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公益市场化拓荒牛-徐永光个人网站

　　徐永光属牛，他以牛自喻，微信名为“笨牛”，头像是牛。自创办青基会以来，他似一头拓荒牛，不空谈，重行动，以研究发现、实验创新和宣导影响推动公益慈善市场化。

　《中国慈善家》2015年5月刊封面

撰文：白筱

来源：《中国慈善家》5月刊封面文章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信在2014年10月28日寄到了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信中，他为“希望工程”25周年庆贺。第二天，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在公益捐赠减免税、股权捐赠、慈善信托、慈善透明、公益创投和金融支持公益等方面创新机制。

　　这一天，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李克强的信，并回忆：“明天是希望工程25周年。希望小学是克强的发明，是他在金寨考察时首先提出来⋯⋯”接着，他又在微信转发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慈善创新的会议报道。一位业内资深专家透露，“这些都是永光一直推动的。”

　　徐永光生于1949年，属牛。他以牛自喻，微信名为“笨牛”，头像是可爱的卡通牛头。自创办青基会以来，他似一头拓荒牛，不空谈，重行动，以研究发现、实验创新和宣导影响推动公益慈善市场化进程。

　　几年来，《中国慈善家》杂志多次邀请，希望对他做一期封面人物报道，均被拒绝。

　　在推动公益行业和公益市场化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后，徐永光将重心投向刚开始起步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今年6月，徐永光等业内先锋人士共同推动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将召开，同时成立联盟。借此契机，徐永光终于应允，接受采访。而此次接受采访，也与他曾经的一次遭遇有关。

　　上世纪90年代，希望工程事业正红，一次，徐永光受中央电视台邀请与大学生交流，现场另一位嘉宾是发明一种灭鼠药的河北农民邱满囤。节目录制完毕，学生追星般围住邱满囤，徐永光却被冷落在旁。徐明白，在学生眼里，那位能“灭老鼠九族”的“灭鼠大王”是个传奇人物，而自己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希望工程一个姓徐的官方工作人员，跟那位个性张扬的神奇老鼠药先生相比，这样的形象何谈吸引力？

　　“一项成功乃至伟大的事业，不可能没有个人色彩，有个性的人可以推动有个性的事业。我觉得（公益行业）也需要保留一些个人色彩。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事业。”徐永光说，这是他对此事的思考。他自认在希望工程事业发展中，对“个人色彩”的“度”把握尚佳。

　　这是徐永光肯配合采访的动因。但他特别交代，“千万不要拔高，打折扣则可。”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组织部里的“另类”

　　徐永光个性鲜明为业内人士所熟知。近些年来，在批评中国慈善体制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措辞尖锐激烈，不留情面。他痛批“以权谋捐”，称慈善体制“再不开刀，误国误民”；历数“民非制度四宗罪”，其中甚至出现“逼良为娼”一宗。

　　徐永光是个“另类”，这是他在团中央任职期间，其前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后来任民政部部长的李学举对他的评价。徐永光在中国青基会的副手李宁对他说，“就搞不明白团中央怎么会让你当上组织部长的！”

　　1978年，29岁的徐永光从地方抽调到北京参与共青团十大筹备。8年后的1986年，徐永光已是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局级干部。他一反组织部干部循规蹈矩的刻板作风，利用手中有限权力，推动共青团组织改革创新。

　　徐永光翻遍能找得到的团史资料，研究共青团历史上的改革探索及失败教训。当年，他也和如今一样频频撰文，提出共青团本是群众组织，要群众化、民间化；共青团干部应兼职化，非专职化，要做青年“头羊”而非挥舞鞭子的“牧羊官”。他竭力试行团员证制度，为改革开放后团员流动开方便之门。在一些地方，他推动团的领导人竞选试验，更异想天开提出办全日制大学的设想，于是有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经常撰文批评团系统内出现的官僚作风和特权现象，登于团刊。“我当时推动共青团改革的文章和现在写的东西风格类似，很尖锐，一篇接一篇。”

　　团省委书记想推动改革不敢讲的话，便请徐永光去讲。徐永光对《中国慈善家》说，“那时候说话的影响力可比现在大。”

1994年2月7日，青基会名誉会长万里会见李克强、刘鹏、姜大明、徐永光

　　1987年，徐永光担任团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青团体制改革的设想》，对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以及群众化、民主化等方面提出系列改革方案。

