环";二是借希望工程之名谋取商业利益的"假名营私";三是因党政领导干预而影响希望工程实施管理规则严格贯彻的"体制摩擦";四是政策法律环境不健全给希望工程带来的"政策风险";五是造成捐款不能及时到位,不能兑现对捐款人承诺的"管理疏误";六是不负责任的媒体对希望工程的"中伤毁誉";七是当希望工程出现局部问题时,因社会期望过高而引发的"失准评判";八是因希望工程管理机关贪污腐败而最终"自砸招牌"。 

这10年来,"八大隐患"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任何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以使希望工程遭受灭顶之灾。中国青基会运用三大法宝--"三律"来克服隐患,遏制风险。一是自律,即严格管理;二是他律,即公众监督;三是法律,即采用法律手段保护合法权益。在过去10年中,中国青基会为保护希望工程的安全运行,在宏观控制、中观策略和微观操作上,竭尽全力,各种手段用到了极致,保证了希望工程的整体性、规范性和合法性。比如,全国有32个省级机构实施希望工程,都要经过中国青基会授权,每年接受评估,每年签定协议。如果管理上出了问题,就会受到制裁,乃至停止对该省希望工程的资助。

问:现在公众普遍对希望工程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不容许有任何玷污希望工程良好声誉的行为发生,这对于你们的工作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是吗?

答:的确如此。我们希望公众能够对希望工程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希望工程是在社会转型期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公益事业,他并非是生长在真空之中。一方面它面临着"八大隐患"的侵扰,另一方面公众对它的期望值过高,高到近乎苛刻的地步,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发生,这样很容易导致对它的失准评判。我们认为,对希望工程不能"神化",也不要责之过苛,否则它也会不堪重负而趴下,同时,也呼吁给予希望工程管理者以信任和机会。他们可能会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也应该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惟一不能原谅的是,希望工程管理机构出现贪污腐败。如果这样,则应坚决打倒,让它背负万劫不复的耻辱。

《壹周刊》案胜诉后,我们不是开庆功会,而是马上检讨希望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讨论如何排除隐患。在处理哈药六厂广告事件中,公众对青基会有许多批评意见,这首先出于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爱护,对此,我们非常感谢。同时我们会更加严谨慎行,把希望工程的管理做得更好。我们始终相信,公益事业的发展必须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在这种监督下,魔鬼也会受到约束。中国青基会一定会坚持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忠实真诚地保护希望工程的纯洁性。我们责重如山,绝无懈怠。

公益事业与商业行为可以找到结合点

问:能不能给希望工程这样的公益品牌定个价?

答:希望工程很难定价。这10年来,希望工程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时尚,一种道德追求,成为人们美好感情和理想的寄托,还形成了一种公民自觉参与推动社会文明、公正的社会机制。这种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问: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对公益品牌的保护?

答:首先,公益机构在创立公益品牌时,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捐赠法、合同法和社团管理方面的法规等,都是在创品牌中特别需要遵循的;其次,应对公益品牌进行服务商标注册,赋予它确定的法律地位;最后,公益品牌的保护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机构本身的管理,要加强自律,自觉接受公众监督,提高透明度,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最终使这个品牌获得公众和社会的共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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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访问美国著名的公众筹款机构“联合之路”。

问:工商企业是公益事业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渠道,公益事业与商业行为有无结合的可能?

答:非营利的公益事业与营利机构的合作,是非营利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两者之间可以找到结合点。一个有使命感的工商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不会见利忘义,而会把支持公益、回馈社会作为企业目标的组成部分。这种义举,又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获得公众的好感 ,给企业发展带来良性互动的效果。非营利机构则可以借助商业企业的这些发展需求,寻求合作点,达到双赢的目的。通过企业赞助为体育比赛和各类评奖活动冠杯名,是这类合作最常见的例子。

问:如果哈药六厂事先与中国青基会达成协议,再拍摄这样的广告,即宣传了希望工程,又提高了企业的公关形象,是否可行?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一是真实性,希望小学的孩子确实受益;二是合法性,根据授权的限度把握宣传的分寸;三是公众接受的程度,如果前两条都具备了,而公众有反感,也可能适得其反。这个问题可以探讨。据我了解,在国外,公益事业和营利机构合作的事例很多,如公益义卖、在商品上贴附捐标志等。公益团体本身也可以做一些营利性活动,只要其收益不用于私人分配而是用在公益事业上,就不影响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和公众形象。

问:今年因《壹周刊》诉讼案和"巩俐阿姨广告"事件,使希望工程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对中国青基会和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答:最大的收益是希望工程更加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过去许多人知道希望工程,但不了解它的实施机构中国青基会;不少人以为希望工程是政府办的,看到一些政府机构的严重腐败,不相信它能抗拒腐败,保持清白,因而从不给希望工程捐款。也许在上述两件事过后,这种误解会有所改变。两起事件还引发了社会对公益品牌保护的讨论。由于此处没有什么"禁区",大家可以自由发表观点,见仁见智,对于在中国如何规范运作公益事业,保护公益品牌起到了宣传、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这些方面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两件事本身。 

(原载2000年8月2日《财经时报》 记者 张浩)


在天堂地狱间走钢丝

备受世人关注的中国青基会起诉香港《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案(本报在3月14、17、23、24日和昨天曾对此案做过连续追踪报道),在漫长的6年之后终有结果。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钟安德大法官做出判决:

1、法庭裁决原诉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2、被诉人赔偿原诉人损失港币350万元整;

3、被诉人须付原诉人法律费用;

4、有关利息,如双方未能同意,由法庭裁决。

6月21日下午,本报对此案原告中国青基会法人代表、秘书长徐永光进行了独家专访。

六年冤屈一朝雪

记者:此案历时长达6年,希望工程的冤屈今日昭雪,您的心情如何?

徐永光:可以用"牵肠挂肚"来形容我对此案的心情,我们为开庭等待了6年,又等了3个月才宣判,虽然很有信心胜诉,但在没拿到结果之前,还是处于一种焦急的等待。听到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之后,我很高兴。昨天很多青基会的工作人员和关心希望工程的朋友都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候消息。下午3点左右,香港打来电话,胜诉了,大家都欢呼起来。

记者:这6年中您是否一直处于一种强大压力中?

徐永光:此案的6年审理中,希望工程一直在向前推进。虽然《壹周刊》也提出和解的建议,和解包括给希望工程一些补偿。如果我们想简单地了结此案,和解就行了,还能得到一些经济补偿。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法律手段讨回清白。因为打官司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不是被迫上法庭,主动权在我们手中。对此案本身,我没有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此案6年来一拖再拖,希望工程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实施,尽管我们把管理、监督的手段用到了极致,包括"牺牲效益保平安",但毕竟"夜长梦多",我们在精力、资金、心理上都会有一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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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冯华健大律师研究案情。

这次到香港出庭,我对大律师提出三个目标,先后顺序是:1无论如何要了结此案,当然也包括和解在内,因为打官司只是讨回清白的手段,不是目的。开庭后,被诉方也曾两次提出和解,但因没有达到我们最低的和解条件,我们拒绝了。2讨回清白,挽回名誉。3赔偿经济损失。目前看这三个目标都达到了。

记者: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您满意吗?是否符合您的期望?您觉得这对补偿希望工程6年的损失是否公正?还会上诉吗?

徐永光:这个判决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判中国青基会胜诉;二是判《壹周刊》赔偿青基会350万元港币的损失。对于香港高等法院判决中国青基会胜诉,我非常满意,这说明香港的法律是公正的,希望工程讨回了公道。对于赔偿金额,我们的大律师提出赔偿2300万,而希望工程实际损失还要更大,350万赔偿离我们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

但从另一角度看,赔偿350万港币的判决已经创下香港诽谤案件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我们因此聊以自慰。

记者:这笔350万港币的巨额赔偿,中国青基会有何打算?是否继续用于救助失学儿童?

徐永光:在6年的诉讼中,我们已经支付了巨额的律师费、诉讼费,这些在案件判决后由败诉方支付,将会如数返还中国青基会。但在持续6年的诉讼活动中,我们在内地和香港处理法律事务中,中国青基会有很大的开支。所以,我们首先要支付此案的开支,余下部分当然要用于希望工程的管理和救助。

记者:此案自今年3月13日在港开庭到24日结束庭审只用了10天,但为何直到3个月后才有结果?此例首起内地机构诉港媒体案是否让香港法官有些为难?

徐永光:这次庭审有这样一个背景:香港法律规定,诽谤案一般应有陪审团,在市民中随机抽选组成陪审团,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大法官认为此案专业性较强,涉及到财务等专业知识方面,内容复杂,双方证据篇幅大。大法官提议不设陪审团,自己来审。原诉被诉方都同意,这样做,庭审效率较高。

但在最后判决的时效上则相反。有陪审团时,由陪审团当庭判定,时间较短。由大法官判决则要对控辩双方的证据理由进行分析判定,要写出详尽的判词,判决结果成为香港的判例。昨天,我们拿到钟安德大法官的裁决书,长达35页,文本是英文,香港的事务律师翻译就用了好几天。此案的工作量很大,并非在判定上让大法官感到很为难。

记者:此案判决对希望工程、对中国青基会有何影响?能成为中国青基会走向新世纪的一个转折点吗?

徐永光:不能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说中国青基会事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胜诉后,使中国青基会的社会公信度更加提高,现在香港媒体已有强烈反映,认为希望工程可以信任,有媒体也提出应该更加热情地支持希望工程、支持内地农村的教育。这样就为希望工程、为中国青基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所以,此案的判决对希望工程、对中国青基会是非常有利的,甚至可以说对提高全社会,包括海外华人、港澳台同胞对中国公益事业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香港法律制度令人耳目一新

记者:为青基会辩护的香港大律师对此判决有何评价?

徐永光:为我方辩护的冯华健大律师对希望工程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谈道:香港民众多年来一直支持希望工程。虽然1994年发生了《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案,捐款有所下降,但随着此案事实真相的公开,香港民众对希望工程会越来越信任。

冯华健说:"我作为香港资深大律师,二十几年来已经接过无数案子,我有我自己的专业判断。我知道一些内地的腐败情况,但是我通过大量的证据材料了解了希望工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衡量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做出了我们的判断。我最大的信心是对方一个证人也没有,因而没有能力来证明自己。"

记者:《壹周刊》是否会不服而提起上诉?

徐永光:目前我不得而知。但据香港法律其在28天之内可以向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

者:您在香港亲身经历法院庭审,您认为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

徐永光:首先,1994年我们决定起诉《壹周刊》,是基于对香港法律的信任。从此次开庭审理来看,我们亲身感受到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合理性,控辩双方有充分的机会申诉自己的理由,法官是公正的裁判,主持双方辩论,最后再根据证据和双方的辩论做出判断。

记者:您对控辩双方大律师有何印象?

徐永光:我们有幸聘请冯华健资深大律师、莫树联大律师作为我们的诉讼代表;聘请廖绮云律师事务所作为我们的事务律师。特别是冯华健资深大律师以他的专业判断接受了这个案子,并以他丰富的专业知识、诉讼经验和堪称典范的职业精神帮助我们赢得了这场官司。

对方黄福鑫大律师,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的盘问。黄大律师是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很威严,他不断使用各种盘问方式维护《壹周刊》,打击青基会。他的职业精神和水准让人佩服。在被诉方证人不能出庭的情况下,他抗辩到最后一分钟。但在庭下,我们见面还是很客气的。

记者:中国青基会在此案中有何经验与教训?

徐永光:在结束与香港《壹周刊》的诉讼纠葛后,中国青基会更加冷静地审视了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更加严格地对希望工程捐款资金进行管理,更加透明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也要加强希望工程专有商标的授权管理。今天,我们的法律顾问也再次重申:希望工程的捐款必须由中国青基会和由中国青基会授权的省级青基会暨希望工程办公室受理。除此之外,任何机构都无权接受希望工程捐款;对未经授权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机构,将追究侵权责任。

记者:本案可否为内地机构海外打官司提供一个参考?

徐永光:此次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香港法律制度,对英美法系的规则和程序有了认识,可以为准备在香港打官司的机构和个人提供咨询。但走到香港法庭上需要很大勇气,也有很大风险,要三思而后行。

中国有句古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对于香港最为适用。中国青基会为打此官司用了6年时间,耗费了数百万诉讼费,这对内地机构是很难承受的。而且还需自身十分过硬,起诉前要过硬,起诉后也要保持不犯错误,如果自己有过失,而被诉方又抓住这些过失,你的这些过失就算与案件无直接关联,但经被诉方律师充分展示渲染后,也会损害你的形象,最终影响法官的判断。  

记者:此案因是内地机构告倒了香港媒体,海外媒体对此有无抵触情绪?此案对希望工程在海外扩大宣传有无不利?

徐永光:此案中国青基会胜诉,在海外媒体引起的反应与你提问的角度恰恰相反。从我得到的香港各媒体的报道来看,反应十分积极:希望工程讨回清白,希望工程值得信赖,香港公众应该更加支持希望工程、支持内地教育,并积极提出新闻媒体应该了解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报道要有利于公众的利益,应以此案为戒。

此案胜诉后我们会更加获得媒体的信任,也会更多得到媒体的支持。中国青基会与媒体合作一直很好,我对媒体为希望工程做出的贡献评价很高。对希望工程监督批评是媒体的责任,是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和爱护。希望工程10年不倒,重要的功劳是媒体一直在对希望工程进行批评和监督,社会监督是希望工程的保护神。

十年希望工程,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记者:希望工程的管理是否无懈可击?《壹周刊》文章是否"空穴来风"?

徐永光:有人有误解:无风不起浪,中国青基会是不是真有问题。我想阐明一下。《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从三件事情上发端。

第一件是"向海希望小学建校款一年多未到"。事实上,《壹周刊》记者屈颖妍1993年8月去该校时,学校快要建成,此时中国青基会的18万元拨款也已按程序拨到地区希望工程办公室。结果却被屈颖妍编造成"捐款一年多未到"、"向贫农开刀"等,结论是"捐款不知所踪"。

第二件是"浙江受助生再度失学"。事实上在屈颖妍去采访之前,我们就了解到一些地方不按国家教委的文件精神,没有免去希望工程受助生的其他杂费,而导致希望工程受助生再度失学。我们主动通过媒体的调查、呼吁解决了问题。此后,屈颖妍到中国青基会采访后,已十分清楚此事的来由。但却把一件好事,变成一件"丑事",说希望工程的捐款"袋袋平安"、被"掠水"(香港话:贪污)。说希望工程"掠水"现象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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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向希望工程优秀志愿者景严同志献花。

第三件是屈颖妍来中国青基会未查到她的捐款记录。她称捐款给《明报》。《明报》的捐款全在中国青基会的计算机中,我们使用了姓名、地址等检索方法都没查到她的捐款记录。事实上,她是捐给了香港新界社团联会,该会没有和中国青基会建立合作关系,接受的捐款也没转给中国青基会。屈颖妍却把此事无中生有地说成"港人捐款无资料",由此让港人感觉希望工程是黑洞,中国青基会不可信。

这三件事被屈颖妍歪曲加工后在《壹周刊》发表,引起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极大关注,尤其是封面上又用了"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的大字标题。冯大律师认为这对希望工程构成极度诽谤,也是滥用媒体权利的最坏的例子。

论钱的多少,希望工程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希望工程最重要的是起到对社会捐资助学的倡导和示范作用。从希望工程实施一开始,中国青基会就建立了希望工程监管措施,始终把捐款管理、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希望工程各级实施机构都认为"希望工程的钱是高压线",摸不得;一位县长对我讲:"希望工程的钱都是血汗钱,在我们眼里都像磨盘那么大,再穷也不敢对希望工程的钱有非分之想。"

目前希望工程在管理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面太大,尤其是长期疲劳作战,基层的管理也在出现疲软。下一步,我们一方面要更加严格管理措施,把弦绷得更紧,同时要进行严格监控,对于一些违规做法要公开曝光;对未经授权的机构擅自接受希望工程捐款的"体外循环"的监控也要进一步加强。

记者:您从1989年创办希望工程至今已10余年,您的不懈追求是否已成现实?您身心是否已很疲惫?您有无"淡出江湖"的打算?

徐永光:10年希望工程,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身心确实很疲惫。现在之所以还保持热情和旺盛的精力,确实是社会期望给我带来的一种压力和激励所致。因为,希望工程不只是关系中国青基会机构的利益,更不只是关系我个人的荣辱,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实际上,也是身不由己,硬着头皮支撑,一定要把希望工程做好。但在中国做公益事业,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体制环境都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有更多的困难和风险。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上天堂不容易,下地狱更是后果不堪设想,两条路都不好走。在希望工程淡出、中国青基会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后,我当然要退出,让更年轻的优秀人才来领导这个机构。

(原载2000年6月23日《北京青年报》 实习记者 刘旭波)


为第三部门发育趟路

希望工程效益无可估量

记者:徐永光秘书长,你好。我听说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刚完成了一项对希望工程的效益评估,调查和评估结果对希望工程给予了很高评价。

徐永光:是的。这项评估历时一年,包括18项调查和两个专题研究,采用了符合国际规范的评估理论、概念和技术路线,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调查。调查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实施的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实施以来,以协助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扶贫攻坚为宗旨,坚持"雪中送炭"的原则,通过救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继续小学学业,建设希望小学等措施,提高了贫困地区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降低了辍学率,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质量,成效显著。希望工程促进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办教育的新路子。

记者:请你介绍一下它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及其社会意义?

