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民计划

打造南都的“希望工程”

《中国企业家》 2008-02-19 04:15:00

徐永光的办公室里挂着南怀瑾的一幅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对徐永光来说,从当年的希望工程、后来的“青基会风波”中全身而退已是旧事,如今他有了一个新身份和新事业: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徐永光说话就和他的长相一样没什么棱角。不过离开体制内之后,他不需要再说正确又乏味的话了。当他这样开口的时候,的确有意气风发的意思:“南都公益基金会一定是对希望工程的超越,而不是复制。说超越,我是有理由的――这会是一个标准化的基金会,标准化的散财样本。”

1997年,徐永光提出给希望工程划句号。当时白岩松问他,老百姓希望你们万无一失,怎么办?“我想万无一失的事情不能再干了,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我当时就说,怕下地狱,就在希望工程现在还好的时候把它供起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从2006年开始转而加入由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慈善基金,徐永光并不就到了“天堂”,也不能回避“万无一失”。

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和理想主义,但他的谈吐中也增加了企业、投入回报、“公益创投”等字眼。南都基金会的运作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在“新公民学校”――南都名下用于解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将提供超过3亿元的资助金额,以项目招标方式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并帮助学校“自助和可持续”,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

你可以把这称为“这是希望工程的升级版”,希望工程为许多偏远山区的农村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而新公民学校关注的对象是进城农民工子女。但徐永光坚持说,南都基金会有自己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希望工程是没有的。”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新意。

以下为徐永光自述:

  

私人基金会

我和南都房地产的周庆治周总是温州老乡,我们是在1990年认识的。当时他在珠海工作,我正好出差到广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刚刚从团中央组织部出来,开始做希望工程,他也刚刚下海。虽然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是都是创业阶段,所以很有共同语言,之后一直有交流。

到2005年底,正好庆治把南都房地产卖给万科,拿到37个亿,通过一次并购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这个时候他就有钱拿出来做公益,我也刚刚从中华慈善总会出来,想做点事情。我们算是殊途同归,是两个人的缘分。这样能够高度契合的缘分不多。

散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07年5月11日,民政部发出《南都公益基金会设立登记的批复》,这和我们当初预计的“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递交注册申请,2006年6月机构挂牌”的预期相去甚远,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话。

冯仑的新书《野蛮生长》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我有一个朋友注册一个一亿的公益基金,他把钱拿到民政部,民政部蒙了,这个人拿那么多钱想干嘛?最后这件事情到了国务院,最后是国务院副总理批的。而且这个朋友为了做这件好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注册办手续。就像做一件赚钱的事一样,要搞这个,求那个,最后才批下来。”

因为等待批复的过程比较长,我们正好错过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黄金时期,这是个损失,不过也正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比较从容地对机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分析。庆治是个很冷静的人,他说,“我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能力。我想的最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我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

事实上,基金会的定位有三个:一个是急功近利的基金会,就是说恨不得拿钱换回来好处更多;第二是公司发展战略型基金会,这是公司基金会的正常定位,大部分公司也期望做这种;而南都基金会现在不要宣传企业、不要宣传个人,就是追求一个社会理想,这样的基金会在国外基本不叫公司基金会,是私人基金会。像克林顿、盖茨、福特,这样的基金会已经不是公司基金会,是私人基金会。

南都基金会说到底,如果给它定性,就是私人基金会。最近我们在上海开理事会,有一个理事还说,永光,是不是不叫南都基金会更好?庆治也跟我谈,不要叫公司名字,我们再想一个名字。不过我想不出名字来,再说反正私人基金会和公司名字一致也是一个惯例。将来会改名吗?没有必要。

就类型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打算做资助型基金会,这个非常明确。美国有56,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近5,000亿美元,其中私人基金会约占85%,公司基金会约占5%,面向公众筹款的社区基金会资产还不及基金会总资产的10%。私人和公司基金会主要是资助型的,社区基金会兼有资助型和运作型。

为什么要把钱给别人花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渠道?非常简单,明年我们的预算是1800万支出,你想想,自己花1800万得多少人去花?你自己养人花钱,还不如找人花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要成立基金会,我说你一定要找人花钱,一定不要自己花钱。第一,我要选择最好的项目、最好的机构,我才给你钱。而我们自己要生出这么好的一只团队来,很难的。你把钱给它,高效率运行,这也是一种整合――我有钱,你有队伍,就在一起。第二,我把钱给了你这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要评估的。如果好,就稳定合作。如果不好,那么以后就不再给它钱。这样你自己也有纠错的机会――如果你自己做渠道,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你就自己背了。

现在确实有人说,民间组织能力也不强,把钱给它们花不如自己来花。这个不对。民间组织弱,正好我们有责任帮助它们成长,你给它一些资源使它能够成长得好。弱就不给,不是更弱?中国的民间组织要强起来肯定有一个过程。