　　对于同一个历史时空的人来说，徐永光跑得过快。当时很多人对他主张的去行政化方案不满，有人甚至直接说“团中央出了个叛徒”。

　　1988年5月的团十二大会议，是徐永光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会议要通过《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与《建立团员证制度的决议》，还要在当时“热烈的民主气氛”中组织好团中央委员差额选举和团中央常委会、书记处的选举。在书记处领导下，徐永光作为这些任务的具体执行者，他不能出任何差错。

　　会议顺利闭幕，徐永光以得票倒数第二进入团中央委员、常委。书记处给徐永光的评价是，“立了汗马功劳”。参加两个出国访问团，先后访问前苏联与德国、比利时，成为书记处给徐永光的特别“奖励”。徐永光说，这是他在团中央得到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奖励。

　　团十二大一结束，徐永光认为自己在此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去做他自己在《体制改革设想》中提出的“建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发展筹集资金”一事。书记处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

　　徐永光终于“下海”，走上他的公益市场探索之路。

徐永光与比尔·盖茨

公益市场化的成功尝试

　　说起希望工程成功的原因，徐永光认为可以从他现在倡导的公益市场化中找到基本答案。

　　“市场化首要原则是需求导向。”徐永光说。“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是公益市场需求导向的根本所在。中国贫困地区每年有百万儿童失学，这是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据此，徐永光与他的同事一起设计了希望工程，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

　　公益事业需要钱，只有满足捐款人的需求才能筹到钱。希望工程在此方面很有解释力：捐款人在公益市场中扮演着一个投资者加三个消费者的角色。

　　捐款是对公益市场的投资；第一次消费指捐款人选择购买公益产品捐款救助失学儿童，这次消费完全自愿，可货比三家，不能强买强卖；捐款人在自愿、有形、理性消费的背后，则包含更为重要的精神消费，捐款的同时，捐款人获得了精神上的快乐、心理的满足；捐款人所购买的公益产品并非自己使用，而是转移给受助对象来消费，这是慈善捐赠的最终消费，也是慈善成本，如果成本低、效益高，这就是好的慈善产品。“希望工程300元捐款可以改变一个失学儿童一生的命运，这是捐赠者最大的投资回报。”徐永光说。

　　当年，这样的设计、管理及规模、投资回报，让希望工程“打遍天下无敌手”。

希拉里题字

　　1998年，徐永光到美国“大哥大姐”（Big Brothers Big Sisters of America）访问交流，该机构是美国全国性慈善机构，有着80年历史，其模式也是“一对一”帮扶青少年。“当我介绍完希望工程，这个机构的董事长和CEO愣在那里半天，说要先出去开个小会。过一会儿回来，他们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希望工程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他们，他们没有必要再介绍自己了，就请客人们看看他们的募捐广告片吧。”

　　公益市场需要营销，希望工程也需要传播推广。创办青基会，除了10万元注册资金，团中央只拨付了1万元办公经费。经费紧张，工作何以开展？

　　徐永光是温州人，做生意几乎算得上是他的天赋。与中国青基会并行，他还办了一家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公司，于是想到一个可以发行数百万册书的点子。他亲自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由团中央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起全国个体工商户税法教育活动。搞教育是共青团的看家本领，国家税务局欣然接受。

　　读物发行公司承担了税法教材编写、印刷、发行的全部工作，为青基会赚到数百万元非捐款收入。这让青基会有了一笔推动希望工程宣传和机构发展的资金。那是1990年，全国个体工商户锐减了300多万，而当年税收则增长过百亿。

　　在希望工程正式向社会公布之前，为确保能万无一失顺利推出，徐永光先带着当时只有五、六人的青基会团队，照着中国企业名录发筹款信，目的是了解社会的反应。“发产品推销信”是徐永光从温州老乡推销员那里学到的技巧，此法用于筹款，出奇灵验。筹款信的第一句话：“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这则关于贫困失学儿童张胜利的故事发出后，一笔笔捐款随之而来，许多捐款还带着热情洋溢的信。“我们知道，这个事肯定有谱了。”徐永光说。

　　就这样，徐永光跟他的同事们每天抱一堆信回家，抄地址、发信，还请企业团组织帮助写信，筹款信发了几十万封。

　　发募捐信毕竟费时、费力、费钱，效率不高。一天夜里，徐永光突发奇想，何不把募捐信发到《人民日报》上。当时《人民日报》发行量500万份，半版广告费4万元，每份报纸广告成本不到1分钱。