徐永光:希望工程的成果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简单讲有这样几点:第一,促进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希望工程实施9年来,接受海内外捐款逾13亿元,已救助185万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5200所。同时我们还通过配备"希望书库"、"三辰影库"和教师奖励、培训,提高了希望小学的教学质量。第二,希望工程的实施激发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走出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办学的新路子;同时,对于推动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希望工程弘扬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唤起了全社会的爱心,改善了社会风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第四,希望工程在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示范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希望工程从项目设计到资金筹集、管理、使用,始终置于社会监督之下。通过政府、上级主管部门、捐款人、新闻界及专门监察机构的立体化的监督,保证了资金运作的安全、廉洁,杜绝了腐败。希望工程的实践,对于我国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也许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第三部门的发展当先导

记者:你刚才说到希望工程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示范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20年的时间,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政府职能也在转换,中国青基会在社会构成中应属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的实践具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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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这位引导亿万“小读者”健康成长的世纪老人,始终以巨大的热情支持希望工程。徐永光与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顾晓今(左)向冰心老人颁发捐赠证书。

徐永光:可以说希望工程是目前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公益意识的形成。我认为,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实施,深层的意义是进行了制度创新,在探索政府职能转变、自上而下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的社会第三部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不久前我对美国非营利机构及其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研究,发现美国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非营利机构具有强大的力量。在经过政府登记注册的120万个非营利机构中,每年将5000亿美元的收入用于教育、文化、儿童、老人及各项社会福利事业,非营利机构与政府建立了一种"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而政府也乐于把相当数量和社会福利资金分配给非营利机构,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第三部门在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十分突出。

中国的情况不同,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是控制在政府手里,从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触及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首先是改变政企不分,使企业获得经营自主权;继而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把一些政府实际上管不了、管不好或者并不需要由政府包揽的社会事务分解出来,这就为中国的第三部门提供了自上而下发展的契机,中国青基会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鉴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政策环境和社会观念意识并未给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中国非营利机构特别是基金会的发展十分困难。上百家全国性基金会,或者各领风骚三五年,或者总也长不大。中国青基会10年来的稳步健康发展,有两条根本原因,一是准确把握机构发展方向;二是具有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根据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性质定位和我们对国内外基金会的比较研究,中国青基会具有民间基金会、公共筹款机构和社会团体三位一体的机构特征。我们遵循这样的特征,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提出了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正是这种明确的机构性质和目标定位,使我们不断保持着进取的冲动,不断克服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自律慎行,走出一条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道路,为中国青基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理论界认为,有一个开明的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国青基会与其他同类机构相比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的希望工程,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动提议,与中国青基会共同设立"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去年9月,联合国新闻署司长特利利专程来中国山东、陕西、辽宁考察希望工程,他兴奋地说:"难以想像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就有如此成功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应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财富。"

一位专家在一份关于中国青基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青基会为现代化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示范,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青基会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功探索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将远远大于今天和昨天。"

为共青团开创新的工作方式

记者:请你再谈谈希望工程对于共青团事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它有哪些经验值得肯定和发扬?

徐永光:主要有三点:

第一,在项目选择上以需求为导向。青少年有各种利益需求,而社会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希望工程从儿童、教育、贫困三点同时切入,抓住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符合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因而极大地刺激了本来十分短缺的供给。我们因势利导,成功地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救助机制,让"需求--刺激--供给--反馈"形成一个不断放大的循环系统。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中,捐款人首先是供给者;贫困地区受助儿童的成长,又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成就感,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供给者同时又成了需求者。捐、受双方互为需求,互为供给,双向受益。

第二,在活动方式上,坚持社会化方向,崇尚开放竞争。中国青基会是从共青团传统体制中生长出来的新事物。通过社会化的组织开放、运作方式、评价体系,扩大共青团的工作领域,推动共青团走向开放,并由此获取青少年事业发展的社会资源,是创立中国青基会的初衷。希望工程建立了直接面向社会公众、面向海外、面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开放体制,所需资金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接受社会的严格监督;工作成败优劣,不靠自我评价,而是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这就杜绝了任何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中,像中国青基会这样的机构,不是从政府手里拿到资源再分配给青少年,而是需要在"僧多粥少"的市场中寻找资源,在竞争中扩大自己的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开放竞争,意味着压力和风险,意味着不创新就没有出路,这恰恰给机构带来了动力和活力。

第三,在目标确定后,立足长远,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办事业,而不是做表面文章、应景文章。希望工程是面向社会、依托共青团的组织系统进行的,共青团和由此派生的青基会系统,保证了希望工程的资金安全有序地落实到每一个实施地区、学校。在各级共青团组织为希望工程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希望工程也为共青团带来了崇高的声誉,这可以用抽样调查的数字来证明:100%的省级领导人、100%的地级领导人、99.5%的县委书记和98.9%的县长认为,希望工程对于共青团事业的发展意义很大或意义较大;各级领导人一致认为,希望工程扩大了共青团的社会影响,密切了共青团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共青团开创了新的工作方式。

立志创建世界名牌基金会

记者:中国人说10年是一个轮回。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青基会创造了希望工程的辉煌;在即将跨世纪的下一个10年中,中国青基会有什么新的打算?

徐永光:目前,希望工程正处于冲刺攻坚阶段。根据党和政府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和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两大战略目标,希望工程必须加大筹资力度,扩大救助规模。力争在2000年之前实现救助失学儿童300万名,建设希望小学7000所的目标。今年开展的"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这一行动把共青团的两大名牌--志愿者和希望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公益募捐的社会化新模式。

中国青基会出生在改革的年代,伴随着社会进步的脚步成长,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党的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裁剪冗员,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机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中国青基会的发展,是政府职能转变、一部分政府职能向民间、向社会第三部门转移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转移对于减少政府的压力,缓解社会矛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的作用。面对新世纪的临近,中国青基会的历史使命是,完成攻坚目标,再攀高峰,加强机构建设,培育新的项目,进行二次创业,让一个资产雄厚、信誉卓著、制度先进、人才荟萃的中国青基会跨入下一个世纪。中国青基会人的理想是:创建世界名牌基金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相适应,这个理想的实现当在下个世纪中叶。

(原载1998年6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记者 曹红)


贫困地区的教育需要"输血"

记者从一份资料中看到如下的数字:中国有2.2亿在校生,近些年来,平均每年有400多万小学生失学,其中,因家庭贫因而失学的小学生平均每年有100多万。中国尚有551个国家和省(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许多县因为教育经费短少而教学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那么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出路在哪里?3月10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

徐永光先生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始人之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希望工程专门以救助农村贫困失学儿童上学为己任。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太少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需要'输血'。国家应有直接投资贫困地区教育的专款,以支持那里教育的发展。"徐永光深有感触地说。他说,我国用于初等教育的经费,小学生年人均仅合60元人民币,这仅能保证管理费和教师工资,用于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小学生年人均仅1元人民币。1993年我国教育经费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3%,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低。

他说,由于经费短缺,使许多地方教育发展困难,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更是步履维艰,说着,他向记者谈了去年10月,他到宁夏同心县考察时了解到的该县教育令人堪忧的情况:县基础教育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困境,全县的校舍危房面积达8302平方米,6万多在校生中,缺桌凳5037套,有1万多学生上课无桌椅。根据国家教委学生人均校舍面积标准,该县缺校舍18.3万平方米。576所中小学中,567所无文体教学器材……

他说,不少贫困县是重视教育的,其教育经费的投入占到了财政支出的40%~50%,这已达到极限,但这部分钱最多也只仅够发放教师工资,而真正直接用于发展的经费则没有着落。

徐永光先生说,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决定教育,经济发展了教育才会发展。但在贫困地区,要等到经济发展起来再发展教育,可能已经误了几代人。所以,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让教育超前于经济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于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而教育的发展则必须要靠外部"输血"。

他说,对贫困地区教育的"输血",主要应来自国家和社会。国家除动员社会力量办学外,应有直接投资贫困地区教育的专款以弥补当地资金的不足。国家应该以法律的手段来保证对教育的投入,并且把对教育的重视直接落实在行动上。如少盖一些楼堂馆所,少买小轿车,少开一些不必要的会议等,甚至可以把某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放慢一些。只要教育得到真正重视,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总是有可能。

(原载1995年3月16日《农民日报》 记者 李柏)


关怀莫忘"全天候"

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花朵享受着阳光,春苗沐浴着雨露。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拥有他们父辈、祖辈想像不到的幸福光景。

然而,听着课堂上的朗朗书声,看着公园里的雀跃欢呼,在这节日的欢乐中,还有人记起那山上的放牛娃、街头的卖花女、飘泊的流浪儿吗?

有的。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的工作者们记着他们。每年的今天,当全社会习惯性地格外关注起儿童问题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忙乱,也最欣慰的时刻。

共和国的领导者们记着他们。就在昨天,百名幸运的希望工程的受惠儿童走进中南海,向惦念着他们的爷爷奶奶汇报重返校园后的收获。

热心肠的报社编辑也没有忘记他们。一位编辑说:"'六一'的报纸上不能没有'希望工程',你们就来个'访徐永光'吧。"


记者:孩子们兴奋地迎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人们关于"节日"的议论:节日是强者送给弱者的礼物和安慰。比如:有儿童节却没有成人节;有妇女节却没有男人节;有助残日却没有健康日;有老人节却没有壮年节;有教师节但不会有"大款节"……

徐永光:孩子们有自己的节日,这是好事。但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一天才想起孩子们的事,那就不是什么好事。儿童问题需要全社会、"全天候"的关注。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关心、关注孩子们的事。比如,电视台关于"流浪儿"、"卖花女"的跟踪报道,引起社会的震动;正在开展的"救孤行动"、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等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记者:在种种新的"计划"、"工程"的后面,我们不难看到希望工程的"影子",希望工程正在对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多方面的积极影响。社会认同、政府支持、越来越多的参与响应,这些能否说明,现在是希望工程实施以来的最好时期。

徐永光:从4年前救助河北涞源那个叫桃木疙瘩村的13名失学少年开始,希望工程经历了试验、起步到全面推开三个阶段。今年以来,以"跨世纪的钟声"大型义演为先导,我们加大了希望工程的实施力度;配合"国际家庭年"活动,推出了"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配合邮电部发行了"希望工程助学行动"专用明信片。这些工作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捐资助学的热情。短短4个多月,中国青基会就直接接受捐款1800多万元。各省、市、区希望工程工作机构接受的捐款数量,也明显高于往年。应该说,现在是希望工程实施以来的最好时期。

记者:在我们身边能够感受到希望工程的热烈气氛。看来,面向家庭是今年希望工程工作的主题。

徐永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希望工程的发展中,千百万家庭的参与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我国7000多万户城镇家庭,其中人均收入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家庭约为80%。对于一个城市家庭来说,300元应该算不上什么,但却可以改变一个少年的命运,给失学孩子的家庭带来温暖。一份爱心,几多收获。

记者:有一个感觉,希望工程声势很大,但筹款和救助的总量并不理想。4年募集到2亿元,无论从希望工程的需要来说,还是从社会资金的潜力来说,都不能看作是理想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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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曾给徐永光来信表示支持希望工程。

徐永光:总的来看,希望工程的捐款主要来自个人,来自那些自己并没有多少钱的机关干部、工人、军人和学生。看到一些大学生捐款,我的感觉是他们在捐献自己的饭菜票。令人遗憾的是,企业界的动静还很小。

当然工商企业中也有许多好的典型。北京西苑饭店开展"1000+1000"活动,发动1000个职工家庭救助1000名失学孩子。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时,说了一句话:全国如果有1000个西苑饭店,就可以使100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而救助100万正是希望工程实施5年的救助总规模。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希望工程发展的巨大潜力,也说明我们的宣传还不到位,工作还不到家。

记者:还要看到,工商企业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包袱重、税赋重,还有乱集资、乱摊派等等。企业成了"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企业被咬怕了。

徐永光:我理解企业的苦衷。我们历来反对在希望工程上搞"摊派",认为那样做是对这项崇高事业的羞辱;也不希望因捐款而给企业"火上浇油"。钱不在多,只要参与者众,就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对教育的投资是对未来的投资,这种投资没有短期的回报。因此,自觉支持希望工程的企业家,不仅是富于爱心,也是有远见和责任感的。

记者:我欣赏一位评论家的话:希望工程应该是"赞助的第一选择"。

徐永光:希望的事业大有希望。当千万个家庭行动起来的时间,当千万家企业参与进来的时候,希望工程就可以宣布大功告成了。

(原载1994年6月1日《经济日报》 记者 张曙红 通讯员 王汝鹏)


促进社会公正 建设社会文明

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前提

记者:在我国,许多城里人并不知道乡下人的"贫困"意味着什么,因为有城乡差别,所以一些农村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就成为一些城里人难以理解的事。

徐永光:希望工程一开始就面临一种尴尬的状况:要引起人们对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关注,先要让大家对贫困地区少年失学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这种宣传很容易被理解为"给这个社会抹黑"。人们习惯于说好话、听好话,讲实话需要一点勇气。希望工程搞了4年,可以说是为人们掀开了"沉重的一角"。人们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穷,知道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很落后,知道还有很多孩子因为贫困上不起学,这是一种认识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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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具有反贫困的意义,使人们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穷,很多孩子因为贫困上不起学。”

记者:因为差别,所以有贫困,所以有扶贫的问题。扶贫先扶什么?有人说:扶贫扶志。怎么个扶法却不得而知。希望工程的启示是,扶贫要从教育扶起从孩子扶起。能否说:希望工程的宗旨就是救救孩子?

徐永光:这种说法不准确。孩子因为贫困不能读书,是他们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他们的呼声是"我们要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一位热心希望工程的作家曾对我感叹:生在陕北农村土炕上的孩子叫陕北娃,生在北京的孩子就叫"小皇帝"。农村的孩子从他们呱呱落地起和城市孩子相比就存在着某种不平等。像教育、文化、卫生及各种福利,很多农村孩子就享受不到。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会不会以农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呢,城里人爱议论"分配不公",却忽视了当前社会中最大的分配不公: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分配不公问题,在城市和农村生活的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

徐永光:我们的教育应当成为缩小这种不平等的桥梁,而不应该成为扩大这种不平等的鸿沟。如果接受教育这个通向美好未来的桥梁被阻断,那就是人为地扩大不平等。农村孩子没有过错。这些孩子的祖辈和父辈度过了没有文化的悲剧性的一生,还能让他们继续这种悲剧吗?希望工程就是要在这一代人身上结束这种悲剧。

唤醒意义远大于直接成果

记者:希望工程的宣传材料说,我国每年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有100万之众,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希望工程规模的宏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徐永光:希望工程搞了一两年后,有些人曾主张应该由政府来办,认为民间组织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认为,希望工程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民间性。既体现了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也易于得到各界的响应,能造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效应。从社会资源应合理配置的观点来看,希望工程的钱来源于捐款,因而每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绝不能浪费。希望工程在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上是非常成功的,到现在,用于希望工程的投入不到一个亿,其影响已远远超过资金使用本身。

记者:希望工程实施4年多,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54.9万人,资助建设希望小学200多所,还设立了大中学生奖学金、希望工程园丁奖等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认为,估价希望工程的社会作用,还不能仅仅看这些数字。

徐永光:从全国基础教育的总规模看,希望工程筹资和资助的规模,覆盖面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希望工程在救助失学儿童以外的意义,十倍甚至百倍于其实际工作本身的意义。希望工程走出了一条动员民间力量办教育的路子,激发了全民的重教意识。李岚清同志评价,希望工程不仅在于捐款捐物支援贫困地区办学,帮助穷孩子上学,而且有助于唤起全社会,也包括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支持和帮助。

记者:一般来说,投资教育,一届政府不会在任期内直接受益。因此,客观上政府在教育的投资上缺乏动力。希望工程一方面提示了基础教育极为落后的一面,另一方面形成了全社会重视基础教育的舆论,实际是形成一种社会的压力,这也是促进政府重视教育、加大投资的一种动力。

徐永光:正因为教育是对于未来的投资,所以重视教育的政府是有远见的政府。我在宁夏同心县看到,县长、县委书记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了,但教师工资没有拖欠一分。他们真是做到了"勒紧裤带办教育"。安徽省提出,采取立体性的措施,每年集中解决几个贫困县的基础教育问题,今年的目标是解决三个县的问题,省委书记卢荣景还自告奋勇做一名希望工程志愿者。浙江省针对部分地区农村小学收费高,使受救助的孩子面临重新失学危险的情况,专门发出文件免去受希望工程救助学生的一切费用,保证他们完成学业。今年政府又拨出150万元支持建设希望小学,支持希望工程的实施。

社会事务不可能由政府全包

记者:习惯上人们都认为,办教育应该是政府的事。有些人就对希望工程有抵触情绪,认为该政府掏钱干的事,为什么要我们掏钱干?

徐永光: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支出,基本上是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而大多数国家教育经费均由政府预算和民间投资两部分组成,后者占有相当比例。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办好教育,政府不可能全包,也包不起。必须贯彻以国家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方针,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捐资办教育。

记者:政府包揽一切,是计划经济的特征。随着体制的变革,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变化。政府该干什么?这是新体制建设中需要探索的问题。问题是,许多以前由政府包揽的事,现在政府不管了,由谁来管呢?

徐永光:现代社会的合理结构应该包括三极:政府、经济组织、社会团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过去由政府负责承担的社会事务,将逐步由各种社会组织来分担。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贡献,是社会组织的共同使命。国际上也是如此。发达国家的做法是把大量政府的职能和社会资源(以免税形式)转移给社会团体。美国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就比较发达,他们每年资助社会公益、教育事业达1200亿美元,其中用于教育140亿美元。

社会团体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发挥好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大有好处的。希望工程对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其实,我们做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许多受救助的孩子,他们的家长以及许许多多农民认为,实施希望工程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培育弘扬健康的价值取向

记者:希望工程在宣传上基于唤起人们的爱心,看起来很朴素,却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

徐永光:我们把自己看作是"架桥工",就是要架设一座爱的桥梁。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慷慨解囊,奉献的是一份份炽热的爱心。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踊跃参与,表达的是对民族、国家未来的热切希望。外国友人的捐赠,体现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人类未来的善良愿望。爱心是无价的,也是不分尊卑、不问国别的。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职工,从腰缠万贯的"大款"到贫寒的民办教师,从白发耆老到皓齿少年,不同地位、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经历的人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共鸣点。

记者:希望工程实质上是一个文明建设工程。希望工程的实施,激发了民族情感,弘扬了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倡导了时代新风尚。

徐永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志愿参加希望工程救助行动的家庭都把孩子推到前面,与贫困地区失学孩子结对挂钩。他们的目的是既要帮助贫困的孩子,还要通过这个活动教育自己的孩子,培养孩子的爱心,使他知道生活的不容易。这也是我们今年推出"1(家)+1助学行动"的根据之一。可以说,希望工程的实施过程,也是对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和品德教育的过程。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教育过程。参与希望工程,受益的不光是受助一方,而是双方受益。

我们正在进行的跨世纪的宏大事业,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要建立两个新的大厦: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大厦;一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与文明的大厦。现在,人们更多地注意的是体制大厦的设计、构造和施工,而道德与文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的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化的社会更需要引导。培育、弘扬健康的价值取向,就是建设文明大厦的一种途径。搞精神文明建设,光讲大道理是不行的,讲多了没人听。现在需要的是春风化雨式的教育方式、是简便易行的参与方式、是既非高不可攀,又不是俗不可耐的目标模式。希望工程倡导的是一种同情心、责任感,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金钱观,是从他人的幸福中得到快乐的人生观。

捐助希望工程其实就是履行回报社会的责任,可惜履行回报责任的企业还太少太少了。

记者: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积累财富。在西方,包括港台地区,一些有钱人在千方百计敛钱的同时,也在慷慨地向社会撒钱,客观上是在履行回报于社会的责任。这种"回报"在国内的企业界似乎还没有形成时尚。

徐永光:从希望工程的情况看,的确如此。现在希望工程捐款面大量小。国内捐款主要来自个人。总的来说,企业界还没有行动起来。据统计,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工商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我国工商企业超过1000万个,假如每个企业只捐300元,就是300亿,希望工程就可以宣布大功告成了。

记者:无论如何,相信会有大功告成的一天。

徐永光:希望这一天早些到来。

(原载1994年6月11日《希望导报》特约记者 张曙红 通讯员 王汝鹏)


公益事业前景广阔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的母亲、著名画家方召麟向希望工程捐献字画并道出她的不凡身世……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专程赴港谈论8年来的甜酸苦辣……

10幅字画引出一段话题

杨澜旁白:在中国,希望工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1989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救助了近200万名失学孩子回到校园,在全国各地援建了5000多所希望小学。

去年夏天,我曾去安徽大别山采访,见到不少在希望工程资助下重返校园的孩子,当这些孩子流着眼泪告诉我,他们是多么想上学的时候,我才明白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数字,是那么的有意义。今天的话题围绕希望工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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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接受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主持人杨澜女士的采访。

杨:我知道,方先生在1997年捐了10幅作品给中国青基会,用来捐助内地失学孩子,那么,最初您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呢?