南都现在做的事情一定是对希望工程的超越,不是复制。它有自己的创新点,这个创新点希望工程是没有的。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

怎么判断这些公益投资的效益?当然是社会效益,不过资金收益也能算得出来。比如南都基金会投一个新公民学校,才150万-200万,那么这个学校它自己将来要从社会每年动员资源可能上百万,这么算,他十年动员一千万。这个机构自身会动员上千万资金进来用于孩子的教育,那么你的投入回报率很高。

风险?风险就在于不知道将来会做成什么样。我建还是好建的,建完了以后,它们将来的发展怎么样,这个机构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不能有能力动员社会资源进来。我不能建个学校成了包袱,或者建了以后它活不下去了,那样我就失败了。所以,到明年计划要建10所新公民学校,看来任务艰巨。

要降低风险,就要监管。对于新公民学校,最重要的监管就是会计,由我们指派或者由我们找第三方来给它进行服务。校长做教育,也管钱,但是不会他说了算,有一个外部监督,这是规避风险的措施。新公民学校将来的发展靠的就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你的财务透明规范才会支持你。如果有一个校长里面自己捞钱,那将来一暴露,完了,整个新公民学校计划就崩溃,就砸牌子了。

  

非公募基金会将成热潮

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是社会“板凳的三条腿”。三大部门均衡发展,三足鼎立,社会才能稳定。现在是政府这条腿太长太壮,民间组织这条腿太细太短,非公募基金会代表第二部门说话,是强壮第三条腿的重要力量。非公募基金会算是中国公益环境的分水岭。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有助于改变现在民间公益的资源配置。现在的公募基金会都有很强的政府背景,依托某些政府系统,这些机构筹款能力很强,可能吸纳了民间90%的捐款。这些资金从民间来,在体制里循环,利弊都有。利就是低成本,因为不用发工资,都是政府系统的人;弊就是帮助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于民间公益资源的垄断,这就导致大量草根组织得不到本土资源。草根组织没有体制的靠山,它都是一个个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本土资源没份,只有拿国外的钱,喝洋奶――这样有时候政府会对他们比较不那么信任。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草根组织从哪里得到资源?非公募基金会将来捐助的对象主要就是这些草根组织。它的出现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能够改变民间公益资源的配置解构,不能都配置到政府系统里。非公募基金会基本上都会做资助型的机构,成为民间公益的资金提供者,发展本土的NGO组织。

非公募基金会还有助于民间组织突破治理瓶颈。现在官办的NGO和草根组织都有治理困境,就是理事会不能真正成为决策核心,理事会很难成为老大。官办NGO理事会不但不是老大,还是老小,老大是政府部门业务主管,他比理事会大。而草根组织最大的问题往往是一个创建型的领袖个人说了算。治理的要点就是说,要有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理事会是最大的,他是处于决定地位的机构,而且保持独立性。如有一个比他大的机构来管他,那就不是治理,因为民间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性。

遵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由11名理事组成,并聘请3名监事。南都集团有5名投资股东担任基金会理事,其他6名理事和3名监事由非营利组织专家、财务专家、著名社会慈善人士和民政部官员出任。

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还有助于改变非营利部门的人才结构。原来低薪酬、资源匮乏,吸引不了人才,好像做公益事业就是应该喝西北风。一部分组织是官办的,官办组织中有很多工作人员都已经得到体制的好处,工资、福利、甚至行政级别,所以他压力不大。草根组织本来就穷,还过于清流――做公益慈善嘛,就应该做出牺牲。现在基金会可以用10%作为行政经费,但是整个薪酬也不敢提高。一提高,人家说我给你捐款你工资奖金还发那么高?都是我省下来的钱捐给你,你还拿那么多?毕竟不是你挣来的,不像企业靠本事挣到钱,该发就发。

非公募基金会就比较好,钱是自己的,腰杆子就硬。钱是我自己机构拿出来的,我建一个机构,那我会按照市场需要找到优秀的人才。你看我这儿,我现在有香港的社会福利博士,有香港硕士、英国硕士,有北大EMBA,薪酬比企业低10%-20%。中层项目总监月薪一万。这样一个行业,如果只是留着退休干部来做事情那是不行的,只靠一批怀抱社会理想不计个人得失的这样一批领袖人物也是不行的,你还是要给年轻人职业吸引力。

非公募基金会将越来越多。预期今后2、3年内会出现注册热潮,5-10年内渐成气候,与公募基金会平分秋色。我常和那些企业家聊,万科从今年开始有四个公益基金要组建,万通也会有两个公益基金组建。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将会有不少于十亿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