　　很快，《人民日报》上发布了中国第一则公益募款广告，接着，希望工程又做了整版广告。除了报纸，希望工程动用的传播手段还包括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大型义演、发行纪念币、纪念卡等形式。

徐永光向澳大利亚朋友赠送《三峡百景图》

　　1989年年底，在首都展览馆剧院办了第一场全明星希望工程义演，青基会投入5万元人民币，之后由台湾艺人凌峰主持了希望工程全国百场巡回义演。

　　一系列公益营销与传播，让希望工程名声大噪。

　　对希望工程项目的设计，徐永光提出了6大要素：政府支持、社会关注、群体需求、符合宗旨、国际接轨、树立品牌。而创新是他的法宝。

　　希望工程口号几乎年年翻新。1992年，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号召结对救助失学儿童，即一对一资助。这一年救助失学儿童的规模由过去3年累计的4万猛增至32万。

　　有人提出这已是希望工程管理能力的极限，徐永光则不同意。他请航天部第一研究院为希望工程开发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在当时，这是中国民用最先进的一套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全国青基会系统统一使用。有了现代化管理手段，1994年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启动，结对数字即破百万。其单个教育项目资助规模，已是世界之最。

　　1994年，希望工程的扩大已呈蔓延火爆之势，各地县几乎都在搞募捐，与其说是几百个基金，更像几百个火药桶，一点火花，希望工程便有毁于一旦的危险。巨大的管理危机感压着徐永光。

　　1995年，希望工程调整节奏，放慢步伐，进入“管理年”。徐永光下决心撤销所有地县希望工程基金，提出“牺牲效率保平安”。且颇具前瞻地为希望工程申请了注册商标，巩固品牌效应，维护自身权益，亦为同行提供了示范。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素以独立著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对希望工程有深入研究与观察。他对《中国慈善家》回忆，一次下乡考察，途中遇贫困农户，他便掏出几百块钱留给孩子，当地陪同干部告诉农户，这是康老师在做希望工程。“这个事和希望工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希望工程）的话语霸权是非常强的。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关的，他也给你命名为希望工程。整个九十年代的公益事业，可以用‘希望工程’来概括。而徐永光作为创立者和领导者，他的历史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认为，“徐永光的贡献不在于市场化与否，他的贡献在于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社会化。”

1998年2月，徐永光与美国小朋友合影

　　教育、贫困、儿童是公益慈善领域最为关注的三方面问题，徐永光用希望工程将三者相结合，对需求导向、项目定位把握之精准，中国的公益项目迄今无出其右。道其缘由，徐永光说，对于国情的了解、深入的思考加上天生的市场判断力和技巧，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他特别强调，青基会团队里有一批策划高手和优秀管理者，又吸引了一批各个领域的专业志愿者，有摄影家解海龙、报告文学作家黄传会、台湾著名艺人凌峰等。

　　“当年的青基会理事会有一二百人组成，个个都有资源、有本事。”徐永光说。

　　徐永光用四个尺度来衡量希望工程的价值，第一是纯经济层面，25年希望工程捐款100亿，相当于北京修10公里地铁的费用；第二是对农村教育发展的贡献和495万受助生命运的改变；第三是现代公益慈善模式的建立；第四是最重要的，希望工程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对于精神、文化、道德乃至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设，其价值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对于徐永光所推动的那些事业来说，肯定没有人能代替他。做官，他可能会当部长，部长很多，但在非营利机构，他的贡献更大，作用更大。”商玉生对《中国慈善家》说。

　　1990年，河北承德，首次中国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会上，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第一次见到徐永光。商玉生回忆，那次会上，徐永光带去了希望工程的调研资料以及设想，即便在那个“圈子”里，也并非人人认可，按常理，教育是政府的事。

　　徐永光认为，团中央背景及系统力量的支持是希望工程成功的重要条件，要用好体制优势，但又不能做成官办慈善，必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我在希望工程一开始就说，希望工程必须定位民间公益事业，什么时候变成官办希望工程，它的生命就结束了。”