方:去年秋天,我与徐先生见过面,我觉得,他做的希望工程,使得失学的小孩子有书念,很有意义。所以,我就决定捐10幅字画,交给徐先生,希望将来有办法可以拍卖,把拍卖下来的钱,在安徽省建一所学校,这很有意义。我捐字画使徐先生有机会帮助更多的小孩子可以上学,我感到很开心。

杨:您首先选择在安徽援建希望小学,是不是因为您的公公、抗日名将方振武将军是那里人呢?

方:先是因为方振武将军的100岁纪念。陈方安生和方先生带领我们家里12个人一起再次到安徽。1986年,承安徽省和合肥市政府、政协邀请,我上了黄山,这是我第二次上黄山。那时我已经是70岁了。第一次上黄山是1973年。黄山给了我很多题材,黄山松、莲花峰,我都画过。安徽省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寿县在古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我公公方将军的出生地。方先生曾经有意捐助一个学校,我也希望安徽省更多小孩在希望工程徐先生他们的帮助下,再建一个学校。

杨:真是用心良苦!那么,徐先生,听到方先生捐赠以后,您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徐:方先生名声很大,是张大千先生的关门弟子,以前对公益事业也做过很多贡献。我到了方先生家里,向方先生介绍希望工程之后,她很高兴,不仅自己捐,而且马上拿起电话和陈方安生政务司长联系,问她有什么考虑。陈方安生政务司长马上表示她也捐建一所学校。后来,方先生从她的作品中亲自选出10幅精品,捐给希望工程。

杨:那您那儿宝藏很多了,准备什么时候拍卖?

徐:这一次主要是把作品展示给大家,我们准备在今年适当时候在香港拍卖。

杨:你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底价,估计总值要拍卖到多少?

徐:几百万吧,可以建很多小学,帮助很多孩子读书。

杨:我在这里先要代表那些孩子谢谢方先生及其一家人了。

(展示作品《老当益壮》、《重九登高》、《兰亭集序》)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杨:方先生,对于您来说,每一幅画都是自己精心创作的,像是自己的小孩子一样,都是非常宝贵的。而现在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和慈善事业,您把这些画拿出来捐给希望工程,是不是因为您对教育方面有自己的感触呢?

方:是的。我曾为香港的教育基金和港督府组织的拍卖会捐过画,大多跟教育有关系。我11岁时就没有了父亲,由我的母亲一手把我们教养长大,所以,我对小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在我最小的小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就过世了,幸好有我的婆婆、小叔子、小姑子的帮助,使我的小孩很健康地成长。所以,我之所以给徐先生一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条幅),就是由于我自己的童年,再由于我自己子女的童年,假如没有好好的教育,我和我的小孩子就不能好好地健康成长。由我和我子女的童年,再想到别人的小孩子,我对徐先生做的希望工程就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决定捐赠给他们10幅字画。

杨:我知道您的教育过程也是蛮独特的,1937年,您到英国去读大学,这对当时的中国女子来说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当时您是不是那里惟一的中国女子呢?

方:我的父亲是做纱厂的,我父亲过世后,母亲十分重视我和我的妹妹的教育,除了在家里请中文教师,教我们古文,还请英文老师教我们英文,所以假如我没有英文的根底,我就不能进曼彻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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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向香港著名书画家方召麟先生赠送希望工程捐赠纪念牌。

杨:当年家里让女子去读书是蛮先进的思想。

方:1937年,我是在英国念书的惟一中国女孩,同屋另外一个女孩,是陪她的先生在那里念。

杨:方先生,您的幼年生活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的。那么,徐先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您的家庭背景比较穷困一点。那时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徐:我想,我来做希望工程很可能是命运的呼唤。我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我没见过我父亲,或者说不认识我父亲。母亲带着5个孩子,也没有做工,就靠给人家补袜子养家。我记得,小时候我总看见家门前飘着一个袜子型的招牌,上面写着:"袜子补底"。母亲做缝纫,我就坐在边上。我家的对面有个学校,每天小孩子下课的时候,我的肚子就特别饿,在那里哼哼:"妈,你快烧饭,你快烧饭。"那时,我每天都感觉饿。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认为一定要让孩子读书。所以我和哥哥姐姐都是母亲东攒西借供我们上学。小时候,因为我们出身好--是工人出身--所以一学期5块钱的学费可以减掉一两块。这样,我们才能把书读下来,现在我的哥哥姐姐都是教授级的教师,我也受到了教育。如果小时候不能受到教育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还能够帮助别人读书。也许由于我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才使我投身到这个事业里。

杨:您是把自己在教育里得到的好处传给所有孩子。徐先生的母亲收入微薄,并不识字,但一定让子女上学。这就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哪怕你再穷、再没文化,也希望自己的子女去读书。

那么,方先生您对读书就更加执着。50年代,您的先生去世以后,您要养8个孩子,当然有小叔子、小姑子、婆婆帮助,但在养家糊口的情况下,还要抽出时间去香港大学读书,后来又去牛津大学读书,这在一般人看来很难想像。

方:1950年我先生去世,留给我一个进出口公司,我在那里做了一两年,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做生意的人,就开始学习花鸟画,1954年,我就让我的表弟照管那个公司,我自己考入香港大学。当年我在曼彻斯特时,希特勒打进波兰,所以,我没有结束学业。于是把曼彻斯特大学分数提到香港大学,他们提出要我考中文和英文。后来觉得可以了,我又用一年时间学完文学学位。我的婆婆非常好,她帮我关心这些小孩,鼓励我念书,也鼓励我画画,所以我对婆婆、对家人非常感谢。

杨:不过,我觉得在这当中您自己的意志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女人想,我已经拖累这么一大家子,我就在家里照顾这些孩子吧。但是您还是一直希望受到更高一层的教育,后来,您对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也一定非常重视。

方:他们念了很好的学校。鉴于我这么辛苦,因此减掉了他们很多学费,他们也很努力。

杨:您也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像您的女儿陈方安生是不是在性格上很像您呢?

方:陈方安生就讲,我们对母亲是非常敬重的,由于她的榜样,她用不着怎么管教我们,我们就很自觉、很努力地去念书。假如弟弟功课跟不上,她还给他补习,我在画画的时候,我也没有钱。我的婆婆也是很辛苦,靠收一点房钱。这时,陈方安生就要帮人家补习英文。两个女儿都帮人家补习英文。  

杨:他们从小学会体谅妈妈,然后自己要把书读好。所以可见重视教育的观念在中国各个阶层各种各样的家庭都是深入人心的。

事越做越大,官越做越小

杨:从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开展到现在已有8年时间。如果用很简短的话来评价8年来所做的工作,您会怎么说?

徐:8年多,我们接受的捐款有13亿,钱很少--听说上海修1公里的地铁要将近10个亿。对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笔钱确实微不足道。但毕竟这笔钱改变了将近200多万贫困地区孩子的命运,建了5000所小学--又可以使差不多100多万的孩子在很漂亮的校舍里读书。

这也是很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是,希望工程在中国、在全社会激发了人们重视教育、关注贫困的观念,通过希望工程8年来的宣传,人们知道中国原来差距那么大。

杨:我希望有个比较,你们起步时是怎样的?希望工程已经筹集了13个亿,那你们是从多少开始的?

徐: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是10万元。

杨:在现在人看来,这又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数字。当初从这么小的数字起步,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徐:这点钱做不了什么事。我们想,要用我们最大的情感投入和我们的努力去把这件事宣传给大家。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惨淡经营,募捐靠写信(筹资信)、到处寄信。每个工作人员都把一大摞信拿回家。请家里的大大小小一起抄信封。想不到反应那么好。收到了不少捐款。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希望工程慢慢发展起来。

杨:我知道,当初社会上很多人叫好,其实也有一些持反对态度。方先生,我不知道您听到过这种说法没有?有人说为什么希望工程要把中国那么多贫困的东西拿出来给人家看呢,外国人看了很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再说,你们老是注意那些失学的孩子,没有看到我们已经让那么多孩子都上学了;是不是你们光看到我们的缺点,没有看到我们的成绩?

方:我认为,没有什么丢脸的地方。我在英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卖小旗,为贫困的人、残疾的人捐款,很多。香港也很多。比如百万步行,保粮局,这用不着瞒什么。一个社会一定不是统统有人有机会受教育,咱们自己有机会受教育,一定要想到别人没有受教育的痛苦。这讲给全世界听,都会同情的,不会反感的。

杨:徐先生,当时受到这样一种意见压力的时候,您怎么看?

徐:我觉得这种看法莫名其妙。难道孩子不读书才是不丢脸吗?不读书是现实,中国毕竟有些地方穷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经比较开放开明了,这个压力顶住了,虽然受了很多批评,但我们继续把这个现实告诉海内外。

杨:这就是过去那种"鸵鸟政策",把头扎进沙子里,好像我看不见就不存在。

徐:那社会就不会发展。

杨:在这8年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您8年的心态,您会怎么说?

徐:我觉得我这8年一直是在走钢丝……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因为希望工程社会在关注,而且是太投入地支持这项事业。有那么多人,可以说是上亿的人为这项事业捐过款。希望工程做好了,那是功德无量。希望工程要做坏了,那是千古罪人。所以,人家问:希望工程现在做得很好了,你每天的感受是什么?我说,18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这是我每天的必修课,因为我们承担太大的责任。一定要做好。

杨:如果让我连续8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且战战兢兢,我觉得我活不下去,您怎么能做下来呢?我知道,在1988年以前,您是在团中央任组织部长,应该说仕途也是蛮光明的,当时放弃仕途,来做这样的事,是不是很多人会说您没本事。

徐:人家觉得很奇怪的。因为我在团中央8年间,从一般干部到部长,两年一个台阶,很顺利,好像也是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但我想我还是应该再做一个选择,能够自己来把握一下自己,做一点事情。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不管给多少钱。10万就开始做,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当初最大的压力是一些朋友不理解,感到莫名其妙,有些朋友痛心疾首,你去搞什么"高级乞丐"?

杨:是呵,中国历史上确实有武训乞讨办学的事。

徐:我们也是手心朝上,跟武训一样,是高级乞丐。大家说,在目前的社会里,有本事的人,第一是做官,第二是挣钱。你是不是没本事呵?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我说,我就得要看看,能不能做得比过去的那个职务更加对社会有贡献,能够更加体现我的自我价值。10年下来,要说做官,我的官越做越小,我也没发财,但我能做成这样一件事情,我很满足了。

杨:在其他媒体采访时,您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蛮深的。您说,少了一个徐永光做官的,中国少了一个官吏;多了一个希望工程,却能帮助很多孩子。

徐:我是有一种满足感。

希望工程连坏人都说好

杨:希望工程得到各界的广泛支持,虽然8年里希望工程的筹款只有13个亿,从绝对数字上看是比较小的。但应该看到,全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包括孩子们把零用钱都捐出来,这说明希望工程在人们心里产生的振荡还是蛮大的。

我想,在这8年中,您也结识了社会各界各种形态的人物,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态参加到您这个大的事业中来。您是不是可以举例说说人们的这种捐赠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徐:参与希望工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总而言之,他都有一种需求。一些领导人支持希望工程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中央领导都捐过款。更多的人是出于一种同情心,一种慈悲感。有些人希望做一件事情有意义,得到一种满足感、成就感。还有一些家长带孩子来捐款,她说我捐400块钱,第一是为自己的孩子,第二是为贫困的孩子。她说现在独生子女教育找不到办法,我让自己的孩子节约零花钱,帮助一个贫困地区的同龄孩子读书,而且让他们交朋友。觉得捐这笔钱特别值得。她说,这笔钱培养了两个孩子。还有一些捐款人,他做了坏事,是出于一种负疚的心理捐款,想捐一点钱来洗刷自己的罪孽。所以,在希望工程的捐款者中有不少是服刑的囚犯,甚至有第二天要伏法枪毙,头一天把自己的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的,他希望孩子受到教育,不要像自己走犯罪道路。

希望工程的捐款人是各式各样,每个捐款人有每个人的动机。很有意思的,几乎没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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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为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陈廷骅先生佩戴中国青基会会徽。

杨:对。如果说现在大家的思想都非常活跃,各种观念都比较多的话,那么恐怕希望工程是很少的几件让大家一起去支持的事情。

徐:对。我就对别人说,希望工程甚至是连坏人都说好的事。

杨:现在也有很多人对社会上一些捐款的行为有一些议论,比如说,他们觉得一些公司只不过为了做自己的形象,为了标榜一下自己,然后做很多的宣传,特意表现自己有这样的爱心。这种人您也一定见得不少。

徐:公司通过捐款树立自己的形象是很合理的。同时,有些公司捐款,他们说:我们赢了利,我们要把自己赢利的一部分回馈社会。公司参与希望工程,参与公益事业,在中国目前程度还比较低。国内捐款主要是个人。

杨:方先生,您周围的香港知名人士,他们都向中国教育事业捐款,有的数额非常之大,您大约了解他们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方:香港有马会,他们做了很多慈善方面的事情,教育方面也有。我的小叔子方先生,曾经是那里的主席,我去过好多次。他们马会,人家去跑马的时候,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输一点钱,马会就拿出一部分,做很多公益事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杨:也有人会认为,赛马本来是一种赌博,在社会上不是一种特别值得赞扬的现象,但他又把这样一种方式得来的钱给社会办了很多好事,您怎样看这样的事情?

方:我想这没什么不好。英国足球,每个人买一点,积少成多,资金很大。他也拿出一部分来做慈善事业,教育方面都有。

杨:徐先生,能不能这样说,您不管他们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的钱从哪来的,只有是捐给希望工程,就值得表扬?

徐:对。第一,我不知道这些钱是什么,然而我拿来能够给孩子做事。那么,这些钱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好的。

杨:你们从开始到现在,在香港得到多少钱呢?

徐:两亿多,尤其是去年,将近一个亿。

杨:有没有突出的例子?比如,我知道有一个叫苗圃行动的慈善机构,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他们几十人步行从香港到北京,筹了2000多万善款给希望工程,蛮感人的。

徐:苗圃行动从1992年秋开始,已经在湖南、广东做了不少事,建了100所希望小学。去年,有17个人,从香港徒步走了2800多公里,走到北京,后来到北京又有200多人呼应,从天安门广场走到长城,我也跟他们一起走。

杨:您现在在香港得到的最大的单笔捐款是谁捐的?

徐:在香港我们得到的最大款项是一位慈善家捐了9000多万港币,建了460所希望小学。这位老伯,我跟他当面谈,见了面,他不让宣传。我没办法,我要尊重他的意见。他说:"我小时候没有怎么读书,现在我有了钱了,能够让孩子们读书,那我太高兴了。"而且说:"你们要快,要多建、快建。只要你建好,我还会支持你们。"

杨:那么,这位老伯,无论您是谁,我通过电视机表示我们的敬意了。

公众监督守护清白

杨:希望工程用什么样的手段保证你们这些钱都到孩子手里呢?你们这个清白是怎样保持了8年?

徐:第一是在设计上。希望工程捐款使用是一对一的,你捐多少钱救助孩子,捐多少钱建小学校,都看得见。孩子们要给捐款人写信,建完学校你要看见。所以,希望工程每一笔捐款后面都有一双监督的眼晴盯着我们。

杨:就是说捐受双方联系,来确保中间环节不出问题。

徐:如果有问题,马上会发现。还有,我们每年都要接受政府机构和社会公证机构的审计,然后我们把财务账目公诸于众。同时,还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大众传媒也在天天盯着我们,如果有问题,就会曝光。

我认为,希望工程之所以8年来仍保持健康发展和纯洁,当然我们自律很重要,自己要小心谨慎,但更重要的是监督。有了强大的公众监督的压力,好人来做会做得更好;坏人来做,也无可乘之机--想做坏事做不了。

杨:也就是说,最根本的是从制度上保持它的纯洁性,而不是单靠一个人自己的品行。

徐:个人是有限的。比如我很自觉、很自律,换一个人,可能就不一样了。或者是我,由于没有监督,保不准自己也动了不好的念头了。监督才是保证希望工程纯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杨:您能不能说这句话:8年以来希望工程是纯洁无暇的?

徐:肯定能说。8年希望工程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它的捐款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杨:方先生,将来您赞助的希望小学要建的时候,您会不会去审阅他们的图纸,然后去问那些小学生,我的钱你们是不是收到了?

方:我希望可以。同时我要呼吁我们子女中间有能力可能帮助的,也来捐款。我也初步和他们讨论过了。

杨:您觉得这种"一对一"的资助方式作为一个捐款人,心理上是不是也可以感到很安全。

方:我想很安全。我和徐先生讲过好几次,他的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咱们中国非常需要学校。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一定会有很多在平均线以下的小孩需要念书,这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我希望徐先生继续努力下去。

杨:徐先生,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大家对于慈善行动的热情还是非常高,但也出现一些个别现象。比如,有时新闻报道失实,于是大家就把钱都捐出去了,结果大家发现那个人不是那么穷。有时,这个家庭的确非常穷,然后社会上的人就装个信封直接把钱寄过去。结果一下赚十万、十几万,这家不用劳动了,可以挥霍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人觉得,现在我们慈善事业还停留在初期的救济层次,而没有真正调动被救助的人自身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谋求生活和发展。在这些方面您有什么想法?