很多企业家来咨询我――慈善公益到底该怎么做?多数的企业是直接捐款,甚至万科王石他们一开始也不想办基金会。他们说能不能就在南都搞一个万科基金,把万科的钱放到南都来,像巴菲特给盖茨基金会那样。我说,你要把钱放在我这做基金可以,但是必须我来管,我对这个钱负责,但是你不能派人来管。

我还是动员他们自己做基金会。一些有钱想做公益慈善的朋友,我都劝他们自己做基金会。因为捐款和做一个公益机构来运行这笔钱,它对于社会产生的效益价值大不一样。你给别人捐钱,基本上你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落实钱,你自己去使用这笔钱,你就可以去研究社会的需求。你想清楚了以后,你这笔钱的资助又能够撬动社会的资源,起到一些示范倡导的作用。

还有,最好要一些专业人员来做。你一点点人工成本、机构的运行成本和你带来的社会价值和效益的倍增相应,是很值得的。确实现在有些企业成立了基金会,可还是贴着企业,办公室也不一定有。这样做看起来省了一点成本,其实大大影响了效果。非公募基金会是有条件成为一个能够建立良好治理结构的民间组织。

可以这么说,以前的这些民间组织,官办的和草根的都有先天不足。非公募基金会基本上是先天没有问题,足月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后天做坏了。先天不足有情可原,它毕竟有一些瓶颈突不破。比如说,官办的有业务主管部门大还是理事会大的问题,业务主管是婆婆,婆婆还比你大一倍呢,这就是瓶颈。草根组织本身制约因素更多。非公募基金会,国家法律法规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个条件,能够做一个公益组织,基金会让你注册,门槛也不高,而且你背后还有钱――你先天条件很好,那你做不好就不好怨别人了。

 

对话

“说我毁誉参半?言重了”

《中国企业家》:现在你能用平常心来看当年的“青基会风波”了吗?

徐永光:一直满平的。南怀瑾1992年跟我说,永光你要记住,谤随名高。现在我还能做事,而且还能够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觉得上帝对我很公平。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国企业家》:有人形容你的前半生,用了“毁誉参半”这个词,同意吗?

徐永光:不准确。但不算骂人,为吸引眼球吧。还没到这程度,我很知足了。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做南都公益基金会,有重塑自己公众形象,为自己正名的意思吗?

徐永光:还真没这么想过。曾国藩有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中国企业家》:还在青基会的时候,你曾经跟香港的记者说,自己既做慈善家又做企业家,很辛苦。怎么理解?

徐永光:那时候没有办法,制度让你不得不去做。现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可以有三项成本:筹资成本、行政成本和项目成本,现在你甚至拿出20%都是合法的,但过去是零成本,所有工作支出只能靠利用时间差对待拨款做投资增值。

另外,一直到2005年之前,基金会没有会计制度。2005年以前基金会的会计制度要参照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这个叫什么呢?基金会和事业单位完全两码事,事业单位是国家统收统支的。这意味着我穿了一件本该不是我穿的衣服,很不舒服,我稍微一抬手,线就开裂了。说你违规,这个怎么说呢?所以,会计制度和管理条例出台以后,我有雨过天晴的感觉。

以前都是不得已。好多机构面临这样的风险问题,有的被人捅了,有的没有,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还真没有把钱搞没了,还是有赚有赔,而且赚大于赔。现在青基会我至少留下两个亿,净挣的。我是业余的,用时间差挣了7600多万净收益,扣除亏损。另外,有一个项目投资,嘉士堂药业,明年上市,一上市,1000多万就变成一个多亿。还有一个项目北京商业银行,我投了23万,现在3000多万。


《中国企业家》:个人命运受制于体制困境,这是你后来和企业家们的共同语言之一吗?

徐永光:对。回头看那个年代,大家会觉得都是过来人,而且都一样,意志坚强,宠辱不惊。


《中国企业家》:你离开希望工程之后去了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为什么干了一年就离开了?

徐永光:我当时跟范会长说了一句“心野了,收不回来了”。我做希望工程的时候和草根组织接触多了,发现草根组织和官办组织各有一套文化系统,互相碰撞,有些东西我不再能够接受了。这时候有内心冲突,不过这冲突我不会自己去煎熬,差不多了一看不对,马上就退。赶紧退,做什么不行啊,什么都可以做。


《中国企业家》:就从没想过自己创业做个企业家?

徐永光:从来没有,我做不了。我这个人做生意会赔本,直到现在人家还说谈判别让永光过去谈,他谈一定我们吃亏,他不够狠。

我是温州人,温州人普遍文化基因就是想干事,务实。做官的念头还真的就是很小,我们平民出身,曾经做到一个团中央局级干部,已经挺赚了,还做什么大官?


《中国企业家》:你希望自己如何被记住?

徐永光:做一件能够确实给社会留下痕迹的事情,一辈子就满足了。南都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