　　许多公益机构做事习惯建“领导小组”，让大大小小领导担任组长、副组长，以示有背景，希望工程实施25年来，却从未出现此现象。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基会注册了商标的公益产品，青基会对其实施、管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1992年，南巡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偷偷记下车牌，经过调查才知道捐款人是邓小平。这笔捐款被用于救助百色地区的失学儿童。11月，广西白色25名受助儿童给邓小平的感谢信在《右江日报》刊登。岁末，徐永光冒着违规之责，力请新华社发出了新闻通稿，结果从《人民日报》开始，全国各地报纸都在报眼处刊发。这篇报道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徐永光十分敬佩小平同志的眼光与智慧，至今感念不已。“小平同志对慈善的理解真的是透彻、精准，他告诉我们，慈善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人选择，这是慈善的真谛。可以想象，假如当年小平利用个人的威望和权力，做指示，‘政府发个文嘛，动员大家捐款’，希望工程还会有今天吗？”徐永光说。

李克强、徐永光与希望工程“大眼睛”苏明娟

市场化的磨难

　　徐永光将自己的命运与希望工程绑在一起，5年后，他的命途被挖出一个深坑，对徐永光来说，除了触底反弹，他别无选择。

　　早在1993年，徐永光出差假道香港，看望恩师南怀瑾。希望工程名声日隆，南怀瑾却告诫他“谤随名高”。南怀瑾当时正主持投资修建国内第一条合资铁路—金温铁路，他欣赏徐永光：“金温铁路还缺个总经理，就是你了！”徐永光没有接话。

　　徐永光早已领悟“功成而弗居”、“知止可以长久”的道理，这是他离开团中央的原因。但希望工程事业未竟，他还不能退。

　　未料南怀瑾一语成谶。

　　1994年1月21日，香港《壹周刊》刊载《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文章。此文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造成极大影响。青基会迅速做出反应，对《善款失踪》一文进行驳斥，但已无济于事。青基会全年捐款收入比预期少了1600万。更重要的，这篇文章致使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

　　徐永光决定起诉《壹周刊》。6月，青基会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状，这是香港历史上首例内地机构的名誉权诉讼案。

　　在不同法律环境下，以内地公益组织身份起诉香港媒体，不要说从未上过法庭的徐永光毫无经验，对于香港社会来说，亦是首例。徐永光自信希望工程的清白，但他并无胜算。“当时豁出去了，这篇文章对于希望工程来讲，几乎是置你于死地。”

　　经过6年的煎熬和等待，千禧年春，青基会诉香港《壹周刊》诽谤希望工程案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

　　庭审期间，徐永光有一天站在香港华润大厦18层，对身边的律师和基金会同事开了一个悲壮的玩笑，“如果这场官司打输了，我只能从这里跳下去。”

　　尽管面临如此风险，承受如此压力，开庭前和庭审期间，对方先后六次提出以资金补偿谋求和解，均被徐永光断然拒绝。他要的只是赢，只有赢才能挽回希望工程的名誉。

　　2000年3月15日、16日，徐永光以证人身份出庭，接受辩方黄福鑫大律师质询。他对面，是对方6年来所整理的超过500页的证据。在长达8个小时的质询中，黄福鑫向徐永光抛出经过团队多年设计的一百多个问题，徐永光凭借对于胜利的渴望、自信心和意志力，以及过人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掌握，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滴水不漏。

　　回答之后，他总抓住机会借题发挥，进行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将对方批驳一番。

庭审历时半月，适逢奥斯卡颁奖，徐永光白天出庭，晚上带着自己的诉讼团队进电影院，14天，看了11部电影。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钟安德大法官做出判决：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判被诉人赔偿原诉人损失港币叁佰伍拾万元整，并须付原诉人法律费用。大法官在判词中写道：“面对黄先生（对方大律师）的全面盘问，本庭相信徐先生及杨先生（原告两证人）的证词在有关责任方面是完全可靠及可信的。”英文是“Truthful and reliable”。

　　从香港凯旋不到两年，徐永光马上又陷入另一场危机。

　　2002年，香港《明报》发表“希望工程违规投资”文章，称中国青基会“涉嫌挪用捐款，违反规定投资”，此文引起香港市民和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关注。此后，《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在网上发表《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和思考》一文，并称此前已写好《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一文，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但在前一天被有关部门撤稿。

　　此次，靶心是徐永光本人。

　　按当时相关法律法规，青基会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不能在捐款中列支行政管理经费，因此，机构运行成本必须自己解决，依法投资，进行保值增值。而当时中国证券市场规范程度并不理想，徐永光顶着违反人民银行“基金会资产必须委托信托投资公司管理”的规定，进行“违规投资”。有关部门马上对徐永光展开调查。“这个调查是挖地三尺的，中纪委先后调查了二次，审计署地毯式地审计，每一个项目，每一个走向，所有的东西都调查。”