徐: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的时间,时间还很短。国家首先是致力于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方面,发展还是慢一点。现在政府职能也在调整,政府要放权。作为非营利机构实际能够承担一些过去完全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能够在社会分配的公平方面、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我认为,现在中国非营利机构、慈善事业发展目标还缺乏规范。一个是人们意识不是很强。另外,法律环境也不是很好。经济法律已经有很多很多了,但很少有关于非营利机构、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由于法制不健全,我们在进行工作时有很大的风险。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公益事业前景广阔

杨:中国那么大,这些钱经过那么多人的手,最后到受助者的手里,中间哪怕有一点点小的环节,比如说1000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出错,这个人只要说出来,那对你们的名声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个是不是也叫您胆颤心惊?

徐: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我们现在救助了近200万个孩子,救助一个孩子,从捐款到这个孩子接到钱后再给捐款人写信保持联系,中间经过20多个环节,加起来就是4000万个环节。哪怕有千分之一的差错,也会有几万个捐款人不满意,甚至怀疑捐款哪里去了?

我们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事情。电脑结对,10万个捐款人和10万个孩子结对,电脑运行4天时间,没有停机,结果98%都结上对了,都符合捐款意愿,还有2%没有结上。原因呢?我要资助一个女孩子,可电脑里已经没有女孩子的名单了。结果死机。剩下的2000个捐款者怎么办?于是我们强行结对,没有满足意愿,把信发出去。结果,这2000人不满意,在一个星期之内,基金会的电话铃不断,弄得一塌糊涂,说你们骗人,你们没有满足意愿,我要救助女孩子,你们给一个男孩子……所以,这个事情做起来是很难的。

杨:你们希望工程全职做这工作的有多少人?

徐:现在中国青基会有五六十人,每省10人,全国几百人吧。美国一个基金会来考察希望工程。看过以后非常惊讶。他说,你的"一对一"规模是全世界第一,他对我们的管理也很服气。当场就捐款。他说,你们的管理拿到美国都是很先进的。

杨:方先生,您对内地的公益事业发展有何预期?

方:现在各方面都比较好。我对国家很有信心,以后不论是慈善事业,还是其他事业,都是会蒸蒸日上,前途更好。咱们中国的前途美好,香港前途就美好。慈善事业也会更好。

杨:那您有什么具体建议,比如,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公益金的方式,不是各个慈善机构分别去筹钱,而是社会上有统一的几个大的慈善机构去筹钱,然后分别给不同的基金会,您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在大陆实行吗?

方:我想不妨尝试。如英国足球方面风行,香港有马会,以后可能也会有彩票,说不定。

杨:徐先生,您最近去了美国走了不少城市,对各种非营利机构进行了普遍的考察和交流,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徐:中国和美国情况很不一样。美国民间力量很强,基金会、非营利机构经过注册的是120万个。他们与政府建立了一种伙伴关系。在社会保障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中央实行计划经济,政府什么都管了,现在慢慢把一些社会职能分解出去,这个过程是渐进的。美国的很多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情况还是不一样。

最终是,政府作为第一部门,营利机构是第二部门,非营利机构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在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社会保障方面作用是很大的。

杨: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内地来说,因为现在人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也需要一种心理的平衡。这对于调整整个社会心态也会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徐:这也是一种分配体系。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通过政府税收、福利的调节,讲公平。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在道德的基础上的一种自愿的富帮穷,这种分配使社会更加公平和稳定。这在中国的发展是初步的,相信今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远景。

杨:让我们从理论回到实际问题上。我知道政府已经提出这样一种口号,要在本世界末消除绝对贫困,使人们能够得到温饱,而且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那么,能不能说,在下个世纪开始以后,帮助失学儿童上学已经不能成为青基会最终的任务呢?

徐: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这一概念,应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但这不等于中国就没有一点点失学现象了。现在政府已经出台了教育扶贫计划,包括出钱资助失学儿童读书。

到下个世纪,希望工程留下了两个大的成果,需要进一步深化。一个是我们救助了约300万失学儿童,仅仅帮助他们读完小学--这是希望工程目前的目标--我们认为是不够的。这当中还有很多优秀的孩子,我们正在搞"希望之星"奖励基金,希望资助奖励这些优秀的孩子继续上中学、上大学,继续深造。再有,到本世纪末,我们会有8000所左右的希望小学,提高这些希望小学的教学素质,就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我们在上海郊区建立了教师培训基地,要对8000所希望小学教师进行培训,这是希望工程下个世纪的任务。

现在希望工程进入了最后最难的冲刺攻坚阶段。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支持这项事业,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捐款,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读书。

杨:有方先生资助你们呢!

杨澜旁白:今天的话题是希望工程。据我所知,目前国家科委正在对希望工程进行整体的评估,包括在资金的使用效益方面、社会影响方面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调查,争取在年内提出一个科学的报告。我想,这会给正在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提供一个坐标和模式。

(访谈时间:1998年2月26日,凤凰卫视1998年4月4日播出)


做制度创新的"趟雷手"

如果我们把名牌不仅仅局限于产品、企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崛起两大十分耀眼的名牌:中国质量万里行与希望工程。

这两大名牌都端于民间,并经全民参与创造,可谓深入人心、名扬天下,必将因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彪炳史册。

两大名牌的主创人艾丰和徐永光,聚首经济日报社,结合各自的艰难探索和深刻思考,就名牌话题进行了一次多视角、高层次的对话。

名牌最深的内涵:公益性、全局性、迫切性

艾 丰:我很早就是希望工程的参加者,我资助的一个学生给我来信汇报学习情况。我很想了解你的这个构想。

徐永光:希望工程是1989年开始实施的。当时全国每年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因而失学。我们感到儿童因为家庭贫因不能读书的问题可以说是除了吃饭以外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开始实施"救助贫因地区失学儿童"的活动,并将之命名为"希望工程"。回头来看,这个

命名为活动本身增色不少。

艾 丰:既很响亮,含义又深,起一个好名称,是创名牌的一大要素。

徐永光:确实如此。艾总是希望工程的积极参与者,我也是质量万里行的热心支持者。今天来,我想听听质量万里行的创意和发展过程。

艾 丰:"万里行"应该说是新闻界自己发动起来的,主体是新闻界。1991年是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质量品种效益年",搞了一年,究竟进展得怎么样,新闻单位是不是能搞几个联合采访组来报道这件事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社经济部主任,找新闻界一商量,各个单

位都很赞成。后来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国家技术监督局,特别是朱基同志的支持。活动开展以后,我们有两个"没想到",一是它的反响之大没想到,二是需要持续下去没想到。

群众来信有几句评语,第一句是"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第二句是老百姓的一个延伸,说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做的一件好事,一件实事"。

徐永光:希望工程也是,老百姓都说是社会主义好,感谢共产党。

艾 丰:两件事情为什么能迅速打响,并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简单说就是对社会、对群众有好处。因为任何一个活动要在社会上成气候,被大家承认,最起码得对社会有好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公益性

比较突出才能得到各界,不光是民众,包括政府的承认。

徐永光:万里行也罢,希望工程也罢,说到底,是为社会、为群众做了一件大好事。把希望工程的动因概括为四句话:叫作:儿童权利、社会责任、政府期望、团的职能。

艾 丰:确实是大好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事。质量问题和读书问题,哪个不是几亿人都牵心的事?所以,讲公益性,还是注意它的广度──"全局性"。

徐永光:我觉得除了公益性的广度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公益性的深度,就是说它的迫切性。有些事情虽然也是好事,但是它做不大,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迫切性,也没有那么大的深刻性。

艾 丰:从万里行的角度,质量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的问题,进一步还涉及社会问题,涉及人的精神道德问题。严格地说,不是质量万里行提出了质量问题,而是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要求提出了质量问题。这时候,社会各个方面已形成了共识,但还没有凝聚起来。希望工程也好,质量万里行也好,正是找到一个闪光点或者凝聚点,在共识的基础上使其爆发出来了。把握住历史形成的将要爆发但还没有爆发或突破的这一敏感点,是两大活动迅速崛起的一大要素。

徐永光:是这样的。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提出好多年了,社会关注,政府也着急,总是人代会上的热点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希望工程早有舆论的准备,我们只是因势利导。

公益性并不绝对排除利益机制

艾 丰:质量万里行准确地说,是惩戒那种损人利己的经济行为,倡导以高质量的产品服务于消费者并获取相应回报的经济公德。这和十四届六中全会讲的一个观点比较一致,就是:"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对这个概念我倾向理解为"义利统一观",强调两者的统一。质量问题的解决,操作起来实际上是在利益的基础上的义利统一。涉及到经济范围,你不解决"利"的问题,"义"往往是空的。质量问题是"利益"的问题,谁不知道应该做好产品,用假冒伪劣坑人不对,这不是认识问题。但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不好好地造好产品,有一部分人却"好好"地去造坏产品?利益使之然也。

所以,质量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原因,实际上是利益问题没有解决。必须让做好产品的得好处,做坏产品的倒霉,而且要倾家荡产。这个利害兑现了,就把人们导向了做好产品上去。

徐永光:艾总,你是《经济日报》的总编,又是名牌专家,你认为中国的企业在义利统一上做得怎么样?

艾 丰:我认为,中国的名牌正在起来,就是它们看到了义利统一的问题。小天鹅的老板说:"我们企业生产的不仅是产品,更是质量和信誉。"生产的产品没有用或者是害人的,那就是损害社会了。企业自身也不能得利,也不能生存。我认为这个思维的链条是从"利"的角度归到"义"。他不会说我的企业就是公益事业,他不是这样定位的。这样定位也不对,但他慢慢明白了,企业要赚钱要发展,必须对社会有益,你的质量要能使消费者满意。

我的看法,希望工程也是个义利统一,这个统一,在出发点上好像是从"义"出发的:我要给社会做件好事。它是公益性的,但它要成功,我认为也需要讲"利"。它的"利"反映在两块,第一块,受资助者应该是确实受了益;第二块,对于捐助人来说,也是义利统一,他本身有实现感、有成就感。希望工程给了他一个载体、一个机会,使他这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得以满足。

徐永光:我完全同意。希望工程的受益者是双向的,实际上捐款人也是受益者。有的家长带孩子来捐款,说:我捐款也是为了对我自己的孩子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培养孩子的爱心。这笔钱花得值,一笔钱教育了两个孩子。这个你说是不是"利"呢?

艾 丰:还有一个"利",企业捐款等于做广告,对企业也当然有利。我捐了500万、1000万,你得给我搞个新闻发布会。那企业就可以比较:这笔钱做广告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捐出去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效果还要好。

徐永光:对,它的回报比硬广告还要高。我们最典型的例子是希望书库的设立。捐3000块钱,可以给农村学校建一套500册的书库。这500册书的封面上全部烫金印上捐款人的名字。孩子读书得到了精神营养,也永远记住了捐款人的名字。希望工程并不排除"利"、排除回报,而是重回报,特别是感情和成就感的回报。

艾 丰:所以企业如果想得通的话,你即做了"义",对你也有"利"。赞助公益事业是互利的。在这一点上,就要说到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眼光。我们的企业家往往是今天投入,明天就要回报;如果明天是不是有回报看不清楚,就不做今天的投入。

徐永光:希望工程确实就遇到这个难题:目前我国企业的公益意识还很薄弱--到现在希望工程捐款的企业只有2%~3%,90%以上的企业一分钱没捐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在做公益事业的"启蒙"教育。

艾 丰:许多企业如果想明白了,这是个长远的感情投资。想想看,花一点钱就能培养出青少年消费者,他要消费多少年呢,还怕投资收不回来?这是很公益的考虑,又是很功利的考虑,义与利就这样统一在公益事业里了。

徐永光:艾总说的义利统一问题很值得研究,中国的企业特别是营利企业需要树立这一观念。

公众性是创名牌的基本依托和途径

艾 丰:除了公益性这个基本特征之外,我觉得创名牌活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公众性,也就是公益事业要靠大家参加,只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才有前途。

徐永光:我们这两项工程有一个共同点是动员老百姓参与,牵动了民众的情感,直接和老百姓的利益挂起钩来。可以说,我们青基会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希望工程中来。个人、集体、海外华人华侨,所有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都去努力争取。

艾 丰:万里行也是一样,是大家一起来做成的。现有通行的词叫"形成合力",一个是新闻界的联合,一个是新闻界与主管部门的联合,一个是用活动的方式与消费者的联合。

徐永光:政府部门的支持也很重要。希望工程就得到了党中央、国家教委等部委的大力支持。我记得万里行是薄一波同志题的词吧?希望工程是小平同志题字,江泽民、李鹏分别题词,乔石、李瑞环、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捐款。

艾 丰:有了横向面的联合,有了上面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面就需要广大群众──对万里行来说就是全国的消费者的参加。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联合主办一份杂志,就叫《中国质量万里行》,内容以打假为主,后面附上投诉卡,只要消费者用这个卡投诉,就首先给予解决。这样,在万里行不搞大规模的活动时,就由它把消费者团结起来,不要让群众觉得万里行是"一阵风"。

徐永光:搞活动的时候需要群众参加了,就跟群众打得火热,活动搞完了,就把群众抛在一边,这样做,让群众觉得靠不住,创名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公益事业需要新的动作主体

徐永光:我觉得质量万里行与希望工程还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两者都是由社团组织发起的,并由民间组织负责实施。

从社会组织结构来讲,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组织分为三类部门:第一类是政府部门;第二类是营利部门;第三类是非营利部门。一般把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归为"第三类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肯定是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趋势相适应的。

艾 丰: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各种关系都变得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同时又更要求整体化。一般说,政府部门便于纵向垂直领导,而市场经济要求加强横向联系的媒介角色。

徐永光:改革之前,我们国家政府部门几乎包揽了各方面的事情,连营利部门的企业也是国家的附属物。改革的第一阶段应该说是政府与营利部门分离,即政企分开,实现了两个社会主体的独立运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也在逐步发展。在美国,光基金会就有2万多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占有很大的份额。这恐怕是个大趋势。第三部门的发展,可以分担一些政府的职能,缓解一些社会矛盾。现在有一个关于社会分配的新理论,我认为很有新意。第一次分配是讲效率,通过市场有本事的人多赚钱,没本事的人少赚钱;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税收和福利,调节贫富差距;第三次分配是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有钱人自觉地拿出钱来帮助穷人。经过三次分配,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由社会公益机构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其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因而能有效地杜绝腐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艾丰:三次分配的理论很值得我们研究。希望工程和质量万里行既是公益事业,又要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中间很重要的是一个中机构。也就是由取得政府支持的民间机构出面直接操作,发挥凝结、联合的作用,做政府所不便做的事情。有些事情靠这种团体比较有效,负面作用也较小。当然,民间组织现在还会遇到这样两个问题:企业和群众认为你不是正牌的,觉得你不是政府,你的权威就不够。政府那边有时也会产生顾虑,你管这么多事儿,我还干什么,会不会有越俎代疱的问题。

徐永光:摆正这个关系至关重要。我们一直强调,作为基金会这样的社会公益团体,它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配合政府的社会发展计划。希望工程就是辅助政府落实义务教育普及目标的一项配合性工作。发展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主要责任是由政府承担的。但政府又面临着教育经费不足的困难,所以,希望工程这样一项民间性的捐资助学活动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反过来说,这件事由政府直接出面来做合不合适呢?显然不合适。这说明,像艾总所说的,社会公益团体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艾丰:我常常讲,中介组织、社会团体的定位应该是三个:"手":政府的助手,企业的帮手,新体制的趟雷手。对政府来说我们是给"打下手"的、配合的;对企业来说,我是帮助的;对于改革的新领域来说需要我们去开拓,因为是社会团体,所以回旋余地比较大,好多政策我去实验,去趟地雷,炸了小兵卒总比炸了大将损失小。

徐永光:的确如此。一项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益事业,其功能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捐款资助的直接效果,更重要的是正如李岚清副总理指出的,希望工程唤起了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同时,希望工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据一项对全国青年思想教育状况的调查,有76.44%的被调查者认为,近年来比较有效的思想教育活动是希望工程。

艾丰: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组织能够产生的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们给予的估计还是远远不足的!

徐永光: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其资产是什么概念?我一算:中国青基会从实施希望工程到现在,有形资产几乎为零,甚至是负数。因为,我们账面上的上亿元资金都属于待拨捐款,全部用于救助还差2000万。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基金会几乎没有一分有形资产,只有无形资产。所以,对于社会公益机构来说,形象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都知道,政府有权,企业有钱,而我们这些公益部门一没权、二没钱,怎样把事业做起来?只有靠自己最优秀的工作树立信誉……

艾丰:这几年,我体会到,从事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要想取得进展,关键是三条:第一条,要寻找共同利益区,要在各方面的共同利益区中开展工作;第二条,要加强协调,它没有"命令"的手段,只有靠协调的方法;第三条,要维护自身的形象,取得公众的信任。

徐永光:希望工程实施7年多,在宏观把握、中观策略、微观操作三个层次上都比较成功。前两条做起来并不算太难,最困难的是微观操作,核心是管理和监督,就是为了树立形象,强化自己的社会公信度。在这方面我们总结了10条经验:第一,切合实际的规划目标;第二,张驰有度的推进步骤;第三,以需求为导向的筹资模式;第四,严格自律的管理制度;第五,现代化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第六,行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第七,不断创新的宣传攻关策划;第八,清醒的名牌保护意识;第九,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保证;第十,外界特别是新闻界的鼎力支持。

"流星"不是名牌

艾丰:可持续发展,是任何一个名牌的基本特征之一。就质量万里行来看,其活动本身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质量万里行的第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打假,第二阶段发展到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徐永光:艾总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深有同感。希望工程也有个逐步累积、提升的过程。希望工程是从救助贫困地区失学的少年开始的,以后又不断延伸,在没学校的地方建希望学校。再后来设立了希望工程园丁奖,表彰贫困山村教师,每年1000名。我们又设立了希望工程教师培训基地,让教师培训后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为此我们提出了"为了希望的希望"的口号。

艾丰:先是学生,而后学校,而后老师,步步推进。同样,质量万里行要持续发展下去,也有许多问题要研究,我想万里行就其内容总会继续发展下去,也许会换一种方式,但本质的东西都会保留焉。

徐永光:希望工程下个阶段性的任务,我们开始考虑,到本世纪末,我国消灭贫困后希望工程的嬗变问题。我想,质量万里行和希望工程的成败,关系的不仅是这两大事业本身,也不仅是两个机构的荣辱,而是关系到社会变革时期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形象和人们对它的信心。

艾丰:"万里行"是首都新闻界的集体创造,是大家共同完成的"作品"。大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社会责任感。社会公益事业没有责任感就无法做起,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徐永光:我们每时每刻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艾丰:心情是一样的,我们切记的是少剑波对杨子荣说的那句话:"大胆谨慎"!

