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对话录

2014-11-24 16:16:35

——黄传会《希望工程20年记事——跋:与徐永光对话录》


黄传会: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间,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已经近20个年头了。

徐永光:作为一位作家,整整跟踪了希望工程20年,这也是挺不容易的。在这之前,你创作的三部与希望工程有关的长篇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被称为“反贫困三部曲”,你也被大家称作“反贫困作家”。我一直认为,希望工程能够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与传播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与黄传会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你不仅有功劳和苦劳,还担当了很多风险。记得一次你在某地采访,给我打电话,最后问我还有什么“指示”。我说,就一条,注意安全,保证生还!因为我到贫困山区调查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汽车在山路上翻下去,那些山里的土路可不是给汽车修的。我知道你总爱去山高沟深的地方,说是只有到那些地方才能写出打动人的故事。有一次地方陪同的干部都望山却步了,就你坚持要进去。

黄传会:谢谢你的表扬啦!我还记得是1990年年底,你邀请我写写希望工程,我到了太行山的完县(后改顺平县)采访。我对县领导说,我想去贫困的乡镇看看,县领导一听笑了,告诉我:“我们这个地方,找富的不容易,找贫困的太容易了,出了县城到处都是。”第二天,到乡下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啊!到处是破旧的学校,到处是失学儿童,说的“文学”一些---到处可见失学儿童那一双双渴望的目光。紧接着,我又去了沂蒙山、大别山,去了黄土高原,对农村的基础教育现状,做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从此,与希望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初,刚实施希望工程时,你们有个想法,每年资助5万名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按照当时每人每学年40元的标准,一年得要200万元,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恐怕连你们自己都没有料到,20年能够筹集40亿元善款,资助300多万名贫困学生,援建了15000希望小学。

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刚成立的时候,团中央就给了10万元的注册资金、1万元的工作经费。那时侯连寄信的邮费,连在市内办事乘公共汽车,都困难。我们挖空心思找工作经费,与国家税务总局搞了一次个体工商户税法教育活动,靠发行税法教材结余一笔工作经费,才把希望工程的宣传搞起来。

后来,希望工程一直“财源滚滚”,但让我兴奋的恰恰不是钱。在希望工程初期,一次出差回北京,在飞机上鸟瞰京城。只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止不住心中一阵冲动。我想,论捐款,希望工程还不及一座楼宇的价值,而多少个“楼宇”才能实现我所追求的价值呢?由此顿悟:希望工程所追求的,不是有形资产的积累,而是精神、文化、道德价值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有形资产有价,公益品牌和精神道德无价。这一悟,成了我做希望工程和其他公益事业一以贯之的追求。

黄传会:我也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希望工程像一口警钟,时时在向我们的政府和民众敲响,我国农村的基础教育非常薄弱,为了祖国的未来,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希望工程像是一个检测站,时时在检验一个民族的素质,拷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徐永光:没错。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的慈善事业发轫于宗教组织,慈善捐款是每一个信徒的必修课。许多人困惑于中国缺少宗教传统,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缺少宗教文化的基因,因此难以发展。我对此并不赞同。一个民族是需要有精神来凝聚的。在西方和很多国家,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的影响深入人心。但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虽然不是宗教,但它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中。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绵延不绝。

我曾与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先生讨论中美慈善捐款的比较。威茨先生说:“在美国的慈善活动中,华人总是最热心的捐赠者。看来中国慈善捐款少的原因,不在文化层面”。在中华民族精神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立立人,自觉觉他,助人自助、自助天助”的思想,不仅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精神并行不悖,还包括了社会道德、伦理、天地人和谐互助共处、生命终极关怀的理想。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致函南怀瑾老师,请他给劫后重生的灾区孩子们说几句话,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九十一高龄的南老先生慨然命笔,写下“人的生命死生,只在呼吸往来之际,这是释迦文佛所说的至理名言。尤其当地(震)、水、火、风四大种自然劫难来临之时,有绝非人力所可挡可避者。如是劫后重生的人,更知个人与全体生命共存的更为可珍可贵。从此可以真实了解‘爱人如爱己,有力即相助’,才是慈悲博爱的真正道理。秉此而重立生命的方针,确信生命同体的真理。然后达成我们文化中先圣先贤所教‘亲亲,仁民,爱物’的人品行为标准。是为至要”。南老用“生命同体”的思维和普世价值,告诉人们要从灾难中重拾和反思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揭示了人类由爱亲人,推己及人,到爱他人,爱众生,爱惜大自然,爱惜物力;与他人、众生、大自然和谐相处共荣的深刻道理。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精神。