　　2004年1月，《中国青年报》就有关部门对中国青基会及希望工程的核查审计发了消息，结论是：经过全面、细致、严肃的核查，没有发现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2005年3月初，当时的《南风窗》记者郭宇宽在一次论坛中遇到徐永光，他很吃惊，“他明明是个众所周知的坏人啊，为什么能够在北京的一个公开论坛讨论问题并发言呢？”郭宇宽注意到，活动的主办方对徐永光“非常尊重和认可”。

　　他谈及“投资”争议，并约徐永光采访，徐永光并未犹豫，当即应允。这更出乎郭宇宽所料。3月底，郭宇宽对徐永光进行了一次深入采访，对徐的印象也有很大变化。“我觉得方进玉和徐永光之间的误会是一个悲剧。”郭宇宽告诉《中国慈善家》。

　　此后他着手安排让方进玉与徐永光见面，徐永光同意了，但方进玉并未同意。

　　郭宇宽不甘心。“我既认识徐永光，又认识方进玉，我希望两个人能够坐到一起澄清误会，这也是对中国的公益事业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公益的一个案例。”郭宇宽说。

　　2011年，郭宇宽再次撮合两人见面，徐永光欣然应允，方进玉这次也没有拒绝。他们准备邀请媒体，进行一次现场直播的公开辩论。郭宇宽将“辩论”消息发到网上，迅即引起轰动。不料在辩论开始前两天被叫停。

　　当被问及有关方面施加的压力有多大，是否大到无法违抗？郭宇宽说：“我觉得特别是对徐永光来说，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徐永光至今感到惋惜。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颇为凶险的市场环境下，绝大多数信托公司倒闭，几乎全部亏损，青基会如果依规把钱交给他们管理，徐永光说，“那将颗粒无收，我就死定了。青基会自己操盘的投资，已经获得了2倍多的净收益。今天在公募基金会中，中国青基会非限定性的自有资产可能是最大的。”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在地震重灾区146所希望小学捐建校舍上课的师生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例死亡。徐永光默祷，真是上帝保佑希望工程！连他都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此时，《南方周末》记者来电采访他，徐永光介绍了希望小学能够经受8级地震考验的原因，“这是善款严格管理、项目精心操作的结果。”采访结束，徐永光加了一句话，“如果因为有了希望工程而减少了几百或几十名师生的牺牲，我此生无憾矣！”

2007年9月8日，徐永光（左）与第一届新公民杯大学生公益项目征集大赛获奖者合影

打造纯民间基金会样板

　　1997年，徐永光提出希望工程嬗变，使之从硬件建设过渡到软件建设。他甚至理想化地认为“应该在希望工程最好的时候，将之送进历史博物馆”。对他来说，这算是功德圆满。

　　但这有些一厢情愿。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徐永光相继撰写多篇文章，对当时青基会机构的行政化、官僚化积弊进行批判，措辞严厉尖锐，一篇更胜一篇。在《我的检讨》中借题发挥，敲打青基会；在《无竞争忧患》中提醒青基会应保持创造的活力和进取的冲动；在《自知者明自信者强》中怒批青基会行政化日盛一日，称要从体制上开刀，坚决果断地实现由行政化模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NGO模式转型。同时他不无悲情地写到，“我要自知，更须自胜。听南怀瑾老先生的劝戒，功成身退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2001年，徐永光提出辞去青基会秘书长一职。“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希望工程做得这么成功，作为个人很容易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毛病。要防止这个毛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交权，走人。”

　　在他一再坚持下，终于辞掉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职务，但还保留常务副理事长头衔。在此后一年里，他几乎不进青基会的门。他想，“要给后任完全的管理空间和责任，去了免不了会说三道四，干扰人家工作。”

　　2005年，徐永光在中华慈善总会短暂任职不到一年便辞职离开。“面对目标大于能力的现实困境，在那个环境里你想推动改革根本没可能，与其在那里耗，不如尽快逃开。”

　　如果算上团中央和青基会，这是他第三次正式辞职了。徐永光说，辞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目标大于能力，知难而退，如果不退，耗时耗力，甚至造成资源消耗，于私于公都不好；一种是事情已经做成了，应该功成身退，这是天道。离开，不仅个人还可以做其他事情，对于机构可持续发展也是很正面的。正如其后来辞去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之职，请何道峰接任。