徐永光:让我们"大胆谨慎"地继续探索,务求质量万里行和希望工程这两大公益事业功德圆满!

(原载1997年第2期《中国企业家》杂志)


希望工程属于发展层次

串场:"希望工程"四个字是我们这两年经常听到的字眼,很多人认为,希望工程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救助了多少失学的少年,而在于让全社会都开始关注教育,关注未来,关注人与人的平等,同时,感受到爱心的存在。这一点在我们采访希望工程的负责人徐永光的时候,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徐永光:人们只要拿出300元钱,就可以帮助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而这种帮助可以改变孩子一生的命运。

白岩松:有很多人认为徐永光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慈善家。

徐永光:有人这么说。我认为慈善事业是对于生命处于危急状态下的一种救助,比如说,非洲的饥饿现象,或者发生疾病了,或者发生灾害了,对这种情况的救助属于慈善的层次。希望工程是在孩子有饭吃以后,需要发展,需要提高自己的素质,他们不能读书,我们给他帮助。我认为希望工程属于发展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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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希望工程的层次是属于发展层次。”

白岩松:很多孩子过去没有学上,因为缺钱,希望工程使他们走进了课堂。他们见到你们时,说感谢党,感谢祖国。那么你们习惯了国外那些媒体称为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或救助组织,当听到这些话时,你们是否也非常自豪?

徐永光:希望工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带头为希望工程捐款,当然,他们都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捐款,为人民群众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另外,这么多人支持希望工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的阶层,上到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老人、孩子、普通的群众,大家都能从中找到共鸣的地方。

白岩松:我看到一篇文章,你自己写的,你是温州人?

徐永光:对。

白岩松:那么你这个温州人特殊,不能给自己或周围社会带来任何直接的物质利益。

徐永光:一提到温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做生意。确实,温州人很会做生意,有一句话叫做,"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首先出现的就是温州人。" 我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不是做生意,我从事的这项事业可能和"利"距离很远,我们就是要奉献。这是一项新的事业,需要开拓性。在开拓性这一点上,是温州人共同的特点。

白岩松:拓荒?

徐永光:拓荒。

白岩松:希望工程成功的诀窍是什么?

徐永光:没什么窍门,很简单,就是说这件事情需要花钱,我们告诉大家;大家也觉得应该支持这项事业,就捐钱;拿到钱以后就去花;花完了以后,把花钱的情况告诉他;让他看到效果,那就会有更多的人支持这项事业。就这么一个循环。

白岩松:你说的非常形象的一句话,就是"没人能打倒希望工程",那么只有自己才能打倒希望工程?

徐永光:对,现在有的人不太理解,有的人有疑虑,也有人攻击。希望工程这件事情,是非常牵动民心的事情,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兢兢业业地做好,任何人用任何方式来打击希望工程都是做不到的。希望工程谁也打不倒,惟独可以被自己打倒,被自己打倒就是你自己在管理上出了问题。

白岩松:现在联想起来,这4年,你觉得最艰苦和最艰难的是在什么时候?

徐永光:当然一直是非常难的,没有哪一天轻松过。我感到事情做得越大越难,我感到现在的压力比一开始要大得多。因为那么多人的参与,上千万人的捐款,由我们来实施,负担是很重的,不能有一点的差错和闪失。

白岩松: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援助了50万或者100万甚至1000万的小孩子,它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懂得了重视教育、重视未来,并且全社会体现了一种爱心,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要超越对孩子们的援助。

徐永光:这点我非常同意。因为我们现在用希望工程救助的钱才几千万,这点钱就像北京一个不太起眼的大楼,资金有限,而且受救助的面也很有限。但是希望工程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激发全社会重教的意识,造成一种助人为乐、扶贫济困、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希望工程援助的本身。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1994年5月8日播出)


虑而后能得

知止不殆

  历时10年的希望工程已经进入战略重心转移的第五个发展阶段。希望工程该不该进行战略转移?辛辛苦苦10年,希望工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是一无所有,还是富甲天下?

  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视角看问题。

  在希望工程实施之初,一次出差回北京。在飞机上鸟瞰京城,只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止不住心中一阵冲动。我想,论资产,论捐款收入,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还赶不上一座小小楼宇。我们什么时候能积下一座像样的大楼?就算有了10座像样的大楼又当如何?多少资产才能让我满足呢?我问自己,未及回答,即已顿悟:中国青基会所追求的,永远不是有形资产的积累,而是品牌、信誉、机构形象;有形资产有价而无形资产无价。只有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才能“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这一悟,成了我10年来做希望工程一以贯之的追求。

  看世界的视野不同,竟会影响人的世界观。一位美国宇航员谈他在太空看地球的感受。地球是一个蓝色的、十分美丽的小星体,上面有陆地、海洋、大气、云层。而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类正在无端争战,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生灵涂炭。这位宇航员顿生怜悯之心--上帝啊,让他们也到宇宙里,看看自己都在干什么吧!

“面对大自然的博大深邃,我们会感到人的渺小与浅薄。”

  早于这位外国宇航员2300多年,我们的先哲庄子已在思想的“太空”做《逍遥游》了:“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在九万里的高空,他看到了自然、万物、天地的本色,“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进入了洞察宇宙本源的境界。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把庄子的这句话写在了自己著作的扉页上。

  我曾在拙文《崇尚自然》中写过这样一段文字:“面对大自然的博大深邃,我们会感到人的渺小与浅薄。20年前从上海赵鑫珊的哲学散文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夏夜星空,避开城市的喧嚣,来到旷野之上,面对广褒无垠的宇宙,突发奇想:人只不过是某种十分偶然的机会飘忽到空中的一粒灰尘。灰尘是不应该有烦恼的。我折服于赵氏的理论,在以后的20年中,常常把自己想像成一粒灰尘,因而便除却了许多烦恼。”

  偶翻佛学经典《楞伽经》。经云:“声闻缘觉,诸佛如来,烦恼障断,解脱一味。”说的是声闻、缘觉(佛的弟子)和诸佛如来,均已断了烦恼之障,一味得到了解脱。原来,真能从世间烦恼中彻底解脱的人,也就成佛了。

  这几年,我总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工程在本世纪末彻底结束,划上一个圆圆的句号,送进历史博物馆。让这件被人们称之为“功德无量”的事情真正“功德圆满”。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功德圆满”的事物或许少有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逃不出由盛及衰的自然法则。避免祸害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老子所说的“知止不殆”(懂得适可而止便能避免风险)。“圆满”这个形容词总是与动词“结束”相联的。希望工程只要还在进行,就谈不到“功德圆满”。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希望工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闪亮光。直至今天,她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件比较完美的事物。如能就此完好无损地收进历史博物馆,她给这个时代、给后人留下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物化有形的成果,更是一种创新的理念,一种成功的模式,一座可供深深开掘的精神矿藏。她的价值和意义,远比我们继续拿着希望工程的牌子去花样翻新而承担着某一天这个神圣的物件“叭”地一声落地变成碎片的风险为好。

  知止近道

    需要承认,10年来,中国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认识和追求,也是在不断深化提高的,并没有逃出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范畴。

  当中国青基会以10万元注册资金开张时,我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找一个最能筹到钱的好项目”。希望工程正是这一“原始冲动”的产物。中国青基会从自己的生存需要发端,提出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这个集儿童、教育、贫困三大社会问题于一身的公益项目,达到了政府支持、社会关注、满足弱势群体需求的效果,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道路。

  随着希望工程的发展,我们的认识和目标也在“水涨船高”,不断升华。为了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我们把管理视作生命,把公众监督奉为保护神。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增强了希望工程的社会公信度,1992?994年,希望工程救助规模陡增100万。这时候,我们又看到普遍建立的地、县希望工程基金给管理带来的隐患,果断地决定对地、县基金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在1995年第五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我给大家泼冷水:“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把加强管理摆到各项工作的首位,迅速改变管理滞后的局面,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希望工程就有可能成在我们之手,也毁在我们之手。希望工程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在于我们疏于管理。”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我们撤销了绝大多数地、县希望工程基金。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有效地杜绝了隐患,保证了资金管理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挫伤地、县的积极性,影响了筹资和救助规模的扩大。这是典型的“牺牲效率保平安”。

  在今天,希望工程所透露的信息,已经不在“筹款几许”,已大大超出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初始目标。希望工程所筹资金在每年教育经费的总盘子里尚不足千分之一,可谓杯水车薪;论资金数额,10年18个亿,若拿到上海只够修地铁两公里。区区小数,何足道哉。但作为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一个成功范例,希望工程担负着太过沉重的社会期望,人们容不得她有任何污点。正因为希望工程和我国青基会事业的发展已经与中国NGO事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我们想问题的角度,再不是局限于机构自身的利益,更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希望工程10年,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多少有形资产,可谓“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希望工程的无形资产,则属于全社会。作为首倡和成功实施希望工程的共青团、青基会,要有“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和“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长久”的气概。这些引自《道德经》的话其大意是:生养了它而不据为己有,培育了它而不自恃所能,大功告成而不以功臣自居;既然已经有了好名声,就应该懂得适可而止,惟其如此才能长久不败。

  关于“知止”,儒家经典《大学》中也有精深的思辩。《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子的著作,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人之学”,位列四书五经之首。《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止、定、静、安、虑、得”七个字都是修养的功夫。“知”是知觉、良如,对事物的认识;“止”即停止。“知行知止惟贤者”。希望工程10年,即是从“知行”到“知止”。这个“止”,不是消极的停滞静止,而是《易经》中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就是:该停止就停止,该行动就行动;不论行动还是停止,都要合乎时势,这样做就会有光明前途。“知止”之后,我们的心思才能“定”下来,再进入“静”、“安”的修正,排除心中杂念,超越世俗困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从而智慧大开。“而后能虑”,可以进入精心思考;“而后能得”,思想豁然开朗,明白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原来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根本的原因,有始有终,知道了先后的秩序,也就把握住规律了。

  在中国古代先贤的文章典籍中,关于人的进退行止,功过是非,成败得失,事物的本末终始,运动变化,兴衰损益,有深刻精微的理论,极富智慧的哲学思想,够我们受用不尽。《易经》的64卦,就包含了对宇宙万物、人事兴替变化规律的辩证分析。且看《周易·序卦传》对《恒》卦、《遁》卦、《大壮》三卦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先是《恒》卦,“恒者久也”。恒就是长久的意思。“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意思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长久不变,所以接下来的就有《遁》卦。遁是退的意思。而“遁”并非消极的退却避世,而是“与时行也”把握时机而行。“遁之时义大矣哉”(“退”所提示的把握时机、因地制宜的道理很重要啊!)又说:“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君子当退之时,能够当机立断,小人则不能);“嘉遁贞吉,以正志也”。(及时恰当地退隐纯正吉利,是因为志向端正。)退是为了新的发展,“物不可以终遁,故授之以《大壮》。”事物不能总是退避,所以《遁》卦之后就是《大壮》卦。事物又开始成长壮大。然“物壮则老”(《道德经》),“大壮则止”(《周易·杂卦传》),又需要停下来休养生息了。再看《震》卦、《艮》卦和《渐》卦的逻辑关系。“震”是运动,“艮”是停止,“渐”是渐进。“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经过运动,休止,又进入新一轮的渐进发展。世间万物就是如此动静有致,周而复始,否极泰来,生生不息。

  试想,假如我们不是提前筹划希望工程的“嬗变”,并适时进行资源转换、新项目开发和制度创新,今天我们就不可能从容余裕地拿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和“三辰影库”项目来关注青少年素质教育;实施“爱心工程”来探索我国公益事业的机制创新;建立“青年创新基金”和“国际互联网络知识大赛网站”来为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推波助澜;我们更不可能很快把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视角瞄向环境问题,恰到好处地推出 “绿色希望工程”,加入全球性“绿色文明”运动;机构改革转型问题也不会这么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知止而得

    近两三年来,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发展战略问题,我在努力“知止”和“虑得”,还比较勤勉地写了一些文章。进入希望工程后的地方青基会系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同样的机会,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性。这既有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也有主观选择的原因。有的省级青基会,成立时间不长,秘书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六位。显然,青基会在这些地方算不得什么“事业”,用不着做长远打算。而一些发展状态比较好的省级青基会,则是与青基会秘书长的个人追求分不开的。这些青基会已经逐渐显现个性色彩,积蓄了发展后劲。

  青基会事业值不值得追求,除了主观意愿,也不能不考虑这项事业本身的价值和发展前景。关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上海学者李亚平指出:“在当今变化多端的社会环境中,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具有世界共性的社会演变趋势之一。这是由于在面临众多难以避免并且越来越尖锐化的社会问题时,人类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取代不了社会机制。福利国家在经受80年代经济打击之后,福利多元主义引领各国走向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这不仅提升了‘第三域’棗非营利社会服务志愿组织的责任和地位,也意味着民间的参与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世界上许多专家预言,在未来的年代里,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和重要性将不断增长,许多在过去30年到40年间由政府承担的义务,将被社区组织棗非营利部门取代。事实上,‘第三域’已经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志愿服务原则作为一种社会主导原则,已经成为与市场原则和政府原则并列的三大原则之一。”

  西方学术界把政府部门及与之相关的公共部门称作“公域”,把市场称作“私域”,非营利机构因之称作“第三域”。在我国,市场体制由多种所有制构成且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块称作“私域”似有忌讳。所以,我以为,“三大部门”的提法更符合中国国情。

  与西方国家市场失灵和福利主义陷入困境所引发的第三部门浪潮不同的是,中国第三部门的崛起则是与政府权力下放、中介机构发育、资源再分配格局的形成,即与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总趋势相联系的。我国的第三部门方兴未艾,且已汇入世界性第三部门勃兴的潮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顺之者”,我们投身这一事业是值得的,也是有前途的。去年,民政部颁发了《民间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标志着“官办”非营利机构一统天下格局的结束。这首先是好事,其意义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中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确立。我国非营利机构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局面已经可以预见。但对于大多数仍处在行政体制庇护下的“官办”社团来说,上述预见未尝就是“利好”消息。如果我们不能自觉进行体制改革、增强自身活力,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萎缩直至被淘汰出局。

(摘自1999年4月23日在第八次全国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无竞争忧患

1988年以前,我常以“尤吉”为笔名发表有关共青团改革的文章,意寓“忧喜参半”。中国青基会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两年,亦可用“喜忧参半”一言以敝之。

  中国青基会人事制度改革只是机构迈向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的第一步。受传统体制的制约,我们的分配制度还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我们的考核评价手段和标准还不尽科学严谨,造成部门之间的一些磨擦,影响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工作效率;机构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强。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竞争忧患。

  我国的基金会缺乏竞争的法律政策环境、社会评价机制、压力机制和内在动力。尽管可供分配的捐赠资源十分匮乏,但从未听说有哪家基金会因捐款少而倒闭的。不做事没有关系,只要不惹事,谁也不会找你麻烦;相反,做事越多风险越大。几乎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出现的我国基金会,之所以总也长不大,盖因这种奇怪的生存环境:不是优胜劣汰,而更可能是“精英淘汰”!

  中国青基会9年来马不停蹄,在铺满荆棘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由于希望工程的成功和“独家经营”的格局,使我们在捐赠资源的分配中占了便宜。这种结果,也是既喜且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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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香港著名慈善家方润华先生交谈。

  没有竞争,缺乏压力,我们是否能够长久保持创造的活力和进取的冲动?“孤军深入”的中国青基会“红旗还能打多久”?

  美国的一些非营利机构研究专家指出,非营利机构的发展,需要引进商业机构的市场观念、管理理念,借鉴他们某些运作方法。

  在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中国青基会惟有追求更高的生存目标,才能继续进取;才能不满足,不停滞,不“五十步笑百步”。

  在三届一次理事会上,我们提出了“让一个资产雄厚、信誉卓著、制度完善、人才荟萃,具有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中国青基会跨入新的世纪”的目标。在这个跨世纪目标的前面,应该是我们更高的理想棗创建世界名牌基金会。

  就中国青基会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这一切还十分遥远--

  资产--除了希望工程待拨资金,我们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益信托基金;

  信誉--希望工程在社会上享有崇高信誉,而它的创立者中国青基会还是个模糊形象;

  制度--我们进行了制度改良和创新,但行政庇护和“官办”色彩难以割舍,它决定着我们今后的走向;

  人才--中国青基会拥有的只是一群开荒者、铺路工,我们缺乏创建现代化基金会的专业人才;

  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仅仅还是纸上谈兵。

  把中国青基会建成世界名牌基金会是我们的理想和长期的目标追求。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第三部门发育的条件,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表也许应定在下个世纪中叶。

  所有在这个世纪末10年和下个世纪初10年参与中国青基会事业的人,都是在为实现“世界名牌”的理想奠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现实国情体制条件下、法律政策框架内和个人的知识能力所及范围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接近自己崇高的目标。担当这样历史使命的中国青基会人,任重而道远。无论老同志、新同志,都需要认清责任,振奋精神,加强修养,提高素质。要从基础训练ABC做起。

  一要认同目标。认同“创世界名牌基金会”这样一个目标,是每一位中国青基会人所必须的。对于它的意义,对于机构和个人应该如何行动,希望结合希望工程10周年的总结,见仁见智,集思广益,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二要自觉锻炼。中国青基会的员工队伍正如事业一样发展壮大。一批年轻同志的加盟,使这支队伍文化层次提高,充满活力。但是,年轻人的天生弱点是缺乏锻炼,缺乏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吃苦少,尤其缺少挫折经历。不经历困难复杂环境的锻炼和考验,封闭在甲1号四合院里,是培养不出21世纪中国青基会的领导人的。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认真补上这一课。

  三要加强培训。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需要专业化、职业化。我提出了10个方面专业人才的粗略设想,这不仅是中国青基会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每一位青基会的工作人员,都应选择自己的专业定位,通过学习和培训,提高专业化水平。人事部门要制订培训计划。对于有志于青基会事业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还要送到国外去深造。

  四要寻求压力。中国青基会既要为自己的员工提供良好的个人发展机会和生活待遇,同时也要给予必要的压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青基会,这两者并不对应。由于缺乏竞争,我们工作稳定、生活安定、压力不够,更存在着自上而下压力减退的现象。竞争带来效率,也带来优胜劣汰的不平等。黑格尔所谓“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此得到印证。以“慈善为怀”的中国青基会还缺少竞争和淘汰机制。稍稍了解一下工商企业竞争的状态,我们就会明白自己的日子是多么好过、资源存在多大的浪费、个人的创造潜能还有多少闲置。呼唤竞争,寻求压力,激励创造,造就人才是需要我们不断破解的长期课题。