黄传会: 是的。生命同体,和谐共存还包含了一个道理:“助人自助”,意思就是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是互利共赢,双向受益。希望工程看起来受益者是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和农村的教育,实际上,希望工程最大的受益者是社会,包括捐赠者自己。

徐永光:助人自助,正是一切公益慈善事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人们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捐款,付出的是金钱,收获的是精神。如果把对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看成一种消费的话,那就是一种精神消费。你的捐款是无偿的,没有买到物质商品;你的捐款也是有偿的,你“购买”到了受助孩子成长给你带来的成就感,带来的精神满足和快乐。有的人还把它当作教育自己孩子的手段。我碰到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自己不满周岁的孩子来青基会,以孩子的名义捐款,她说,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的爱心。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不能只有追求金钱物质的需求,也一定有追求精神道德的需求。希望工程正是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它带给社会一股清新的空气,使社会更加和谐。

有一部美国电影《心的方向》。讲一个保险公司高级职员,退休后精神失落,又遭遇妻子去世、朋友背弃、爱女嫁人的打击,感到自己生命已经没有价值。此时,他收到了他每月寄21美元救助的一名黑人孤儿的来信。孤儿给他画了一幅画。当主人公看到一幅大人大手牵着小人小手的稚嫩图画时,开始泪流满面,继而发出幸福开怀的欢笑。他重拾了生活的信念。这部影片诠释了助人自助的深刻道理:做善事不仅是帮别人,也是帮自己,甚至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算算得失帐,这个人失去的只是每月21美元,得到的却是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黄传会:你道出了希望工程20年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需要它。那么,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你觉得最操心的、最劳神的、最费精力的是什么?

徐永光:筹款是所有民间公益组织的难事,品牌建设更难,而最难的还是公益机构的自身建设,特别是机构文化的构建。机构文化是一个机构的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它渗透于机构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中,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凝聚力量。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是达成机构使命、保持机构公信力的前提。换言之,做好一个公益品牌,需要一个有优秀文化理念、管理意志的机构和追求共同愿景的团队。

机构文化的准确表述是很困难的。我走了个捷径,提出三条中国青基会机构文化的灵魂:

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从事NGO事业,一不能升官,二不能发财,社会地位也不高。有人把这条道路叫做“朝圣之路”,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才能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否则肯定会知难而退,修不成正果。

二是永无止境的创造进取冲动。中国的NGO发展道路无成法可依,无先例可循,缺乏竞争的法律政策环境、社会评价机制、压力机制和内在动力。惟有对机构目标的不懈追求,才能使我们保持永无止境的创造冲动。

三是以人为本。NGO不能给员工带来钱权名利,更需要把人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尊重个人价值,尊重个性,崇尚效率,引进竞争,开发人的创造潜能,造成人人有动力、人人有机遇、人人有发展,宽松、和谐、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中国的GONGO都处在“由官而民”的转型之中。中国青基会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NGO,也称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这种官民“二元结构”容易使机构陷于行政化困境,迷失目标,缺乏动力。对此,我们十分警惕,遵循“开拓而不越轨,创新而不离宗,开放而有节制,保守而不僵化”的生存原则,不断对传统体制约束下的管理体制、思维方式、观念和行为习惯进行自省和批判,激发使命感,培养机构文化,构建共同愿景,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在希望工程进行到七、八年之后,机构进入了繁荣鼎盛时期,那时一个希望工程吸纳的捐款,几乎超过了全国性基金会捐款的总和。而机构似乎也进入了发展“更年期”。于是我就不断写文章,对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积弊进行批判。如1998年在《无竞争忧患》中,我发出了“没有竞争,缺乏压力,我们是否能够长久保持创造的活力和进取的冲动?‘孤军深入’的中国青基会‘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忧虑?在《自知者明 自信者强》中警告“要从体制上开刀,坚决果断地实现由行政化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NGO模式转型。在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和以人为本的同时,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的革新,实行效率优先、优胜劣汰。让创造者在这里如鱼得水,让混饭吃的在这里一天也混不下去”。在《衷心向往共同愿景》中,我引用了武侯祠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告诉大家现在做的就是“攻心”和“审势”。