　　2006年，徐永光与他的同乡好友周庆治一起筹划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

　　康晓光的分析或许更能说明徐永光主动的一面：“2004年施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民间的力量独立成立基金会。徐永光也看到一个新的时代，二次创业，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

　　这一次，徐永光要参考欧美国家，办一家纯民间、资助型的私募基金会。

　　“庆治是南都集团董事长，一直把做公司看成是实现自我、回报社会的人生道路，他对国外基金会也比较了解，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徐永光说。

　　2007年5月，经民政部批准，南都公益基金会宣告成立，原始基金1 亿元。周庆志任名誉会长，徐永光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理事会一届一次会议上，确定了“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最先实施的则是“新公民计划”，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及社会融合问题。

　　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公立学校，民办学校要么费用高，要么质量差，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学校几乎没有。徐永光为这一项目做了大量研究，想在市场与政府之外找到第三条路，进行一次开拓。

　　理想充满了他的头脑，他要办公益学校，运作成本由南都基金会及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家庭负担三方共同组成。他对项目寄予厚望，甚至发下宏愿，“以项目招标方式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当时有媒体报道“新公民计划”是”希望工程升级版”。

　　但他失手了。

　　官方表现并没有想象中积极，而200万资助NGO投资建一所学校，无法找到有能力的人去办学校。

　　“不是说你给200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得源源不断地往里给钱，每一所学校都成了无底洞，那基金会就被绑死。”作为南都基金会创始理事之一，康晓光当时是主要反对者。

　　在南都基金会，理事会是战略决策主导。“内部分歧也比较大，吵了一年半的架。到第三年的时候，理事会就决定重新制订战略规划。”康晓光说。原定建100所，做了十几所便开始收缩。

　　徐永光一字一字说给《中国慈善家》，“我做公益20多年来，受挫折最大的就是‘新公民学校’。当然，不能说投入完全没有价值，我们还在继续支持这个领域，也在构建可持续发展平台。”

　　资助战略调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2008年汶川发生5·12特大地震，南都基金会在第一时间支持70多家NGO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但是当时中国草根NGO发展还很初级，有些项目执行并不理想。康晓光接受委托对南都基金会资助的项目进行评估。“从审批到中间的管理，到事后的监测评估都很混乱。紧急救灾，可以理解，但评估的时候，我也没有客气，虽然是内部的，我们也是做得非常严格，向理事会汇报时，没有丝毫保留，我能感受到徐永光当时特别痛苦。”

　　康晓光如此不留情面，也基于对徐永光的了解和信任。“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抱怨过我，公开场合、大庭广众时会开开玩笑，私下里从没跟我说什么。徐永光在这方面绝对是君子。”康晓光说。

　　此后，南都基金会相继推出“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和“机构伙伴景行计划”，前者旨在资助培养青年人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后者则通过战略性机构资助，与优秀机构共同引领和带动行业发展。

　　“银杏和景行资助模式，得到国际同行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很先进的资助模式。”徐永光说。

　　但相比之下，景行计划项目本身的发展并不理想。“主要是从秘书处包括理事会方面，现在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怎么样帮助一个NGO更好地成长。”康晓光说。

　　银杏伙伴项目至今已启动5年，发展迅速，影响力不断增加，问题也随之而来。银杏伙伴如今已近70人，活动组织管理方面投入越来越大，这使得“资助型”正在向“运作型”转变。同时，银杏伙伴均是“社区英雄”，对基金会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模式成功了，我们决定放飞银杏伙伴，让他们自己建立机构。”徐永光透露，银杏基金会正在注册阶段，由五个方面共同发起，包括南都、敦和、心平三家基金会、银杏伙伴群体，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基金会理事会共13席，银杏伙伴占4席，并将逐步增加，使其进行自我管理。“作为资助方，南都对银杏基金会的投入实际上没有减少，而且还要增加。”徐永光说。

　　放飞银杏伙伴，最先由周庆治提出，之后由理事会做出决议。最近一位社会投资家评价南都基金会的这个决定是“基金会项目的分拆上市”，“评点可谓精妙，难怪庆治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办法。银杏伙伴‘上市’后，股票行情好不好，市场买不买单，那就要看他们的努力了。”

　　徐永光为银杏伙伴和景行计划写过一幅对联：银杏伙伴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共同成长携手创未来，机构伙伴德仰高山道择景行筚路蓝缕戮力启山林。横批：心向往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徐永光引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话，和《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嵌入这幅对联，可以窥见他的公益理想和情怀。