       (原载1998年6月28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自知者明 自胜者强

在希望工程实施7周年座谈会上,我第一次提出希望工程“嬗变”和机构转型问题,试图引起一场辩论。两年过去了,除了老调重弹,辩坛上没有多少声音。又唱起“创建世界名牌基金会”的畅想曲,希望引导四合院里的“思想解放运动”,依然和者寥寥。党委号召大家为机构发展献计献策,尽管收到一些有价值的好意见,但未见多少闪烁思想火花的东西;中层干部竟迟迟没有反应……

  于是我发现,这个机构的思想非常压抑!谁之过?是“独断专行”、言论不得出其右的后圆恩寺“住持”,还是窒息年轻人思想的传统体制的无形枷锁,抑或是这个机构原本就缺少思想精英?也许三者俱全。

  自我反省,在“专制者”和“妥协者”中,我宁愿承认自己属于后者。从1988年5月18日在刘奇葆办公室谋划共青团事业开发的那一天起,面前并没有道路,尽是一片荒芜。10年探索,历尽坎坷。中国青基会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能够在由社会第一部门向第三部门的过渡中有所建树,得益于渐进的、改良的、稳健的、务实的发展策略,即开拓而不越轨,创新而未离宗,开放而有节制,保守而不僵化。如同一只小鸟在一个大鸟笼中飞,不敢一飞冲天;在传统体制的规矩内不越雷池一步;和一切可能危及机构生存的力量妥协,乃至把牺牲效率保平安作为我们的“安全阀”。在机构内部亦大体如是。10年来,磕磕碰碰难免,意见分歧常有,妥协、和稀泥乃至模糊理论,是保持机构稳定的灵丹妙药。

  然而,一个具有个性人格的机构不可能只有妥协没有“专制”。在涉及机构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作为机构的主要责任者,一旦认准目标,必定会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即使反对意见很多,也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而这样做的本身,即是对“思想解放”的悖论,且会因个人意志的正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或上天堂,或下地狱。若是后者,则个人跨台,机构倒霉。老子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要自知,更须自胜。听南怀瑾老先生的劝戒,功成身退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的机构,也正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青基会虽属共青团体制改革的产物,但它毕竟脱胎于传统体制的母体,身系名门,根红苗正,血管里流淌的是传统体制的血液,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行政化的影子。在行政庇护下,依托组织系统,利用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动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曾经颇为好使,而当社会生活日趋市场化,组织动员的能力日趋疲软或者传统组织的价值取向也日趋自利化、独立化的时候,我们仍然按成法定势去搞一统化、大行动,终于不再灵验,及至交易成本很高而事倍功半。这阻滞了我们在社会化资源开发、市场化项目运作、国际化目标探索方面的步伐。

  真正可怕的是,随着机构的成长成熟,旧体制的遗传基因也在顽强地显现它的“克隆”功能。行政化倾向日甚一日,又因我们惯于妥协,各种机构病终成沉疴:没有竞争,效率低下;悠哉游哉,按部就班;机关作风,贵族思想;部门扯皮,官样文章;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赏罚不明,吃大锅饭;浪费无罪,享受有方;不能冒尖,可以偷懒;清谈风盛,创造性差;武大开店,井蛙自赏;累的累死,混的照混;无需分流,不用下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希望工程后的机构生存和发展,真正有忧患、有压力、有紧张感的只是少数人。

  机构病的产生,不能怪老人丢了好作风,也不是新人素质在下降,而是管理滞后于发展、束缚了人的积极性,更是机构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跨越中生理障碍的反映。要祛除这些生理障碍和沉疴痼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下重药,动大手术。要从体制上开刀,坚决果断地实现由行政化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NGO模式转型。在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和以人为本的同时,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的革新,实行效率优先、优胜劣汰,建立起更加符合人性、体现人文价值的机构文化。让创造者在这里如鱼得水,让混饭吃的在这里一天也混不下去。

  我们恰似一个缺少球星的足球队,需要引进外援以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理论研究的外部支持,新知识的汲取,新思想的冲击,对我们这个机构来说,比建100所希望小学更为紧迫。我们更应建立对高素质人才有吸引力的与市场接轨的用人机制。让封闭的四合院大门洞开,群贤毕至,群星灿烂。我们已有的队伍是一支渴望创造、有希望的队伍,要用新制度释放他们尚被压抑一半的潜能,再通过教育培训,增加一倍的创造力。果真如此,中国青基会就能抛掉包袱,自胜自强,以新的姿态跨进21世纪,向着世界名牌基金会的理想迈进。

(原载1998年10月2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衷心向往 共同愿景

不进则退  无暇歇息

去年5月,我在中国青基会干部聘任会上,作了题为《无竞争忧患》的主题发言;半年后,又在《通讯》上发表了《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机构行政化倾向的批评及改革的主要观点,党组内部是多次讨论过的,看法也是基本一致的。

文章发表前没有提交党组讨论,系一家之言,是担心集体讨论后,文章磨成了文件(官样文章),温良恭俭让,达不到震聋发聩、骄枉过正的效果。之后,我解释该文是“为转型立论,为改革建言,为自由开风气”,意在打破机构内沉闷的空气,只要不反对四项原则,什么话都可以说,都可以在自家报上公开发表。几十天来,关于机构改革和发展的讨论如期展开,各种观点自由鸣放;以青基会的看家本领----筹资管理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与效益挂钩的新的分配制度正在制订;99机构转型年的工作目标正有条不紊地展开。改革是一个过程,新制度的实施效果还需由时间来检验,但从充当改革先锋的三个项目合作部主将“不达目标甘愿下岗”的铿锵誓言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青基会青春焕发、自胜自强的新希望。

“作为中国青基会的一员,你心目中的共同愿景是什么?”

认为一个创造了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第一品牌的机构不优秀或队伍不精良,显然十分不公;而机构承载着体制转换中的痛苦、存在阻滞发展的行政化倾向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青基会现阶段的发展,得益于希望工程的惯性,凭吃老本,也会有几年好光景。但满足现状,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没有新的目标的感召,这个机构还能保持多少进取动力?于是,我在《无竞争忧患》中畅言:要用半个世纪的奋斗,把中国青基会建成世界名牌基金会。并提出所有在这个世纪末10年和下个世纪初10年参与中国青基会事业的人,都是在为实现“世纪名牌”的理想奠基。我试图用新的座标系提醒大家,中国青基会任重而道远。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命运已经把中国青基会的发展同中国NGO事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断超越自我,向更高的目标奋进,不仅是中国青基会生命活力不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对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一份责任。

教育学中有一个“跳起来摘苹果”的著名理论,捐一个人的目标设定应高于能力现状,才能向上提升。一个有远大目标的机构,必然存在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我们假想这个差距的上下两头紧绷着一根橡皮筋,那么这根橡皮筋就产生了目标与现状之间的“张力”。对目标的追求,会产生拉动现状向上的“创造性张力”。目标与现状的差距所产生的“张力”大小成正比,一个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机构,它的“创造性张力”就等于零。在“ 创造性张力”拉动现状向目标接近的时候,总是有另一种力量向相反的方向阻滞,这就是传统的体制、观念、习惯,依恋现状不愿打破平衡的惰性,担心变革会伤害既有利益的心态及缺乏自信、害怕失败、抑制创造能力的悲观情绪等等。这种结构性冲突是阻碍机构迈向新目标的大敌,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它,机构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在冲突中因力量对比的逆转而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不讲效率 遑论理念

即将进入希望工程后的中国青基会,在进行二次创业、寻求新的发展目标时,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主要在于体制的障碍,在于行政化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思想、方法、制度、机制的羁绊。不从改革管理机制入手,任何修修补补的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白白消耗我们的智慧和精力。

以效率为中心,引进竞争机制,激发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是这阶段改革的主攻方向。那么,以效率为中心的观点、竞争的观点是否符合中国青基会的价值观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青基会的旗帜上写着“为了全体青少年的利益”的机制理念,要实现这个理念,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我们必须把效率摆在中心地位,以效率论英雄,靠实力办实事;没有效率,穷得叮当响,理念再好又有何益?我国曾经设想在58年部分农村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用钱。结果吃出了浮肿病,死了上千万人。不讲效率,莫谈理念!

引入竞争 以人为本

崇尚效率,引进竞争,强调利益的激励和利益的制约,必然会出现分配上的差距和优胜劣汰的不平等。这种建立在效率优先基础的不平等相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一大进步。鉴于我们非营利性、公益性机构的属性,青基会永远不是个人发财的地方,也不存在排他性的竞争,只要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每个工作人员都会得到人格的新生和生活的保障。这叫做“效率优先,追求公平”。

以目标机制激活机构的创造力,以激励机制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两者互动作用,效益迭加。但从义利观角度分析,讲目标,是“义”字当头;讲激励则“利”在其中。“义”者,遥远抽象,虚幻飘渺;“利”者,真切实在,具体可感。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人担心,闹了半天改革,会不会把大家引到重利轻义的歪路上去呢?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有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也有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前者主要是物质需求,后者主要是精神需求。尽管任何需求都是在不同层次人满足个人的欲求,尽管物质需求是所有人类的最基本需求,然而精神层次需求所激发出来的力量,则是物质层次所难以企及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追求人类公正的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精神力量。希望工程10年,人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至有今天的成功,是希望工程的创始者及众多骨干们用理想和信念支撑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追求卓越的荣誉感,激发了我们的献身精神。1994年,香港《壹周刊》无端诽谤希望工程,我决意到香港打官司,有人告诉我《壹周刊》的背景及香港的复杂社情,劝我妥协。我答道:希望工程的荣誉高于我的生命,就是打死在香港也要打这场官司。

青基会管理机制的改革与机构文化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对机构目标的不懈追求,使我们保持永无止境的创造冲动;崇尚效率,引进竞争,建立激励机制,开发人的创造潜能,使以人为本的原则得以真正体现。

攻心审势 无往不胜

一个成功的团队必须建立起所有成员衷心向往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既是组织成员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更是一种清晰明朗的“未来景象”。共同愿景要成为组织成员发自内心的、衷心向往的、倾注热情的、产生勇气的一种追求,而不仅仅是遵从,更不应事不关己,冷漠相对。在共同愿景的召唤下,团队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领导、部门、成员、上下之间团结、和谐、谅解、协作。这样的团队必定无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一个团队如果没有共同愿景,则象一盘散沙。指挥员指向前方,团队成员前后左右各有所向,磨擦掣肘,能量内耗,离心离德,直至祸起萧墙,自己把自己打倒。这使我想起了成都武候祠的一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建立共同愿景,就是“攻心”、“审势”。心之向往产生凝聚力,审时度势把握大方向。对共同愿景的关切,是任何一个团队领导者不可回避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团队成员必须做出的选择。

那么,中国青基会的共同愿景是什么呢?是“成为中国一流的基金会,在世界大基金会中有一席之地”(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报告),还是“做中国NGO的优秀代表,创世界名牌”,抑或是“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青基会”……。作为中国青基会的一员,你心中的共同愿景是什么?

(原载1999年2月2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小平同志与希望工程

    1990年5月,共青团中央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我们盼望敬爱的小平同志以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就收到小平同志的题词。拿着那张还散发着墨香的字幅,看到小平同志挥洒苍劲的书法“希望工程”,我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好多年来,小平同志亲笔书写的“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像明灯一样在我们心头高悬,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即使是贫困地区刚入学还不识字的孩子和他们的文盲父母,也能认得小平同志的行书手迹,他们认定,小平同志推动的希望工程定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希望。

  1992年4月15日,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此揭开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序幕。在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6月10日,中国青基会的捐款接待室来了两位军人,他们拿出了3000元人民币捐款,但不留捐款人的姓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留下捐款人的名字是我们的规定,不仅为我们,更是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 军人说:“如果一定要留名,就请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 10月6日,两位军人又来到青基会,再次以同样的方式捐款2000元。

  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弄清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我们当即决定,这笔捐款用于小平同志早年战斗过的地方广西百色地区,救助那里的失学儿童。受惠于小平同志捐款的百色地区的孩子们,给邓爷爷写来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信中说:“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人民币,又知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些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儿童,我们都激动得哭了。我们的父母、老师知道了,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区山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好近好近。”

  小平同志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身体力行支持希望工程,不仅体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老区孩子的关怀慈爱,也反映了他一贯重视教育、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的焦灼心情。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反复告诫:“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

  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在祖国大地不胫而走。一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的示范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希望工程实施7年来,已接受海内外捐款近10亿元人民币,救助了150多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修建希望小学3600多所。当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子女受到希望工程的雨露惠泽时,都情不自禁地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

  在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捐款两年后的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同志来到中国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救助50名沂蒙山区的失学儿童。我向邓榕介绍说,今年1月,我们搞了一场义演,特地从百色把小平同志救助的孩子接来,在人民大会堂向邓爷爷汇报学习成绩。邓榕说,百色的孩子们给父亲写的信,老人家读了,很高兴。她还好奇地问我们是如何弄清父亲那笔捐款的,因为捐款时已说好不留姓名,只用“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她风趣地问,是不是来捐款的同志“泄密”了。我也据实相告:他们守口如瓶。至于是怎么弄清楚的,这也是个秘密。

  邓榕还对我们说,她们一家人都支持希望工程。母亲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今年初她补发了4000多元工资,都捐给了希望工程。不过她也没透露真实姓名。

  敬爱的小平同志和他的家人支持希望工程,一直鼓舞着我们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努力奋斗,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小平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国青基会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大家挂起小平同志的遗像和他亲书的“希望工程”,下面写着:“小平同志,我们无限怀念您!”希望工程的事业因为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而更显光辉,我们惟有更加努力,真正使这项事业功德圆满,才能对得起敬爱的小平同志。

 


我在美国踢足球

美国,密西根州,1999年11月4日,中美“环保杯”足球赛在这里举行。我参加中国足球队,担任右边锋。

比赛正在激烈进行。我在前场疾跑,似有神助,脚底生风。好!机会来了。在距球门大约30米处,我接队友一个传球,起脚劲射,球打在门框上弹出。全场沸腾,欢呼声尖叫声响成一片。队友们受到鼓舞,我也疯起来了。

比赛在继续进行。又是门前,又一个机会。球在空中朝我飞来,我飞身跃起,凌空起脚,球正着大门。全部神经的感觉告诉我,纵是铁的大门,也能被我踢破!

《我在美国踢足球》是徐永光的“男子汉宣言”。

……咣当一声……一阵剧痛……睁开眼……面前一片漆黑……我受伤了?球进了没有?我在哪里?……用手一摸,摸到一个台灯,地下软软的,分明是地毯……

原来是在做梦。

想爬起,右肋很痛,不得动弹。怎么会伤着右肋?梦中我用右脚凌空抽射,想是从床上蹦起。床的左侧有床头柜。右肋受伤,无从解释。有没有在空中360度旋转后落地?极有可能。因为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还听说人在某种意识状态下会出现超常能力。

梦的背景:本人11月1日离开北京到美国底待律,正是中国国奥队又一次栽在韩国人脚下、心里很不得劲的时候;明天要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环境委员会介绍“绿色希望工程”。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而梦境之真切,情绪之投入,后果之难堪,想想又令人忍俊不禁,平生还是第一次。未等从地毯上挣扎起身,我已决定,要把它写下来。

离开北京时,看到《中国青年报》毕熙东的一篇文章,讲自己对中国足球喋喋不休地说了十几年,说累了,不想再说什么了。回国后在网上点击“体育频道”,发现毕兄依旧还在说。再看看各种媒体,只见记者、球迷、官府民间、圈内圈外,似乎说得比哪一次都更起劲。连温州这个小地方都出版了《国奥专辑》,刊名学作家刘恒的口气,叫“狗日的,足球”。

看了一些文章评论,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可惜的是,好见解多半出自“说了也白说”的小人物。主流舆论已经“黔驴技穷”,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是隔靴骚痒,或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倒霉的是霍教练,口诛笔伐加国骂,接下来还要砸饭碗。好在由他背黑锅倒是“灭外国人的威风”,可惜并不长中国人的志气。

我最同意中国体育最高首脑伍绍祖一句结论性的语言:“输了是正常的,赢了反倒不正常。” 但我不同意该结论的前提是“中国球史短”和“国人营养差”。我以为,中国足球(指男足)的失败,所缺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精神--足球精神。

什么是足球精神?以我的理解,足球精神应是一往无前的必胜勇气,永不言败的英雄气概。进攻、进球,气壮山河的雄性的博杀,永远是足球精神的真谛。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面前,没有自卑感,没有恐惧证,更容不得那些踢假球、放水、吹黑哨之类的下作行为。两军对垒,终有胜败;胜者为王,败亦英雄。去年世界杯赛巴拉圭对法国一仗令人记忆犹新。巴拉圭队虽被一粒金球淘汰,却得到了最高的赞赏;队长奇拉维特赢得了多少少女的眼泪(包括我上高中的女儿在内)。谁说他们是失败者!

足球精神还体现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其实早已超越体育,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关乎国家荣誉,牵动民族感情。奔跑在绿茵场上的球员的身后,是亿万双望眼欲穿的期盼目光,是亿万颗怦怦跳动、热血沸腾的心。如果我们的球员不能深深懂得这一点,就是不讲政治了。’98世界杯法国队夺得冠军后,举国狂欢,群情振奋。有评论说:这使得二战以后法国的国民凝聚力达到了最高点。说到这儿,我还有感于施拉普纳的爱国主义(爱中国)情怀。作为一名外籍教练,他带着这种情怀言传身教“中国小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施大爷是令人尊敬的。

我国的男足,自从进入准市场运作,物质刺激不可谓不强,据说部分队员个人的年收入可以养活一支女足。按照行为科学理论,物质刺激只能满足人的较低层次的需求,而达不到高层次的精神激励。从未听说,物质可以刺激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当年中国女排在袁伟民带领下,夺得三连冠,似乎还没有“物质刺激”一说,靠的是“女排精神”;今天让国人扬眉吐气的中国女足恰恰是在物质严重匮乏的条件下训练和比赛的。她们的营养肯定不如男足,胜利靠的也是“女足精神”。都说中国男足的技术并不比韩国差多少,在场上差的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就差在精神状态、精神境界上;差在信心和勇气上。

足球是集体的运动,集体的战斗力是建立在每一个球员的个体战斗力之上的。每一个球员个性的姿肆张扬,创造力的自由释放,是足球精神的人性本源。话说到这儿,就不能不联系到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生活的影响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的思想不解放,个性受压抑,创造力在消退,阳刚之气一代不如一代是不争的事实。阴盛阳衰不仅表现在体育运动上,更消蚀着我们的国民性格。加上以丑化男人为己任的电视小品的渗透力,国人已经习惯于男人的娘娘腔。按照自然界的定律,阴阳是应该平衡的。阴盛可以休矣,阳衰更不是什么好兆头。一直衰下去的结果必定是物种的退化。所有这些我们不愿正视的原因,使得中国足球没有伟大的球星。而没有球星的球队就像一个人失去了灵魂。

足球精神还需待球员的文化素养。我们很难奢望自己的球星中有当医生的济科和心理学家苏格拉底,但至少应多些韩国队那样的大学生(且是业余球员)。如果以为只要四肢发达就能踢好足球,那就太幼稚可笑了。如果再强调诸如“食物结构”之类的种种客观原因而每每给自己的失败找台阶下时,请不要忘记中国有13亿人口这个基数,我们怎么就产生不出亿分之一的好球员?

