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民计划

要认认真真为农民工子女寻找百名教育家

2008-08-01 00:00:00

2004年1月在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助学进城”项目启动时我发了一通危言: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农村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今天失学的农民工子女数量大约也在100万;从地域看,前者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后者生活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从影响和后果看,前者是当时中国两亿文盲大军的“后备军”,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构成很大的社会威胁,后者,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而埋下“定时炸弹”的正是今天的国家和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教育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我呼吁: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国农民的家事,它实实在在是国家和全民的国事。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成本,这个成本需要政府、全社会和农民共同来承担,而不应由农民独自来扛。农民工的后代,原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出现进城的“流动儿童”被社会边缘化,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

四、五年过去了,农民工子女依然背着“双Liu”的名称,他们的教育境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日益严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流动儿童的教育成为了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全国妇联日前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约有3000多万人”。这种以骨肉分离、儿童家教和亲情缺失,以亿万家庭不和谐乃至家庭伦理颠覆为代价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是到了该彻底反思和改变的时候了。

由程玉担纲的《新公民学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很有解释力的分析。“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让南都基金会找到了通过公益投入建立新公民学校的战略目标,即办公益学校,让农民工子女人人有学上、上好学。学校的战略定位是:非营利、平民性、高质量。并以这三大支点撬动政府、企业、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2007年6月召开的南都基金会首届理事会,完全同意《新公民学校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新公民学校发展目标和品牌管理规划,决定在未来5-10年内,资助建设100所新公民学校,每所资助金额为150万-200万-这只是带有“种子基金”性质的启动资金。新公民学校还必须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动员社会资源,依靠校董会的有效治理和优质教育结果,获得可持续发展。

程玉她认为,新公民学校应该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有质量的公平教育。根据农民工子女的特点,新公民学校将以“三自”为教育理念,即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学能力和自治精神。这一观点得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首肯。目前,南都公益基金会正研究制定新公民学校教育教学标准、品牌管理规划,目标是走出一条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民办公助、教育家办学的新公民学校办学路子。这将是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不仅协助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有书读的问题,还要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打造城市新公民。

温总理在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家办学”的思想。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教育群体,更需要大量教育家。寻找教育家为农民工子女办学是南都基金会的坚定信念。

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称得上教育家?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回答。陶行知先生说:“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新、开拓,教书育人。教书不易育人更难。思想家、教育家卢梭说:“误用光阴比虚度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能给儿童“对的教育”的教育家。

南都基金会去年5月成立后,即开始实施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计划,已经在北京建立2所新公民学校,今年计划在北京、广州等地建设6所新公民学校。新公民学校的建设,软件投入比硬件投入更重要。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招聘教育家做校长,是南都基金会为农民工子女寻找100名教育家的第一步。一个南都基金会要办100所公益学校,找100名教育家。随着社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关注度的逐步提升,希望还会出现100个像南都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为农民工子女建10,000所公益学校,寻找10,000名教育家。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既有进城读书难的现实刚性问题,也有融入城市难的长期复杂问题。解决这么大的社会问题,完全由政府自己独揽,或强调政府责任一味推给政府,都是不明智的。没有社会的参与,没有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家庭的良性互动,对于两大问题的解决都不利。社会的参与,财力资源的投入永远是微不足道的,而通过民间捐赠所带动的志愿精神、公民互助精神,则是降低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摩擦、促进社会和谐的巨大社会资本。

与希望工程救助的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相比,农民工子女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父母给城市的企业创造了财富,为城市的建设繁荣发展留下了辛勤的汗水。受益于亿万农民工的企业家和城市居民们会懂得,帮助农民工的孩子,就是帮助自己,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既然过去十几年间城市社会能够为“远在天边”的农村孩子贡献13,000多所希望学校,在未来更长时期的城市化过程中,再为近在眼前的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贡献10,000所新公民学校,寻找10,000名教育家,不是痴人说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