推动行业自律

　　1993年希望工程监察巡视员会议上，徐永光列举出了希望工程存在八大隐患—体外循环、假名营私、体制磨擦、制度风险、管理疏误、中伤毁誉、失准评判、自砸招牌。“这八条是在和巡视员讨论问题时随口说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在脑子里盘旋过，还没有整理过，当时讲第一条时想第二条，接着第三条。现在看，就是这八条，没有漏掉，也没有重复。最后我说，希望工程并非生存于真空之中，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它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有可能给希望工程带来灭顶之灾。”

　　转年年初，徐永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

　　社会监督属于外部监督，而一个公益机构的自律，则是更为重要。

　　1997年12月在中国青基会三届一次理事会上，徐永光报告，“中国青基会惟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的信誉，即社会公信度。要强调信誉在机构发展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了信誉，没有钱可以有钱；丢了信誉，有了钱也会衰败。自律不仅是对社会公众有交待，也完全符合中国青基会的根本利益。”

　　也是这一年，他对青基会秘书处提出了“五透明五不准”的自律守则，要求做到财务管理、收益分配、资产运作、物资管理、资助管理五方面的透明与不准。

　　第二年，徐永光赴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参观了美国基金会中心。回国后，他立即责成青基会机构网站负责人程刚注册了四个域名，China NPO、China NGO、NPO、NGO。年底，商玉生和徐永光在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的支持下，共同发起了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后注册为北京恩玖信息咨询中心。

　　2003年，徐永光参与起草的《中国非营利组织(NPO)公信力标准》发布，成为民间组织自律课题的重要成果。第二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全国政协十次会议上提出，应建立一个以自律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行业协调机制；制定行业诚信公约；定期对各机构进行评估，向社会公布机构信用评级，接受公众的监督。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他又提交了《关于民间基金会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建议案》。

　　“2001年年末，在一次关于非营利组织自律的论坛上，徐永光就讲，没有自律，谈得上他律吗？自律会使他律、法律更加有效，这句话很经典。他说这是一个市场的需要，你没有自律的东西，你用什么跟人竞争呢？有什么说服力呢？”商玉生说。

　　康晓光告诉《中国慈善家》，徐永光一直以来对“透明”格外关注，原因很可能是“他体会最深”，做到了透明，才能进行自我保护。“当时徐永光有一个比喻特别生动，他说别人要看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你不让，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你扒个精光，还在你身上抹得黑一道、红一道，乱七八糟。你老老实实给他看不就完了吗？主动透明，才避免误解和纠缠。”

　　2010年，由徐永光牵头，国内35家知名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基金会中心网上线。倡导基金会主动进行信息披露，打造“玻璃口袋”给行业提供开放的展示窗口，提供公平的竞争舞台。这或许是一个民间公益行业的自觉、觉醒的例证。一年后，“郭美美”事件爆发，更体现出这一平台的必要性。2012年，中基透明指数FTI（Chinafoundation index）上线试运行—这是中国第一份基金会透明指数，也是全球唯一。

　　徐永光告知公益同行，FTI将成为一把打开基金会透明大门的钥匙。

　　“基金会中心网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可能比国内还要大，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就来CFC。”徐永光说。

　　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曾说，“那些质疑中国慈善行业透明度的人们，请快点跑到你的电脑前，登陆中基透明指数网站，看看2000多家中国基金会领导人们共同完成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指数平台。中基透明指数令欧洲和美国的基金会同仁们感到自愧不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则称赞“中基透明指数的上线意味着基金会中心网正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基金会行业设定新的道德标准”。

　　基金会中心网的创立，徐永光亲自操盘并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周遭唱衰的情况下，克服种种阻碍和压力，将其做成。三年后，徐永光完成阶段任务，觉自己再无突破可能，恳请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继任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改任名誉理事长。

　　“‘功成不居’，这个东西知易行难，永光的心胸和境界，我和他接触将近20年了。我觉得他自己也在成长，这个也非常重要。”对徐永光的这个举动，康晓光做了如此评价。

胡锦涛、李克强、回良玉接见了获奖者，图为胡锦涛与徐永光握手

民非与资本的“集体婚礼”

　　“我想暂且不跟美国或者英国比较。”徐永光翻看笔记本电脑，“他们的市场经济和公益发展都很成熟，思想理念这些方面都比较成熟。我们中国确实太初级了，不大可比。”