本是局外人,不懂规矩,大发怪论。盖因伤痛未愈,借题发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大家都在关心足球,抢救足球;既然一辈子都没踢过球、连足球场的尺寸都浑然不知的球盲如我辈者,都在为足球较劲、开药方,那么,中国的足球还是有希望的。

(原载1999年《体育快报》)


我是温州人

女儿今年11岁,在北京出生。我常逗她:“维维是温州人,不会讲温州话。真笨!”她抗议道:“我是北京人,不是温州人。温州话难听。”然后,她要考考我的普通话水平:“你说一个‘是不是’。”我正襟危坐,道出“似不似”。女儿开心了:“哈哈,温州人不会说普通话。真傻!”

玩笑归玩笑,我还是认真地对妻子说:“不要让孩子忘记了自己的根,让她回老家看看吧。”这不,在写这篇小文时,孩子已经在温州度假了。才过了一周,我打电话问:“温州好吗?”她说:“好。姥姥每天给我买好吃的。”“有什么好吃的?”“有馄饨、鱼丸、豆腐软(豆腐脑)。”她居然用生硬的温州话说出了三样好吃东西。这个小馋猫!

我还和妻子商量,以后每过一二年送孩子回老家一次,呆个把月。不为别的,就是让她学会温州话(难听也学),记住自己不光是北京人,也是温州人。我想起到法国访问时,在巴黎一位温州老朋友家做客,他的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说话,说的是法语,蛮动听的。孩子们和我交谈,则是一口正宗温州话。他们都会讲:“吾是温州‘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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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和他的妻子、儿女。

“温州人”这三个字,在今天已不单是一个地域和人群的概念。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在香港,每当我向人介绍“我是温州人”时,听者便会发出如下的评论:“会做买卖的”,“很有钱的”,“聪明能干的”,抑或是“搞假冒骗的”。有趣的是,不论哪一种说法,都与市场经济相联系。

于是,“温州人”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成了一笔资产或者债负。褒贬不一,毁誉各异,以至把我们这些离乡的温州人也牵连了进来。

一位在杭州工作的老同学告诉我,他们单位调来了一个温州人,从不暴露自己原籍何方,“隐蔽”得很深。被人问得急了,会说出“老家在永强”来。那是温州郊区的一个地名。此君的心思不难揣摩,以做温州人为耻是也。

与这位老兄不同的是,我是很以做温州人为荣的。去年夏天,邀台湾凌峰先生到温州搞“希望工程”义演,我上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作为一名温州人,我感到自豪。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温州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富于想像力的劳动创造了蔚为壮观的人间奇迹。我还对《温州日报》记者大侃“温州人要大写”的论点,后来被写进了采访记的题目。

这样起劲地说温州人的好话,并没有拿过谁的“回扣”,而是因为温州人确实有了不起的地方,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育有不可抹煞的功劳。“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此话不妄。

1986年我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搞调查,碰到几个老乡,他们是来做生意的。我问他们做什么生意。答曰:“有什么做什么。”还告诉我来这个地方做生意的温州人有100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老百姓过的还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商品经济的意识。譬如,一村民杀了猪,吃不了就分给别的村民,决不会拿出去卖的。他们一般还知道中国有个北京,但很少人知道中国还有个上海。温州人进山来了,来的目的既明确又不定。他们“有什么做什么”,运来当地居民所需的日用消费品,贩走山里的土产品。他们让山民知道自己是从大海边的一个城市来的,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许多穷乡僻壤的“山门”就是这样被温州人打开的。慢慢的,那里有了市场,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温州街”。

温州人的开拓精神在北京表现得尤为充分。进城不容易,数万温州人就在京郊安营扎寨,城里开店,郊区办厂,偌大个北京市场,成了温州人“练摊”的天堂。这是80年代初期温州“前店后厂”在北京的扩大翻版。丰台区一位官员称:南郊“温州村”,村民已超出当地居民的数倍。那里办起了诊所、幼儿园,还有专营温州货的菜市场。我有时去转转,可以买到泥螺、蟹生、白鲞。有消息说,“温州村”的一批大款正筹划盖楼,准备长期住下去。他们是否有在京郊建一个温州卫星城的野心?尚未可知。

我算过一笔账,温州有60万人外出经商,以每人一年挣1万元计,就是实打实60亿票子。没有外出就地生财的当在此数之上。难怪温州人富。温州一位副市长打趣说:要是没有交通问题,把温州城扒了重盖,老百姓能把整座城市买走。

温州人富,勤劳是致富之本。他们的创造冲动来自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中国,温州人是比较好地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群,而且懂得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目标。1989年冬天,一个穿开裆裤时的朋友来到我家,说是温州生意不景气,到北京找找机会。我说这会儿搞治理整顿,温州首当其冲,你们日子难过了吧。他说不要紧的,中国的改革就像一个已经转动起来的巨大飞轮,惯性大得很,想停也停不住。他毫不颓废,充满自信,俨然一位政治家在评说国是。我愕然。这就是那个小时候读书不成器、打架出了名、好几回把班主任女老师弄哭的“恶小子”吗?正是他。半年后再见面时,他已经承包了北京一家公司,做起了推销程控电话交换机的买卖。我说你知道什么叫程控吗?他说雇了几名大学毕业生给他打工。

我脑际里迸出了“人的发展”的命题。温州人原本没有什么优势,文化不高,其貌不扬,地方穷,交通不便,加上谁也听不懂的方言。他们只不过敢于与命运抗争,早下了几年海。先是生存的需要,接着在事业的开拓中发展和完善自己。他们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容易,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作为吃公家饭的一员,我自以为很用心,很努力,但在这些温州人面前,常常自叹弗如。我曾向一名研究温州问题的专家建议,要研究温州人的发展。这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假如12亿中国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都像温州人,那将是占世界人口1/5的人类的大发展。诚如这样,中国将是何等景象!

说到这,话题还回到我们那位在杭州工作的老乡那里。温州人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他们身上留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杭州火烧温州鞋”的耻辱令温州人记忆犹新。我们那位老乡大概从此一蹶不振。遗憾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温州人至今未摘掉“假冒骗”的帽子。报载,一个温州的残疾青年从海南三亚出发,摇着轮椅到了北京,以表达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决心。北京某高校闻讯后邀请他做报告。临赴会之前,这个青年接到学校的电话,说报告会取消了,因为听说他是温州人,大家怕上当受骗。这位残疾青年向报界哭诉:不要这样看待温州人。他同时向自己的乡亲呼吁:不要再做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情。

看到这篇报道的当天,我即给温州的朋友发去传真,希望转告市政府领导,通过新闻媒介组织一次关于温州人的讨论,用意是让温州人认识自己,让世人认识温州人。我期待这样的讨论将使温州人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懂得反省、克服自己身上的局限性,也希望通过讨论,展现温州人的真实面貌。他们可能不会像我说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如你想的那么坏。我自然会建议那位在杭州工作的老乡也参加讨论,相信他会因此放下包袱,恢复自信,并且坦诚宣布:我是温州人。

(原载1993年10月10日《浙江日报》)


戒烟感悟

戒烟便是戒毒,我是在10年前“戒毒”成功的。

自闹“文革”开始,我就学会抽烟了。经过20年的熏陶,成了一名可以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时无香烟的“瘾君子”。抽的烟要劲大,过喉咙“咯噔”一下才觉得舒服。

算不清戒过多少次烟,总不成功。“复辟”后抽得更凶,算是对戒烟痛苦的补偿吧。1986年这次戒烟的原因是流鼻血,止不住,为保命计,不得已而为之。

戒烟的感受很难用语言表达,那种生理反应和心理饥渴同时袭来的煎熬,能让你六神无主,痛苦不堪。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自己难受自己知道”,非不亲历者所能体会也。最较劲的还是到了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勉强合上眼,也尽做些香烟的梦。几天下来,精神恍惚,茶饭不香,面带菜色,四肢无力,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有朋友见状,大惊道:你会出事的!他告诉我,抽烟者血液中尼古丁(即毒)的含量,已使身体机能得到平衡。突然戒烟,中断了身体对尼古丁的需求,机能就会紊乱。听了朋友的劝诫,我又购上一盒烟,每天睡觉前一丝不苟地抽一支,果然睡得香,也不再梦香烟。

如此一盒抽完,正好20天,正好出差到广东。想起“虎门禁烟”,我发誓:彻底禁烟,当在广东。

到了广东,白天忙碌,平安无事。晚上将入寝,“睡前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的念头顿上心头。偏偏好客的主人又在桌上摆着“万宝路”,偏偏“万宝路”又是我最喜欢抽的香烟。抽,还是不抽?两种选择,断然相否。抽,意味着广东禁烟失败,前功尽弃;不抽,那挡不住的诱惑令人垂涎。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足有一个时辰,我还在“万宝路”前徘徊。若将此时的动作表情描述出来,一定十分不雅。

倏地,脑子里“不抽”一方的思维细胞一下活跃起来。忽如闪电,稍纵即逝,但很明确,很有力量。我于是一咬牙,一跺脚,趁着另一部分脑细胞还未反扑过来,蒙头睡去。这一夜,居然睡得好,居然不做梦。

第二天醒来,躯体未曾有的舒坦,心情未曾有的愉悦。这是精神桎梏挣脱后的解放的感觉,是心头痼疾消遁去的新生的欢快。真乃脱胎换骨,心旷神怡。

从那一天开始,香烟竟在我的意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情已过去10年了,我还惊叹那瞬间抉择的功力。实际上,这种抉择已经不是对血液中缺少尼古丁的生理反应的克制,而完全是一种心理的作用。是理智对于习惯、欲求的克服,是自信心对于心理依赖的超越,是一种新的尚居弱势的意志对一种旧的处于强势的意志的挑战。如果说,戒烟之初的主要困难是生理障碍的话,那么,到了后期,难以逾越的则完全是心理的障碍。戒烟失败,正是自信心、意志力的失败;是在再跨一步就成功的临界点上精神的退却!

曾碰到一位台湾朋友,谈起戒烟,颇有同感。他说在年轻时,与几位长者同行。一位长者说:“能戒烟成功的人,事业也会成功。因为戒烟需要很强的毅力。”这位朋友听罢,即刻掏出身上的香烟打火机,掷向路边河沟。他要验证一下自己。后来,这位朋友戒烟成功了,事业亦有不菲成就。

话要说回来,“戒烟成则事业成”的说法也不尽然。倘若,有毅力戒烟而并不想成什么大事的,大事好事也不会像“天上掉馅饼”那样落在你的面前;而那些一日两盒三盒地狠劲把尼古丁往肺里吸、明知细胞有癌变的危险、明知中国每年有50万人因吸烟死于非命仍依旧悠悠然吞云吐雾者,你得承认,这也不是不需要坚强毅力的!

(原载1996年10月1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崇尚自然

在北方旱区,有一种“旱井”。初识旱井是在内蒙古。

正是秋高气爽时,我们的车子在山间公路穿行,远远看见一老者在路边汲水。同行的朋友问:见过旱井吗?答:没见过。于是停车,下去看看究竟。

老者见我们过来,以为是讨水喝的。笑吟吟把刚提上来的水桶递上,说:喝吧,这水清凉着呢。只见那水清可见底,山风吹过,水面起着微微皱折,上面还飘着一片树叶。

旱的井哪来水?老者说,在山坡下路沟旁挖一个大大的窖,底宽口小,里面拍上胶泥或石灰使其不漏水,旱井便成了。雨季到来,雨水顺坡顺沟而下,灌进窖内,沉淀下来,农家一年的吃水就有了,多了还可浇地。老者说完,又让请道:这水好喝着呢。

大自然竟有如此奇妙的自洁功能!

我仿佛看见这样一幅图景:大雨滂沱,一股浑糊的泥汤直灌井底。泥汤中夹杂着腐枝败叶、兽禽秽物、虫蜕鸟羽、细菌万亿。进得窖内,没有过滤,没有加温,没有冷冻,也没有化学消毒剂。只是自然沉淀,自然分解,自然洁净。水越来越清,越来越清,终于有一天,一切腐朽化作神奇。

我想起了家乡温州的楠溪江。那是山水派诗圣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得到创作灵感的地方。专家测定,楠溪江水的污染度近乎零。泛舟江上,但见山林叠翠,水天一色,鱼翔浅底,鹭鸟低唱,如入人间仙境。舀一瓢江水畅饮,清淳甘美沁人心脾。这时候,让你感动的不只是大自然的美,你更惊叹的是从她怀抱中流淌出来的至纯至洁的水。这水流过石崖,流过树林,流过野生动物栖息之地,当它汇流入江时,如何就变成了纯净的甘泉呢?它是大地母亲哺育我们的乳汁吗?

这是一个未被写入《自然之谜》的真正的自然之谜。

崇尚自然,追求人的自然天性,非独今人需要,也符合先人的遗训。

孔夫子教导他的弟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先进”、“后进”是“先辈”、“后辈”的意思。对这段话有不同的诠释。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是:先辈们对于礼乐文化,是原始人的野朴;后辈人有了文化修养,成了“君子”。由“野人”而为“君子”,是文明的进步。然而“如用之”,假如用于实际,孔子说:则我主张先辈的野朴。他愿意“返朴归真”。

孟子推崇朴素自然的人性。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是光屁股的初生婴孩。孟子认为,高尚之士,是那些没有失去孩童般纯洁心灵的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但也崇尚自然。道家思想则以自然为最高法则,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人、地、天、道是宇宙中的“四大”,人遵循地的规律,地遵循天的规律,天遵循道的规律,道遵循宇宙万物运行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已经抽象为自然自在。庄周师承老聃,以《逍遥游》为代表作的《庄子》,美文十万言,汪洋捭阖,仪态万方,“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表达了追求物我混一的自然天性。

人是自然造就的精灵。人与自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谁都在说,谁也说不清。

面对大自然的博大深邃,我们会感到人的渺小与浅薄。20年前从上海赵鑫珊的哲学散文中读到一段话,大意是:夏夜星空,避开城市的喧嚣,来到旷野之上,面对广褒无垠的宇宙,突发奇想:人只不过是某种十分偶然的机会飘忽到空中的一粒灰尘。灰尘是不应该有烦恼的。

我折服于赵氏的理论,在以后的20年中,常常把自已想像成一粒灰尘,因而便除却了许多烦恼。

面对自然之美,我们往往只是简单感知她的外在,而不真正去理解这种美的内涵包含着纯洁、和谐、流畅、静谧、雄浑、平衡和神秘,包含着一种依照亘古不变的规律生生不息的运动。自然美的本质是一种精神。这种并非有形的存在难以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只有音乐可以表现她。音乐是来自宇宙的天籁,它可以引导我们去探求自然美的真谛。我曾感受过,当心处痛苦的时候,大自然和音乐能给我同样的抚慰,使我心中泛出希望的绿色。此时,生命的律动与自然、音乐的旋律融为一体,身心进入无我状态。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奇妙感受。

我怀着宗教般的虔诚膜拜自然之神。

遗憾的是,身为自然生物一支的我的同类,却把创造了自己的大自然肆意践踏。森林砍伐,植被破坏,废气排放,江河污染,无辜生灵遭到滥杀。后果是沙漠化、酸雨、臭氧层空洞、地球变暖以至物种毁灭。这是人类不敬畏自然的报应。

当人在由“野人”向“君子”进化的时候,其自然天性也如自然生态一样在恶化。

大概只有在娘胎中游泳的时候,人才真正处于纯洁和谐的自然之状。一但离开娘胎,这种状态就不复存在了。先是接生婆一巴掌打在我们的屁股上,我们放声啼哭以示抗议(若不哭就玩完了)。随着我们长大,面对生存与发展的竞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便有了争名逐利、尔虞我诈、嫉贤妒能。为了办成事,可以逼良为娼;为了出人头地,从《厚黑学》中找处方(因该书十分畅销,故一版再版)。当今社会的竞争已侵扰到孩提时代。临近考试,有的孩子巴不得感冒流行,自己不患而让成绩好的同学患上。更何况在权力金钱的诱惑下,在人欲横流的人性场中,能够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者,能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者,诚可谓圣贤大丈夫。

“古来圣贤皆寂寞”,做圣贤委实很难,而做一个真实、本色、善良、正直、具有个性人格的人总是可能的。不论为官从商或营生过日子,不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重要的是保持一颗自然平常之心,自省自律,自知自胜,知足常乐,诚信为本;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高楼大厦住久了,别忘记经常回归大自然。大自然能够陶冶你的情操,净化你的灵魂,护佑你身心健康。

这样的人生就是顺其自然、接近自然的人生,也是快乐的人生。

我爱山,更爱水。也怪,一见水,总会鬼使神差掉进去。无论在北京的龙庆峡、湘西的猛洞河,还是在家乡的楠溪江。去年冬天漂楠溪江时,照例坠江。一朋友笑吟道:此乃“一江秀水涤尘俗”也。我才顿悟:原来我身上沾染了太多世俗尘土,每每需要大自然的荡涤,让我清污除垢,洗心革面,做一个襟怀坦荡、清清白白的人。

(原载1997年7月25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强国能再梦沉沉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国联军)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新闻工作者不幸殉难。

100年前挨打,100年后还挨打!百年强国梦被导弹震醒。

抗议、遣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原始人的武器棗石块之类对准美国大使馆的门窗。这是无奈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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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5月,我们更自觉地揣起了一份沉重的责任。”

痛定思痛,国人真切地感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历史,有12亿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的泱泱大国,难道能继续沉睡,继续受欺凌?我们万众一心地呼喊:NO!

科教兴则邦兴,少年强即国强。中国要成为新世纪的巨人,根本在教育,决胜在科技,希望在人才。百年强国梦,要在今天的青少年手里变成现实。

我们应该反省:一个有着数千年重教传统的国家,竟是当今世界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我国的教育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4%,而美、英等发达国家都在6%以上。我们用不到世界教育投资总额1%的钱,承担着占世界18%的受教育人口。中国人吃到嘴里的“教育蛋糕”,不及美国人的1%。中国人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只有6年多,为小学文化程度,而美国人平均受教育的年限超过15年,为大学文化程度。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不及美国的1/40。教育落后、国民文化素质差是最根本的原因!