大家会觉得奇怪:你不是一把手吗?你说话,大家照办不就行啦?现实生活可没那么简单。你的机构不是在真空里生存的,社会上有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再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见解,我认识到的东西,不一定大家都认识;我认定的目标要成为大家的共同目标,需要有一个过程。我的文章连篇累牍在机构通讯上发表,言辞一篇比一篇激烈。我就看大家的反应,并不组织讨论。我知道一讨论就麻烦:让大家说真话,可能反对的多于支持的;硬是让大家表态说拥护,可能是鼓励说假话。我知道虽然没有组织开会,下面自己都在开小会讨论。实际上每个成员都在进入痛苦的自省和思想“蜕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及时进行了各项管理制度的改革。

中国青基会的文化建设是很有成效的,只有经过思想的砥砺才可能让机构文化扎根,成为传统。今天,中国一批大型基金会的执行长是从中国青基会出来的,都干得很出色。依我看,再从中国青基会拿出10个人到外面做“操盘手”,肯定又会出现10个优秀的基金会。

黄传会:你常常说:做希望工程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意思是风险特别大。这些年来遇到不少麻烦,像香港《壹周刊》官司。

徐永光:非常对,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之根。希望工程从开始到今天,青基会平均每天接受捐款数十万人民币。公众凭什么自愿把钱捐到你手里,是因为认同你的公益理念,相信你能够把钱用好,让他们的爱心得以实现。支撑这种信任的是我们的道德诚信。一天,我走进财务部,看到桌子上摞得高高的汇款单,拿在手里一掂,沉甸甸的,不禁心头一热。我对财务人员说:“这里倾注了多少人的感情和期望啊!我们要是管理得不好,亵渎了人们的感情,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把我们淹死”!我还明明白白给财务人员交代:“青基会我的收入最高,个人所得税一分都不能少交。一旦我得罪了谁,谁要和我翻脸了,想在这一点上抓我的‘小辫子’都别指望”。

转型期的中国非营利组织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各方面的风险在所难免,而道德风险必须是零。道理很简单,你不是政府,没有政府的权力;你不是企业,自己并不生财;你的生存和发展只能依赖社会的信任,得到社会的支持。说难听点,你没有搞腐败的“本钱”。公信力是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底线,命根子!“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期待远高于对企业的期待……当非营利组织被认为表现不负责任或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时候,公众的反应会非常迅速:产生背叛感,破坏信任”。这是一位美国学者说的。

希望工程产生于我国公益慈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的年代,存在诸多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的隐患,我总结了八大隐患,深知生于忧患的道理,一直临深履薄,战战兢兢,如同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但我坚信,“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这是1994年2月香港《壹周刊》发表诽谤希望工程文章后我对香港《明报》记者说的话。

《壹周刊》发表诽谤希望工程的文章,在希望工程“八大隐患”中属于“中伤毁誉”。迫不得已,我们决定在香港高等法院起诉《壹周刊》。打这场官司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我心里很坦荡,一定要打好这场官司,讨回清白,同时让希望工程更加透明,得到社会更大的信任。这个马拉松官司前后打了6年,直到2000年3月13日才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这时候,我们已经为这场官司支付了数百万元的诉讼费。胜诉了,这笔诉讼费由对方承担;如果败诉,不仅诉讼费无处“报销”,还要赔上对方的开销,加起来就是一两千万。庭审期间我们住在香港华润大厦18层,我对同事们说,如果败诉,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了!

庭审进行了两周。我在证人席上接受了被告方黄大律师长达8个小时的盘问。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李大进律师旁听了庭审全过程,记者采访他,记下了一段话:“永光连内地的法庭都没进过,但是在香港的法庭上表现得如此出色,真是本案中最精彩的一笔。似乎是命中注定,永光要在香港的法庭上为自己的事业奋争,在关键的时刻经得住考验;他在庭上回答的每一个问题,都能使所有的人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冯华健(大律师)满意,法官听懂了,黄大律师也无可奈何。你看他在法庭上那种从容的神态,说话彬彬有礼的,其实就等着黄大律师过招呢!恨不得作证永不结束,才斗得过瘾。”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钟安德大法官做出判决: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判被诉人赔偿原诉人损失港币叁佰伍拾万元整,并须付原诉人法律费用。大法官在判词中写道:“面对黄先生(对方大律师)的全面盘问,本庭相信徐先生及杨先生(原告两证人)的证词在有关责任方面是完全可靠及可信的”。英文是“Truthful and reliable”。