　　2010年，2014年，徐永光两次到“社会企业故乡”英国调研考察。

　　前一次对徐永光来说是探秘之旅，他带着问题去，想要搞清“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定义，尤其是弄清英国人如何进行利润分配。考察结果是，当时的英国社会企业偏于社区利益公司，倾向于不分配利润模式。但徐永光的参访结论却是，“不要问社会企业是什么。就是不必纠缠于它的运行模式、投资、分配结构。只要是本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按企业化运作的机构，就是社会企业。”

　　如今，国际上对于如何定义社会企业尚存争议，徐永光认为在中国应该模糊处理，放宽条件。

　　“我们能不能跟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比？”徐永光说，接着，他列举孟加拉尤努斯的穷人银行、印度的谷糠发电站、肯尼亚的私立学校⋯⋯向记者介绍他总结的三大特点，一是由基金会投资，二是规模化、连锁化经营；三是做穷人的市场，赚穷人的钱。

　　为什么中国没能出现这样的社会企业？他大致给出两个结论。其一，政府权力大，负的责任也大，全能政府，包打天下，留给民间创新的空间就小。那些国家都是小政府、弱政府，便于民间施展；其二，公益文化不健康。

　　徐永光发现，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有三个带着“道德”评判的东西很有负面影响：一谓“道德绑架”，一家做农民工培训的企业要改制为社会企业，结果受训学员对收费产生了抗拒。“你们不是做公益嘛，干嘛还收钱？”而在英国，“道德消费”颇具市场；二谓“道德口水”，在中国，企业一旦宣称“公益”，则会被置于放大镜下，经营管理者薪酬也不能高；三谓“道德优越感”，这是由NGO转型社会企业管理者的通病，虽转型做社会企业，但并未“断后路”，仍指望捐款贴补，以“是在做好事”来原谅自己的低效率。

　　即便如此，徐永光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仍持乐观态度，对世界各国社会企业发展情况了解后，他得出一个判断，中国社会企业规模很可能后来居上，在5年之内反超欧美。

　　2014年以来，政府连续放出多个关于养老、教育、医疗三大产业相关文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推动三大产业进一步市场化。政府特别支持公共服务政府与民间合作的PPP模式，包括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和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营利或非营利都可获得政策扶持，只是在扶持力度上有所差别。

　　徐永光断言民非与资本的集体婚礼将要出现。一些商业模式好的民非将获得资本市场青睐，通过改制获得快速发展；民非和企业还可以通过租赁、借贷、服务派遣的方式进行合作。“可以想象，20多万家民非引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能不跃跃欲试？数万亿民间资本正在寻找投资机会，这两大力量的碰撞，一定会有好戏、大戏在后头。”徐永光说。

　　他觉得，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已万事俱备—社会有巨大需求，民非和企业有发展冲动，民间资本有敏锐嗅觉，政府愿意为成功埋单。他相信，中国将迎来一波社会创新的大潮流，无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将非常可观。同时，在国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这股投资大潮可望托举分量不小的GDP，且是绿色GDP，利国利民。

　　康晓光对社会企业将带来的改变并无徐永光那样乐观。“我觉得社会企业，首先不能说它对整个公益领域产生影响，这是不对的。它只是对社会服务这一块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担心公益行业内的“社会企业热”会将资源导向社会服务相关领域，而其他救灾、扶贫、环保、农民工法律援助等领域将受到影响。“社会企业的呼声很高，要泼点冷水，让社会保持一点清醒。”康晓光说。

　　由南都基金会作为主办方之一，徐永光参与推动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即将召开。

　　“我相信有这样一个平台，它在理念传播、资源整合、市场构建和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对社会企业发展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徐永光希望能借此激发民间资本对社会投资领域的关注。“在这方面，中国还非常落后。”

　　近些年来，徐永光主要致力于推动社会投资与社会企业。为此，他与慈善体制和民非制度打了不少墨水仗。通常抛出去的多，投回来的少；提的问题多，得到解决的少。近三年来，徐永光发表于媒体关于公益市场化及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公益信托与慈善税收等相关公益经济的文章就有十数篇之多。此次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他似乎又萌生“退”意。

　　徐永光的“退”有两种，功成身退和知难而退，常常同时出现。每一次“退”，接着便会看到他又擎起一面新鲜旗帜，走向一个新的空间。