发展教育,国家财力有限是事实,但教育资源的垄断,阻碍了教育产业的发展,压制了蕴藏在中国民间的巨大教育热情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是造成教育投资不足的重要症结。但愿在挨了打之后,我们不再把“科教兴国”当作口号而继续错失机会,不再用莫名其妙的理由阻滞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产业发展的进程。果能如此,则百姓幸甚,中国幸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提高青少年的素质,促进教育现代化,培养跨世纪的优秀人才,中国青基会正在努力探索,艰难前进。纵有千难万险,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代表了青少年的利益,符合时代的潮流,具有光明的前途。在1999年5月,我们更自觉地揣起了一份沉重的责任。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后愤然而作)


十年如歌

10年前的10月30日,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一名叫张胜利的孤儿“我要读书”的呼喊,震动了华夏大地和世界。希望工程从这一天起开始实施。

10年后的今天,张胜利已从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由中国青基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的“非营利组织和中国希望工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公益事业的新成果;我国音乐界饱含热情奏响《希望》交响曲,把希望工程推向了一个艺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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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15日,徐永光在悉尼“希望工程奥运实寄封”首发式及希望工程书画展开幕式上致词。

当220余万张胜利们沐浴着爱的阳光雨露迈向新的世纪时,当7500多所希望小学校园内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声在群山回荡时,有亿万颗心受到感动。

希望工程10年,共接受海内外捐款计人民币17.82亿元。在无数捐款人的名字中,有“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两次捐款,他就是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为希望工程捐款。领袖的示范是最好的动员。据抽样调查,在16岁以上城市居民中,为希望工程捐款者占63.5%,他们中有工人、机关干部、个体工商户、退休老人和大中专学生;解放军是希望工程最坚强的支持者;千千万万的希望工程志愿者遍布各行各业;许多“手拉手希望小学”是少先队员的压岁钱建成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捐款“三分天下有其一”,体现了血浓于水的无限深情;许多外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友人和慈善机构对希望工程的支持不仅是钱,更带来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人文关怀理念。

新闻媒体是希望工程的重要建设者,没有他们的倾心关注,真实报道,呐喊呼号,批评监督和锦上添花,哪有希望工程的今天。

希望工程涉及儿童、教育、贫困问题,还被看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受到肯定。回首10年,它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主旋律中的一个明亮音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唤起和发扬光大,它宛如一首美妙的歌,歌唱人间的真情和爱!

爱心不泯,希望永存!

(原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诗二首

寻梦大瑶山

1986年3月,初上大瑶山,来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深为那里的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落后所震憾。3年后,希望工程灵感的产生,缘于此行。1997年3月,由广西武警总队捐建的共和希望小学落成,应邀参加开学典礼。时隔11年,故地重返,与瑶族乡亲共度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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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徐永光参加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希望小学落成典礼。11年前,他在这里的调查,激发了希望工程的灵感。

抚今追昔,宛若梦中,遂吟绝句一首,以为纪念。

      梦萦灵山十一载,

      魂牵夙愿回瑶寨。

      希望之树结硕果,

      圣塘杜鹃似潮来。

注:金秀有圣塘山。春天,圣塘万亩杜鹃开放,红潮翻涌,连天接日,气象万千,美不胜收。

三江行

1986年,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蹲点,数下富禄、同乐两乡。尽管两乡地名有“富”有“乐”,村民年均收入却只有50元,生活极度贫困,教育十分落后。1997年再过三江时,全县农民年均收入已超过1200元,有的解决了温饱,有的正奔小康;若非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指引,哪有贫困地区人民今天的幸福。兴奋之余,草就打油诗一首,更添一番惬意。

      富禄街头曾彷徨,

      愁肠欲断同乐乡。

      只因小平路线好,

      财源滚滚达三江。

(原载1997年第4期《希望月报》)


得意之作

希望工程创办之初,我们以信函方式集资。几十万封请求募捐信,都是靠手抄糨贴发出的。真是劳民伤财,费时费力。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天下半夜2点多,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个念头,为什么不在报刊上做公益广告?假如在《人民日报》上做一个广告不就等于我们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读者发出信函了吗?我兴奋得把妻子叫醒,说我想了个好主意,这个主意价值200万元。我妻子睡眼惺忪地对我嘟嚷:“你有病。”第二天,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大家,一些同志怀疑,“党报怎么会登这种广告?”我说,“哪个文件也没规定不能登这种广告啊?在中国有些事并没有规定能干或不能干,而是要我们去试去闯。”后来我自己撰写了广告词:

“……陕西省镇安县贫困地区有一名12岁的女孩卿远香,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去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她和不足4岁的妹妹过着艰难的生活。她失学了,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期末考试到了,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考卷。在考卷末尾,她含泪写了四个字:‘我想上学’……”

写完后,我派人送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很快广告刊登出来。我们的广告打动了无数善良人的心,许多地方的报纸都纷纷转摘这份广告。这大概在中国广告业恢复以后也是仅见的。 广告刊出后,我们收到的捐款额直线上升。

除了希望工程的命名,如果还有什么得意之作的话,这算一件。

做希望工程中的又一得意之作,是建立以定向资助为导向的筹资机制,使希望工程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在起初的两年多里,希望工程捐款由我们统一分配,为此我们在报纸上正式声明:“鉴于贫困山区通讯不便,不接受一对一的捐款救助方式,但我们保证把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失学儿童。”这种从我们自己管理能力出发而设置的救助方式,使捐款人对捐款使用情况无法得到直接反馈,影响了公众捐款热情。一天,一封群众来信放到了我的案头。来信说:“作为一名热情支持希望工程的人,仅仅是捐款觉得不够。希望能与受助孩子保持联系,看到孩子的成长,使自己有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捐款人情真意切的话语使我感动和茅塞顿开。虽然当时我们的声明刚刚见报,我还是通知救助管理部门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拿出一对一救助的新方案。经过一段紧张的调研准备工作,1992年4月15日,我们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号召结对救助失学儿童。这一年救助失学儿童的规模由过去3年累计的4万猛增至32万。

但是,成功的背后又潜藏着隐患。由于结对捐款者大量增加,使我们的工作量也大增。有人统计过,从接受捐款到捐受双方建立联系,完成一名失学儿童的救助,需要经过 20多道工作程序。这意味着1992年我们的救助工作需完成700万道工作程序。在我们最忙的时候,当时与我们相邻的警卫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部队指战员都来帮忙了。即使这样还是忙不过来。于是有人担心:“希望工程”的容量是否已到了极限?这时,我想,人脑不行,为什么就不能用电脑呢?这个提议立即付诸实施。由美国AT&T公司捐献设备,由航天部二院研制开发的“希望工程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于1994年投入运行,并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实现联网。1994年的“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在该系统的支持下,救助规模在过去54万基础上突破了百万大关。

这也算一个得意之作吧!

(摘自1996年《中国青年》杂志《希望工程让我生命飞扬》)


谢谢同道

在希望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尽管我本人承担了最大的责任,但如果没有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和一群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同事们,是不可能支持到今天的。有意思的是,中国青基会的领导核心是个互补结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形成稳定的、有活力的、高效率的领导集体。

郗杰英是常务副秘书长。青基会成立之初我们俩搭档。他这个人刚柔相济,胆大心细,有思想,办事稳。在我一个劲往前冲的时候,他能把握后方,需要时还帮我“打扫战场”。在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发展战略的宏观把握上,我们两人比较接近;在具体推进策略上,我更加理想化和富于冒险性,而他则更加冷静和谨慎。我们经常交换意见,统一思想,有时不免产生一些分歧,不是我说服他,就是他说服我。在郗杰英1996年调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之前,在青基会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我们两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支持我;遇到困难和风险时,又帮助我渡过难关。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事业发展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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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与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郗杰英(中)、李宁(左)在希望工程义演晚会上。

李宁原来在北京市委工业部做研究工作,听说团中央办基金会,就来找我要“下海”。成立青基会筹备组时,小郗和李宁任正副组长。基金会成立后,他先负责基金部,后来任副秘书长。从希望工程筹资、财务管理到救助管理,李宁始终在希望工程管理第一线工作。希望工程的每一分钱几乎都要经过他的手拨出;希望工程的每一项重大工作部署都由他督促落实;希望工程的每一项管理制度都留下了他的心血。李宁的敬业精神和严谨负责的态度,在希望工程实施系统内是有口皆碑的。省里同志说,每次开会,听永光讲话总是很兴奋;听李宁讲话,头皮发紧。这是因为我总是描绘美好前景,鼓舞士气;而李宁总是下达指标,督促管理,批评多,好话少。李宁不仅参与了希望工程的创立,而且在希望工程实施8年来,算得上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工程师”。

顾晓今是希望工程创立酝酿阶段的骨干之一,先任办公室主任,后任副秘书长。由于工作分工的原因,她较少抛头露面。她做什么事都精益求精,由她完成的工作总是高标准的,用北京话来说就是“活儿漂亮”。譬如“手拉手”活动,开始由青基会和少年报合作,名称是郗杰英起的,晓今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做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很有影响。再如“希望之星”评选和参加奥运火炬接力长跑活动,从设计到实施都是她一手策划组织的,充分发挥了她的创造力和组织、公关才能。特别是在青基会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机构形象设计等方面,晓今更是倾心尽力,功不可没。晓今心胸开阔,处处以事业为重,坚持原则,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她的这种作风对机构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银喜是团中央派驻青基会的监察组组长。他是从监察的角度参与希望工程的建设,对希望工程的健康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作风严谨,政策把握得当,工作卓有成效。可以说,如果没有张银喜这些年的努力,希望工程的日子不会像今天这么好过。

在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以及团的基层组织中,还有无数的无名英雄支撑着希望工程的大厦。他们没有得到多高的物质待遇,也没有获得多少荣誉,却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假如有一天要给希望工程评一个什么奖的话,那应该是集体荣誉奖,而我个人只是有资格作为这个集体的代表去接受这份荣誉。

(摘自康晓光著《创造希望》)


心怀感激

我感激命运使我降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希望工程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物,这不像别的事情那样可以早10年或晚10年做,它只能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之交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可谓“生逢其时”。

我感激团中央给了我机会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团中央书记处始终对希望工程非常支持、关心和爱护。团中央每一位分管中国青基会的书记都为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刘延东、刘奇葆、李克强、吉炳轩、周强、刘鹏、姜大明、巴音朝鲁都是如此。

第一任理事长是刘延东,她又是团中央常务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她对于初创中处于困难时期的青基会的工作推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动用了许多资源。希望工程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她从革命老人帅孟奇手里接的。由于她的努力,在书记处的全盘工作计划中,希望工程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说起延东,中国青基会的老同志无不深怀敬意。

在创办中国青基会之前,我是团中央组织部长,刘奇葆是分管组织的书记。可以说,我们两人是中国青基会最初的“合谋者”。我之所以能够顺利转向团中央事业开发领域,是与奇葆的果敢判断和支持分不开的。他向团中央建议,由他担任事业开发委员会主任,我当副主任。那是在1988年5月团十二大过后没几天。在青基会成立之后,奇葆分管青基会,他不是停留在一般性地领导和指导,而是以他对事物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敏锐为青基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寻找正确的战略位置。比如提出希望工程“民办公助”的方针、确立中国青基会在整个共青团工作格局中的地位等。作为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奠基人,奇葆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即使在离开团中央之后,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事业的发展。如今中国青基会转型期的一些成功项目,如“三辰影库”、“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奇葆同志的支持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克强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把希望工程作为共青团改革的成功范例,经常强调要像希望工程那样把共青团活动事业化。他既把握方向,又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比较大的自主权。当然,我们也不给团中央添麻烦。克强对希望工程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加强管理和建立监督机制上。他多次对团省委书记讲话,敲警钟,泼冷水,把话说得很难听,让全团把希望工程管理的弦绷得紧紧的。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的管理制度出台,都是他亲自督办的。在李克强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我感激包括省级青基会同仁在内我的同事和那些支持希望工程的朋友们。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处于超负荷的运作中,承受了很重的精神和工作压力。中国青基会的班子很团结,无论是前面的领导成员郗杰英、李宁,还是现在的顾晓今、张银喜、涂猛、杨晓禹,团结的气氛10年一贯。我有时工作方法比较简单,但大家都能谅解。我们青基会有一种好的风气,那就是无论有什么问题都能展开讨论。我们经常有一些碰撞、冲突、思想交锋,但任何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大家对我比较理解、照顾,有时带有一种怜悯之心,因为我总是在拼命干,而且不是为自己。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全体人员的努力,包括积极投身希望工程的三驾马车(指黄传会、解海龙、杨铁钢)和新闻界的朋友们,希望工程不会有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共同推动了希望工程的发展。

(根据徐永光与《中国青基会通讯》记者的谈话整理)


凌峰的三句话

说起凌峰,大家都知道他是台湾著名艺人,还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拍摄的反映中国大陆今况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湾和一些国家反响很大。他还是希望工程的“爱心使者”。在希望工程实施之初,由凌峰倡议并由他主持的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在中国公益事业义演中是空前的,对希望工程的宣传启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凌峰发起成立的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委员会,在台湾的劝募颇有成效,后因台湾当局的压制使劝募计划未能如愿。

在凌峰光光的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艺术天赋和幽默,还充满着智慧。他是智者,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有三句话,让我十分受用。

第一次与凌峰见面是在1991年。凌峰建议搞希望工程百场义演,由他主持。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凌峰说了一段话:“这些失学儿童就像中华民族黄土地上的黄土,正在一块块流失。要知道,每一块黄土上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的!”凌峰以少有的严肃神态,把失学儿童与黄土地的忧患,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理念联系起来,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也使我初步领教了他的思想深度。从那一天起,我就把“凌峰兄”奉为知己。

凌峰第二句让我开窍的话是在同去山东沂蒙山区的路上说的。此时,文化部已批准希望工程百场义演的计划。一个台湾演出公司闻讯找到我,提出义演由他们承包组织,每场保证捐5万元人民币。100场正好500万。在希望工程初期,500万对我来讲是个天文数字,不禁心动。我在火车里与凌峰商量,此事办得否?凌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反问我一句:“你说希望工程值多少钱?”我答:“大概不止一二个亿吧。”凌峰追问:“给你500万,把希望工程的牌子砸掉怎么办?”我答:“明白了。”凌峰的两次诘问,使我悟出了保护希望工程的“金字招牌”比什么都重要的道理。

1992年,百场义演到了我的家乡温州,我陪凌峰去。演到高潮时,凌峰即兴端起草帽下去募捐。就在舞台下绕半圈,一万多元捐款到手,还有许多后排的观众挤到前面捐钱。不想凌峰就此打住,继续演出。演出结束后,我问他:“你怎么不多绕几圈?想捐款的人多着呢!”凌峰狡诘地一眨眼,说:“这样最好,大家觉得没捐够;再转几圈,有人就会骂了--让我们买票,又要我们捐款,够黑的!”这话又让我茅塞顿开:凡事不能做过,过犹不及。1994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希望工程大型义演时不设捐款箱,正是受了凌峰的影响。

(原载2000年10月20日《中国青基会通讯》)


南怀瑾老师的告诫

南怀瑾老师是著名国学大师,“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论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著作等身,学问博大精深。南老师也是温州人,我有幸认识他是在1993年。当时希望工程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但南老师已经为希望工程捐款4万美元。我和李宁出国访问时顺道到香港向南老致谢。那天在南老的寓所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聊着聊着,南老突然一拍大腿,说:“有了,金温铁路还缺个总经理,就是你了!”这是南老投资的一条从金华到温州的合资铁路,当时要找一个总经理,还没定下来。我说:“老师,不行啊。希望工程还没完,我还离不开,等以后再说吧。”南老笑笑,给我泼冷水。他说:“永光啊,做希望工程是好事,但玩笑可不能开得太大啊!” 他是说,事情做得太大会引起负面效应,要把握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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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经常给徐永光指点迷津。

以后我每次去香港,都要面聆南老师的教导,接受他的“冷水疗法”。他说:“永光,你别见怪,我就是冰果店老板,专泼冷水。”他给了我三句话。第一句是老子的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二句是“谤随名高”;第三句是曾国藩的,“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南老的教诲语重心长,我听进去了,也记住了。他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嚼得烂熟,他的道德文章、人生阅历、处世经验不能不让你折服。他对我讲这些不是轻描淡写,而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怕我不能领悟。实际上,我已经完全领悟了。这些年来,我一直保持低调,火候把握在80度,未雨绸缪,警钟长鸣,临深履薄,自律慎行,直至提出希望工程的“嬗变”和战略转移,这一切首先应当归功于南老的告诫。

(摘自康晓光著《创造希望》)


母亲的教诲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母亲。

母亲出生于小业主家庭,外公开过小餐馆,母亲也烧得一手好菜。母亲嫁给我父亲时只有16岁。父亲是温州制袜行业里一个搞机修的技术工人,名字叫徐邦锡。由于朋友很多,又愿意为别人出谋划策,所以人家就叫他“老帮”,说他经常帮别人做事或出主意。他是温州非常有名的技术工人,就连病重的时候,有些工厂要维修设备,也把我父亲抬去。母亲说父亲“脑子很灵”。父亲42岁就病逝了,留下了5个孩子。那时母亲才32岁,没文化,也没有正式工作,靠给人家浆洗缝补养活我们5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我五六岁以前一直在母亲身边。那时候,我常到对面的学校看学生上课,学校放学的时候,就跑回来拉着母亲的衣襟说:“学堂下课了,快做饭吧,我饿了。” 那时候每天都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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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和他的母亲在一起。

母亲非常善良,也非常坚韧,带着那么多孩子艰难度日,经常有上顿没下顿,但她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母亲只是在每年清明节扫墓时,才在父亲的坟头抽泣着,诉说自己的痛苦。她把所有的痛苦留给了自己,而把全部的爱给了孩子。她这一辈子从来不对孩子发脾气,也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后来我母亲信了基督教,处处为别人着想,积德行善,教友家的老人生病了,她总是去义务帮忙。我给她的钱她都“奉献”给了别人。母亲经常教导我要“奉献爱心”。我把这句话写进了1989年第一份希望工程宣传提纲。母亲认为,我做希望工程完全是“上帝的安排”。

母亲把她的勤劳、善良和顽强的生命力都传给了我。我很像我母亲,遇到什么事都能忍受。我向她保证,一定把希望工程做好,不贪污一分钱。惟有如此,我才能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摘自康晓光著《创造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