黄传会:我了解这是香港非营利组织诉媒体并获胜诉的首个判例,可谓一场“完美风暴”。后来又有《明报》事件;最近报纸披露的希望小学空置问题,这些问题几乎都涉及到品牌形象和公信力问题。

徐永光:《明报》事件是指媒体对中国青基会投资风险的批评和质疑,这是法律制度不完善给我们带来的“八大隐患”之一--“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是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即不允许在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当然,《办法》允许通过基金的投资增值活动,解决经费问题。其实,希望工程的捐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基金,而是待拨资金。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而投资总是有风险的,十个项目有九个挣钱那是应该的,有一个亏钱那就是罪过,因为你亏的是公众的捐款。在我们投资的项目里确实有收益不好或失误的,对此,我是需要承担决策责任的。   

因为《明报》等海外媒体的报道和网上的议论,让人误以为希望工程的投资活动出了很大的问题,公众的捐款被打了水漂。事实不是这样的。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审计结果表面,到2004年底,中国青基会的增值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是7400多万。正是这些收入支撑了机构和希望工程的运行。最重要的是,投资活动并没有影响助学金和建校款的正常拨付。如果发生任何一笔捐款没有按照捐款人的意愿拨付,那就是违约违规,严重的还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事实上,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从10万元起家,在没有政府拨款和从捐款中提取管理经费的制度背景下,把项目做得明明白白。这样的捐款使用效率和项目操作质量,在国外同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个奇迹。

2004年6月1日和2005年1月1日,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分别开始施行,这两个法规制度将对我国非营利组织来说有山重水复、雨过天晴的感觉。我写过一篇《从“英雄时代”到“制度时代”》的文章,认为以这两项法规制度的实施为标志,中国NPO发展可望结束法制滞后、改革迟钝造成的整体平庸,少数冒尖的“英雄时代”,走上有法可依、理性发展的“制度时代”。 

最近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在教育资源布局调整中被空置,有的还成了猪圈。对希望工程的声誉影响很大。据调查,这是“八大隐患”中捐款“体外循环”造成的。一些机构未经中国青基会同意,未通过希望工程合法捐赠渠道,直接在农村捐建了一些教学点,擅自冠了希望小学之名。希望工程在1995年就取得了服务商标,未经商标使用许可就冠名,不出事则罢,出了事我们是可以追究其侵权责任的。

黄传会:四川汶川大地震中, 校舍垮塌、学生伤亡的场面令人不忍卒睹。而一所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希望小学”--刘汉希望小学在8级地震中没有倒塌,这个学校的捐建者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我很担心希望小学的整体状况,如果也出现大的伤亡可怎么向社会交待!

徐永光:当时我也很担心,深怕爆出一条希望小学死人的消息。调查结果让我松了一口气: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四川重灾区 共有146所希望小学,都经受住了考验。这些学校有17名学生、6名教师遇难,都发生在尚未改建的老校舍中。希望小学新建校舍成了近10万师生的“保护伞”。《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我,问及8级地震震不垮希望小学的原因。我说道理很简单,一是资金足额到位,二是全程监督。因为希望工程的存在而减轻了灾区师生的伤亡,用《离骚》“虽九死其尤未悔”的诗句来形容我的心情最为贴切了。

在512抗震救灾第一线,我们看到了三位希望工程的奠基人,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身影。

中国青基会第一任理事长是刘延东,她又是团中央常务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她对于初创中处于困难时期的青基会的工作推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动用了许多资源。希望工程的第一笔捐款就是她从革命老人帅孟奇手里接的。由于她的努力,在书记处的全盘工作计划中,希望工程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说起延东,中国青基会的老同志无不深怀敬意。

 在创办中国青基会之前,我是团中央组织部长,刘奇葆是分管组织的书记。可以说,我们两人是中国青基会最初的‘合谋者’。青基会成立之后,我任秘书长,奇葆分管青基会,他不是停留在一般性地领导和指导,而是以他对事物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敏锐为青基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寻找正确的战略位置。比如提出希望工程‘民办公助’的方针、确立中国青基会在整个共青团工作格局中的地位等。作为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奠基人,奇葆同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即使在离开团中央之后,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事业的发展。

李克强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把希望工程作为共青团改革的成功范例,经常强调要像希望工程那样把共青团活动事业化。他既把握方向,又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比较大的自主权。当然,我们也不给团中央添麻烦。克强对希望工程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加强管理和建立监督机制上。他多次对团省委书记讲话,敲警钟,泼冷水,把话说得很难听,让全团把希望工程管理的弦绷得紧紧的。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的管理制度出台,都是他亲自督办的。在李克强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还有一段插曲:一次我找克强,请书记处批准什么事。克强说:先把希望工程管理制度拿出来,再讨论此事。为了锁定希望工程管理不出问题,他不惜给我提“交易”条件。在我的记忆中,团中央只发过两个有关希望工程的文件,一个是转发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管理规则,一个是与国家审计署联合发出对省级青基会进行希望工程捐款年度审计的通知。

希望小学的概念是克强发明的。《李克强与他的七个引路人》一文(《中华儿女》)对此有准确的描述 :“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

 从上述故事中,人们不难找到希望工程在此次地震灾难中经受住考验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下面的安排则属巧合:在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战斗中,克强担任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延东是分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奇葆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克强在甘肃指挥抗震救灾时,指挥部就设在中国青基会刚刚建成的抗震希望小学里。看到他们在地震灾区与人民同赴国难的身影,我十分感慨:希望工程在走过20年的艰苦发展道路之后,如今是在一个特殊的考场向世界、也向几位奠基人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黄传会:这20年来,你的名字一直是与希望工程紧紧连在一起的。2007年,你出任南都基金会秘书长。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青基会?后来出任中华慈善总会没几天,又离开办了南都基金会?这些也是读者所关心的。

徐永光: 你最了解我的底细。离开中国青基会,是我在上个世纪末的愿望。1998年在《人物》杂志《共和国同龄人自述》中,我就表露了这个心迹:“我的目标是,把一个功德圆满的希望工程留给这个世纪;让一个财力雄厚、信誉卓著、制度完善、人才荟萃,具有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中国青基会跨入下一个世纪。此后,我还会追求。那就是,追求精神的更加富有,追求人性的更加完美”。

2005年,我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完成中华慈善大会之后我就离开了。原因正是我给范宝俊会长递交辞呈时说的“心野了,收不回来了”。

南都公益基金出资人是浙江南都集团。基金会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公益基金,将根据需要继续给基金会捐赠。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也是温州人,是我神交的同乡加朋友。二十年前,我们俩几乎同时下海,庆治做商业企业,我做公益事业。庆治的生意做大了,要把“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理想付诸现实,我想尝试做一个真正民间性的非公募基金会,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多年来,南都集团参与过各种慈善活动,但庆治从来不认为填写捐款支票就是慈善的全部。庆治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机制,使得拥有财富的人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和智慧,用最有效的方法回报社会。“聚财”和“散财”同样需要能力。“我想的最多的是探索‘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我把它看作第二次创业。”庆治明确无误地表示:要办一个完全致力于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基金会。我们为找到南都基金会使命和愿景的准确表述讨论了无数次。后来提交理事会通过的机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愿景是“人人怀有希望”。庆治说:只要人人都怀有希望,这个世界就会有光明前景。

黄传会:南都基金会把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作为机构的重点资助推动项目,实施了“新公民计划”。看得出这与希望工程一脉相承。你还想再创一个希望工程吗?

徐永光:希望工程是让农民的孩子人人有书读;新公民计划除了帮助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还要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有两个100万的数字让我震撼:2002年全国妇联、儿基会联合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约有1000万,失学率为9.3%,近流动儿童失学近100万。而10多年前希望工程开始做希望工程时,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也是100余万人。两个100万数字相同,但性质和严重性发生了变化。希望工程初期的100万失学儿童,愿因是贫困,发生在偏远地区,对社会危害不大;今天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失学,原因是教育不公平,又发生在大中城市,他们被边缘化,不能融入城市,很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为定时炸弹。而5800万留守儿童,则让农民工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之苦,这是个更大的麻烦。农民工子女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的教育困局不解,不光对农民工子女本身,还会对国家、社会造成不堪的后果。2005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巴黎骚乱,就是北非和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后代所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解决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和融入城市两大难题,首先是政府的努力,同样也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我的想法与周庆治不谋而合,南都基金会理事会也一致认同把资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作为基金会的项目重点,并把项目名称定为“新公民计划”。“新公民计划”刚刚做了一年,已经有了一定社会的社会影响,获得了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在这个影响中,又有黄传会的名字。你的新著《我的课桌在哪里?》是迄今国内第一本反映农民工子女进城后读书难的报告文学。期望能给与希望工程的同等待遇,也跟踪它20年。希望工程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新公民计划可能是一个世纪难题。我们这一代是做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